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崧(上海)
一场因部分日本右翼制订淡化昔日侵华战争教科书引起的争执，在中国与国际社会中产生了较大反响，然后，一连串
事件又将中日两国关系降到了新的低谷。这是中日两国人民与政府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随着万隆会议的召开，中国国家主席
与日本首相以负责任政治家的胸怀，抛开细节，高屋建瓴地确认了中日友好的大局，结果令人欣慰。
毛泽东同志说过：“马克思主义活灵魂就在于对具体问题作具体的分析。”姑且不去考虑日本当局对整个事件中的盘
算，就此教科书本身的产生过程或影响范围进行评估确有必要。
这部扶桑版教科书确实对当年日本侵华的暴虐行为进行了掩饰。可日本同类型的教科书一共有八个版本，而日本教育
界又基本为左翼所控制；这部教科书涵盖面积仅仅18所中学，在日本全部11,102所中学中仅占0.16%，也就是在
日本全部120万名初中生中使用这部教科书的还不超过2000人，可见日本教育界中右翼的观点本来就没有什么市场。如
果要对这部教科书中的错误进行清算，单是日本教育界左翼的力量已经绰绰有余。
其次，根据日本宪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六条以及教育基本法第十条的精神，(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
过程中只限于审查误写、误排及其他技术性问题，超出这一范围去涉及记述内容当否，即属违宪违法。关于教科书定稿的问题
，由于早年日本左翼出版教科书受到官方干预后提起诉讼、将官司打到了日本最高法院，并最终赢得诉讼。这一判例，造成了
官方对教科书只能在陈述事实方面可以把关，对观点根本无能为力。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的原则为：文部省审定教科书，只审
定教科书所述事实是否有误，不能干涉教科书中的观点。退一步说，即便日本现在是由右翼掌控，它的政治倾向对另外七本左
翼教科书也同样没有干预的能力。这就是中日两国的不同国情。
日本政府若想控制教科书的内容，将教科书的出版演变成为政府行为，则它就必须做两件基本办不到的事情：一、修
改宪法；二、推翻最高法院的判例。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篡改侵略史的教科书之审定，国际社会才能认定这是国家或政府行为。
我们说了那么多，做了也不少，不就是为了正本清源，还历史于真实，为国际社会讨公道吗？如果不能认定这是国家
行为，也就不存在通过外交途径去交涉的问题；如果一本教科书的内容对他国民众有刺激作用，或许通过两国民间的交流或学
术界的交锋不失为一个更好的解决问题的途径。这样既不会影响国家关系，也不至于伤害双方人民的感情，更为两国政治家在
外交层级商议双边与地区乃至全球方面的合作发展大计留有更大的空间。
目标确定以后，途径非常重要。中日两国要维护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就需要双方政治家共同努力，以史为鉴，面向未
来。两国老一辈政治家亲手培育起来的中日友好关系必将为双边的发展、对亚太地区与全世界的稳定与繁荣，产生巨大的贡献
。这才是我们要维护的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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