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交悄然转型 要培养民众大国国民意识

　　2005年4月，也是中国外交的春天。

　　4月20日—28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文莱、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25日，胡锦涛与印尼总统苏西洛共同签署《联合宣言》，宣布建立中国与印尼战略伙伴关系。27日，胡锦涛与菲律宾总统阿罗约会晤后一致同意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性合作关系。

　　此前的4月5日—12日，温家宝访问南亚期间，中国与印度建立了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了1981年恢复谈判以来第一个解决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国与巴基斯坦则签署了中巴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南京大学教授蔡佳禾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用条约形式确定两国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巴基斯坦是第一个。”

　　步入“最好时期”

　　如果要更好地观察近年来中国外交的全貌，还需要将时间往回拨动。2004年10月，中俄签署《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标志着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巩固。4月21日，俄罗斯批准了这一协定。

　　整整一年前，2003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成为东南亚地区以外第一个加入该条约的大国。在这种合作精神的推动下，2005年3月，中国、菲律宾、越南三国签订协议，联合对南海进行地质研究和考察，南海有望从“争端之海”变为“友谊之海”。

　　西边，中国与中亚国家以上海合作组织为纽带，合作面由安全领域逐渐扩展到经贸领域。

　　在大国关系上，中国外交近年来同样取得了不少突破。2003年10月，中国与欧盟第六次领导人会晤决定将双边关系从全面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连中美关系也传出好消息。2005年4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宣布，美中双方已同意就全面的政治和经济议题举行定期高层对话。据悉，首次中美定期高层对话将于今年6、7月份在华盛顿举行。

　　类似的突破也来自周边国家以外的其他发展中国家。2004年11月，胡锦涛访问阿根廷期间中阿双边关系由全面合作伙伴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一系列关于“最好时期”的表述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反映中国外交的“春天”。

　　2004年11月，温家宝在老挝首都万象会见印度总理辛格时说:“中印关系目前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

　　2004年9月，温家宝在访问俄罗斯前夕对俄罗斯媒体说:“中俄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2004年9月，中国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会见英国国防大臣杰夫·胡恩时说:“中英关系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

　　2004年5月，温家宝访问德国时说:“中德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中法关系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2004年“法国文化年”在中国举办，这一表述成为中法官员的共识。

　　甚至是最重要也是最复杂的中美关系，美国前任国务卿鲍威尔也曾多次表示中美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甚至是“绝佳时期”。从今年3月现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华等迹象来看，分析人士认为布什第二任期对华政策并没有实质性变化。

　　“可以说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自由度更大，对经济发展目标最为有利的时期。”蔡佳禾认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骥如也同样认为，中国外交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

　　走向“有所作为”

　　“中国的外交有很强的延续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认为，“新阶段”更多是改革开放以来外交政策的延续和发展。

　　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中国外交处于快速的变化中。

　　2005年4月15日,年仅6岁的何清澈在父母的带领下,来到位于朝阳门桥东侧的外交部大楼正门排队参加安检,准备参加外交部开放日活动。“我最想见李肇星爷爷!我长大了也要当外交官!”何清澈说。

　　何清澈小朋友最终如愿以偿，他不但见到了“李肇星爷爷”而且还跟他合了影。这是外交部第三个公众开放日的情景。这一天，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57名普通参观者也在外交部大楼里见到了外交部长李肇星。今后，外交部每年将举办两次这样的公众开放日，形成机制化。

　　中国政策不透明一直是国外部分人疑虑中国走向、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一个依据。开放外交部折射出中国外交走向开放的新思路。中国高层领导人频频出访并在各种场合阐述中国外交政策的举动同样暗合这一思路。

　　“经济外交是中国新外交的一个明显特点，而且这个特点将越来越突出。”外交学院周永生教授认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思路是努力与合作国实现一种双赢或共赢，比如与所有有意愿的国家推动自由贸易区建设。

　　经济的相互依存促进国家关系的稳定，这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的普遍规律。事实上，中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背后几乎都有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给世界各国特别是周边国家带来新的发展机遇。”2005年4月26日，胡锦涛在出席印尼工商界及社会各界午宴时说。近年来，中国和东盟的年贸易额一直保持着近30%的增长速度。2004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059亿美元，东盟国家顺差达到200亿美元。

