瞭望东方周刊：富人的义务是交税

　　排行榜一出，评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和“富豪榜”一一对勘，以得出谁大方谁抠门儿的结论

　　富国为什么要帮助穷国？依过去的解释，帮助别国的国家一共有两种，一种是中国，乃是出于博爱的动机;一种是别的国家，全部或部分地出于自私的考虑，树立形象、收买人心、培育市场、缓和冲突等等。现在，很多人则讲帮助穷国是富国的义务，不过，论证这一

点不太容易，引起的争议也多;按现在的发展速度，中国也将成富国，到时候虽然我们很愿意帮助后进的兄弟们，但要说作为义务承担下来，就未必乐意了。说是责任，庶几近之。

　　那么，一个国家之内，富人对穷人，有没有什么责任或义务，或道德亏欠呢？本月里，谈这个话题的人又多起来，原因是，“慈善排行榜”又出来了，而且一出就是两张，胡润一张，《公益时报》一张，交相辉映。和上次一样，排行榜一出，评论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和“富豪榜”一一对勘，以得出谁大方谁抠门儿的结论。然后批评中国富裕阶层没有社会责任感，哀叹贫困者的可怜无助。

　　我不是不同意这些意见。我是想谈些别的。不同的阶层，是可以不自愿地相互掩护的。低下阶层常以高刑事犯罪率掩护其他阶层的其他犯罪，中等阶层常被用来掩护富人阶层，许多有利富人的公共政策，都是以他们的利益为辞，实际上他们从中所得甚少——中国的中产阶级好像还没有形成，不过先已当了好几回冤大头了。而富人阶层，这次我们看到的，则是在给全社会的道德状况和制度安排做着掩护。

　　济贫，经常被当作个同情心的话题来讨论。那么，各个阶层的表现如何？湖南湘潭，有伤者睡在路边五天等死，这是最近出的、大家都听说的事情。或许这种极端的例子本身不能说明什么，那么再看看别的。不止一个城市有了限制乞丐的法令，别的城市不好意思这么做，但只是不好意思耳，如果把这种政策交付民意，有调查证明，城市居民多一半会支持限制乞丐，驱赶无籍贫民。

　　不能什么都指望同情心。那是靠不住的。现在，一种意见已在流行，那就是:穷人是竞争的失败者，他们应该接受这个命运，安贫乐道，自然，社会也应该对他们有适当的救济——这种救济是出于同情，而所谓“适当的”，大概意指每月两百元生活费之类。在这种强大的意见面前，同情心的力量微不足道。

　　这种意见错在哪里？这得从“竞争”的手段说起。现代社会鼓励竞争,但规定了哪些竞争手段是可以采用的，哪些是不可以的。抢劫——一种主要依靠体力的竞争——就是不允许的。在理论上的原初状态，什么手段都可以采取；社会形成，建立了一些约定，某些人得放弃某些手段，比如不再在半路上抢别人的猎物，作为回应，社会保证所有人都不会饿死。负责执行这一保证的机构，就是后来我们称之为政府的事物。

　　不能把任何群体(更不要说一个阶层)弃在无助之境，多数人接受这一见解，但或者以为这是出于同情心，或者以为是为了避免麻烦(比如犯罪)。在这种理解下，扶贫济困或者成为道德领域里的事情,或者是出于对社会运行成本的精细计算。与此相应的社会政策，是一手制造麻烦，一手用法律的强力来对付麻烦。

　　现在讲究和谐社会。和谐的社会出自对所有社会成员负起责任的制度。改善贫困阶层的生活状况，即实现社会对成员的承诺，是政府的本来责任，而不是富人的道德义务。富人的义务是交税，由政府来再分配，其中的一部分将用于周济穷人，给他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平等的竞争机会。这是最粗浅的道理，也最容易给人忽略。

　　富人多做公益捐款，或出于同情心，或惭愧于交的税太少，或想完成自己心目中的社会责任，或想上榜等等，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好事，值得鼓励。但我不认为应予以道德挤压，否则，就算能挤出几文钱来，也无助大局。而且，这类善捐，似更应用于公益，或者资助对紧急灾害事件的救济，而不应做阶层间的直接转输，拿去访贫问苦。因为那样反会刺激出畸形的阶层心理，放大阶层差距，而且，为弥平承恩感，人们通常会发展出相反的情绪。

　　而由政府颁发的补助，穷人大可拿得心安理得。为什么不呢？一种观点认为,不劳动者不得食。但不劳而得食的人多得很,如遗产获得者,我们都觉得他们无可非议,何独苛求于穷人呢？而现在的世风,是上看富人不顺眼,下看穷人眼不顺。上看富人不顺眼,没本事予以制度制衡,只好予以道德压力;下看穷人眼不顺,则恨不得请到视线之外,或连人家用手机、坐出租车也要立法来限制。都是莫名其妙的事。文/刀尔登

　　刀尔登:六十年代生人,中文系出身,做过行政、研究、编辑等几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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