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如何看待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未进公务员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在4月27下午举行的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这部国内首部用于管理人事干部方面的法律将于2006年1月1日起实行。

　　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填补了中国法律体系的一个空白，对于健全机关干部人事管理

法律法规体系、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具有里程碑意义。

　　该法将近十年来形成的干部人事管理的新成果，如竞争上岗、公开选拔、职位聘任以及领导干部任职公示制、任职试用期制和引咎辞职制等，进行总结吸纳，上升为法律，有利于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充满活力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善于治国理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国外称之为“阳光法案”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并没有被规定在公务员法中。有委员认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权衡，目前入法确实有很大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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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官员财产申报制度难入法，是顾及官员财产的隐私权！

　　确实，个人隐私受到法律保护，这是人权的要求，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但是，当个人隐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时，个人的私事就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不再受隐私权的保护。在这里，社会政治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已经高于个人隐私的价值。作为官员，他们拿的工资是纳税人的钱，这与公共利益有着紧密的联系，应当接受公众的监督。让官员进行财产申报，并不是侵犯官员的隐私权，而是一种正常的监督。

　　从法律上来说，让官员申报或者是说清财产，已经在立法中有所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就是涉及官员申报财产的一种罪名。而该罪名的确立，事实上是遵循这样的思路：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有义务说明和解释其财产来源。如果其不能证明巨额财产来源的合法性，从逻辑上只能被认为是非法收入，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这样的法律规定，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我国立法机关在对官员财产是否具有“隐私权”问题上的取向。由此，我们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既然官员不说清或说不清巨额财产来源可以构成犯罪，那么，让官员申报财产又何来侵犯其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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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产申报制度能否立法无关隐私 归根到底是公众利益与官员利益的博弈

　　看来，财产申报制度遭遇了多头博弈。

　　首先是显规则与潜规则的博弈。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官员作为人民的“雇员”，理应光明磊落，接受人民的监督，其中也包括了财产的申报，这是显规则，而“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是时下的潜规则。两种规则如果在公平、公开的机制下正面博弈，胜负是预料中的事，可惜公平、正面博弈被回避了，潜规则连一句自辩的话也不说，就可以把显规则打下水去。

　　其次权力与法律的博弈。权力与生俱来就有不受约束、不受控制和恣意胡为的本性，天生带有野性且野性十足。一旦失去约束，它就会泛滥成灾，表现出放纵、极端、非理性的本来面目。而法律正是这头“野牛”的“栏栅”，把它牢牢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权与法的博弈，应该在法的“笼子“里公开进行，而今却是在权力的台底下交易。无法无天，权字为大，孰胜孰负已非昭然若揭？

　　再次是官员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公民享有法律保护的隐私权，这是毫无疑义的，而官员因为享有一般公民所没有的其他特权，因此必须让渡部分个人权利，包括名誉权、隐私权等，以供公众知情与舆论监督，以保障权力的合法使用。这种博弈早就在许多国家进行过，并成为共识，拿来就是了，大可不必另起炉灶，谁知还是有人把它们放进“国情论”里博弈。

　　这场多头博弈，归根结底是公众利益与官员利益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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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政府官员的权力是为公众服务的，但是其权力一旦形成和被掌握之后，就很可能异化为民众利益的对立物。因此行使权力的国家官员必须接受公众的监督和制约，否则受损的只能是公众的利益。而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前提，也必须要了解官员的个人信息、权利的形势和运作、拥有财产总量等基本情况，这些内容自然也就包含了所谓的个人隐私。这也是由于官员隐私权有其特有的复杂性所决定的，因为他们的隐私往往既存在于其公权利的行使过程中，又存在于自身权利的行使中。也就是说，一个官员包括其资产额度在内的私人信息具有公共意义，因此官员一些私人信息必须为公众掌握，尤其不能隐蔽其财产额度，否则就意味着侵犯了公众的知政权。

　　其实，很多官员怕个人隐私被公众熟知后出现“纰漏”才是其真实想法。可是所谓“纰漏”，无外乎是一些与官员身份、收入不相符的“东西”暴露给公众，这些“纰漏”往往就是伴随权利所得到的东西，那么也正是这些“纰漏”反而最需要公众监督。因此这些“纰漏”的出现，也足以说明公开官员的部分隐私有其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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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哪怕财产申报啊

　　从尊重“隐私权”的角度来说，我国的发展是比较晚，在这方面尊重得最厉害的倒是那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然而在那里若是有谁以尊重“隐私权”这个“理由”去阻止、推倒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这哪能成为一个“理由”？！那肯定是要笑掉大牙的。

　　再以“公众的知情权”来说，它绝对是一个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的、不太受重视的环节”，在“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中，“公众”要求的“知情权”，依我看，实在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它所要求的“知情权”不就是领导干部的财产是不是正常、合理、合法，仅此而已啊！它又侵犯了领导干部哪门子的“隐私权”啊！实在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很！

　　我们总是这样来形容中国官员的主流：“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对此，我没有异议，而且坚信不疑。也正是因为笔者坚信“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这一条，所以，我就更认为“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不入法的做法值得商榷。为什么？因为“绝大部分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的干部”没有任何理由来反对“领导干部财产申报制度”，为什么？自己的财产来得正、来得合法，哪怕什么申报的啊！

　　相关专题：人大通过公务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