　　“中国外交过去主要是被动反应式的，而现在更为积极主动。”周永生说。由被动到主动的变化成为中国外交又一清晰的路径。2004年8月底，胡锦涛主席在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说:“要增强外交工作的创造性、主动性、进取性，维护和拓展我国国家利益。”

　　中国积极斡旋朝核危机,既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又扩大了与美国等国的合作面,成为这一变化的典型例子。而诸多的“第一次”或“首次”足以成为这一变化的辅证。

　　2004年11月，首届东盟地区论坛安全政策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倡议由中方在前一年提出。

　　2003年6月，胡锦涛主席参加在法国举行的八国集团(G8)峰会，这是中国第一次接受G8邀请，而此前中国曾数次拒绝G8的邀请。

　　2002年10月,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举行反恐军事演习,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与外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此后,中国分别与上海合作组织、印度、巴基斯坦、英国、法国等国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逸舟认为过去中国主要是内向型的目标设置，对国际事务的关注程度不够，“韬光养晦”做得不错，但“有所作为”可能做得不够。他认为今后中国的外交应该是内外兼顾的，既考虑自身的需要和发展，又关注全球的人类的生存和命运。

　　“未来10年会见证，这实际上是中国外交的一场静悄悄的转型，或者说静悄悄的革命。”王逸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要培养“大国国民”意识

　　同样是在中国外交“捷报”频传的4月,中日关系却遭遇极大的困境。同样对中国外交造成挑战的还有美日安全同盟和仍然悬而未决的朝核危机。中国的周边环境还充满变数。

　　马振岗认为,不应对中国外交过于乐观。马振岗说:“国际关系的变数太大,比如1995年,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曾明确表示不会允许李登辉访美,但美国最终还是变卦了。”

　　马振岗不久前刚参加了一次在日本举办的国际会议，会上一位日本学者对他说:“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感到中国在崛起，对此我没有思想准备。”

　　马振岗说这种想法在日本人以及西方人中相当普遍，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方向存在疑虑，而这些人并不一定是反华分子。对此，马振岗认为光靠谦虚，说自己还很穷是不够的，中国外交要做更多的解释工作，同时要增加政策透明度。

　　“还要对中国民众进行‘大国国民’的意识教育。”资深外交官马振岗说。他认为，外交不能“跟着感觉走”,不能完全按照中国意愿进行，而是需要“理性外交”。

　　外交学院副院长曲星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由于国际局势充满不确定性,在预防性外交方面,中国外交还可以加强。

　　曲星认为，随着国际社会对中国关注度的增大，中国国民应该有更加成熟、平稳的心态，理性客观地看待各种各样对中国的评论和声音。

　　同样重要的还有对于国际义务的承担。王逸舟研究员认为,今后中国外交要考虑过去不太关注的方面,就是在国际事务中更加积极地参与,更加主动地提出创意,更有建设性地负责任地去发挥作用。

　　“比如在全球环保方面、全球维护人权方面、全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方面，在防止破产国家数目增长方面，在局部冲突方面,以及在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世界经济的谈判进程、国际经贸关系的不合理现状得到改善方面，中国如何做出贡献，都是应当好好考虑的。”王逸舟说。

　　中国外交其实已经迈出了这样的步伐。印度洋海啸后，中国政府向灾区提供大量捐款和援助。在胡锦涛此次访问之前，为帮助印尼开展尼亚斯岛的地震救灾工作，中国政府决定在已向印尼提供50万美元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再提供总价值200万美元的现汇和物资援助。

　　为把救灾物资尽快交付印尼,胡锦涛还决定用专机给印尼运送一批救灾急需的物资。4月21日,陪同胡锦涛主席访问印尼的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代表中国政府在雅加达机场把这批救援物资转交给了印尼政府代表。

　　当然这些还只是开始，更关键在于能否成功地实现中国外交的转型,“对新一代领导人来说，未来十年可能是关键的时期。”王逸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舒泰峰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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