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2亿人受职业病危害 无视防治法成首因

　　2亿劳动者之病痛

　　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有的地方出现了“尘肺村”、“中毒村”

　　丽丽是2005年3月25日被母亲送到瑞金医院的，这时她刚刚过完14岁生日。正在值班的皮肤科医生施若非见到她的时候，丽丽全身已经布满了暗红色的斑点，用手撑开她重重的眼

睑，看到的是泛黄的白眼球。口腔里，嘴角、眼角，也有零散的溃烂。

　　丽丽妈妈说，“我弟媳和我姐姐架着她来到瑞金医院的时候，她浑身都是疙瘩，脸上也是，还开始掉皮，把人家都吓坏了。”

　　化验报告出来了:血压偏低，心率偏高，谷丙转氨酶严重超标，达到正常水平的几十倍，小便中的红细胞就4个“＋”号……这些都是典型的中毒感染迹象，并且丽丽的肝肾功能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是丽丽的细菌检测和病毒指标都是正常的。

　　值班医生马上做初步的治疗，“吊了好多盐水，用了好多冰块，但还是不行。”

　　到了第三天，丽丽的病情未见好转，而和她一起工作的小燕子也病倒了。于是大人们也把她送到了瑞金医院。上海瑞金医院皮肤科医生施若非一看，她和丽丽两个人的眼睛一样黄，问，她们两个怎么黄得一模一样。“当时我说，‘她们两个是一起工作的’，她们是一天进厂的，都是我介绍进去的。”丽丽母亲回忆说。

　　进厂才20多天，就得了职业病

　　晚上7点的时候，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来到了瑞金医院。

　　孙医生看到丽丽和燕子的情况，就问，用没用过“三氯乙烯”。丽丽妈妈说，她们厂里用“三氯乙烯”清洗汽车配件。

　　三氯乙烯是目前常用的有机溶剂之一，广泛用于电子、五金、电镀、印刷等行业，主要用途是金属表面的去污、脱脂、清洁。它可能对接触者造成肝脏、肾脏损害，也有可能造成中枢和末梢神经系统、心脏、皮肤等损害，死亡率一般为5%-10%，严重的皮肤、肝肾损害合并症死亡率在50%以上。

　　施医生说，以前在上海出现过一次三氯乙烯中毒的报道，但是并不多见。这种中毒在广东出现得比较多，已经有死亡的报道。

　　孙道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我们首先排除了药疹和传染性肝炎的可能，问了她们两个的职业史后，确定她们是间接接触三氯乙烯引起了变态反应。”

　　变态反应是一种过敏反应，反应的大小和个人的体质有关，和接触的剂量没有明确关系。孙医生说，这个冲压车间里有人清洗零件，有人冲压，但是三氯乙烯挥发特别快，整个车间里都弥漫着三氯乙烯气体，如果车间的吸排风系统健全，阻断三氯乙烯和其他人接触的话，中毒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丽丽妈妈说，她们进厂一共才20多天，而且她们两个不是清洗工，只是在清洗工清洗好的零件上打洞，不过她们都没戴手套。

　　年龄比较大的清洗工都没有发病，反而是清洗后一道工序上的丽丽和燕子发病了。施医生说，并不是每个接触三氯乙烯的人都发病，这和接触者的体质有关。而且，三氯乙烯发病的年龄，在17、18岁的特别多。

　　中国受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丽丽只是中国为数众多的职业病受害者的普通一例。

　　2005年4月18日，在北京召开的“第10届职业性呼吸系统疾病国际会议”上，卫生部的相关负责人指出:我国的职业病形势十分严峻，目前我国有毒有害企业超过1600万家，受到职业病危害的人数超过2亿。

　　在此之前的3月16日，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在“全国职业病防治电视电话会”上说，自上世纪50年代我国建立职业病报告制度以来，已累计报告尘肺病人58万多例，其中死亡14万多例，现有尘肺病人44万多例，每年新增尘肺病例约1万例。全国每年报告的职业中毒和生产性农药中毒病人近3万例，报告中毒死亡数约1500例。有的地方职业病危害已发展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出现“尘肺村”、“中毒村”。

　　职业病危害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蒋作君强调，出现这些问题的首要原因，就是一些用人单位无视《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没有切实履行法定的职业病防治责任，没有采取有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劳动者没有得到应有的职业卫生服务，劳动用工制度不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全面落实，劳动者的健康权益得不到保障。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教授说，劳动保护本身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不仅涉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也涉及地方政府和企业的关系。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将影响就业和社会的稳定。

　　他认为，近年来，一些地区出现频繁的矿难事故，是劳动保护法律和管理规定实施不力的典型例子，究其原因并不仅仅是政府管理能力的问题，更涉及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和利益博弈问题，涉及法律执行中的相关监督等问题。

　　许多悲剧本来都可以避免

　　中国《职业卫生防治法》于2002年5月1日开始实施。上海卫生防疫站的老站长王耀祖认为这是中国最完备的一部法律。如果它能够得到全面贯彻的话，许多中毒事件、许多尘肺、许多放射性损伤都是可以避免的。

　　“乡镇企业的无序发展，三资企业的大量涌现，同时带来了大量的职业病问题。他们办厂，什么都不管，而政府重视的是创造投资环境，忽视了劳动者的健康。引进的许多东西都是没有防护措施的。以前有毒化学药品上还画一个骷髅头作为警示说明，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写，直到出了问题防疫站才去查。”王耀祖说，“职业病从健康上害了好几代人。”

　　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卫生学系何丽华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目前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化工原料投入使用，企业从雇人开始就应该要求体检，检查是否有禁忌症，如果是过敏性体质就不能接触有毒化学品，如果是耳朵有问题就不能接触噪声，而这在很多中小企业中从管理上根本做不到，更严重的是，他们对工人也没有任何防护。

　　“农民工的问题更加严重，他们流动性大，经常去修路、开矿，很容易产生速发性矽肺，他们跟用工单位又没有劳务合同，有时得了病就不干了，想找他们也找不到。”何丽华教授说。

　　“很多民营企业都是作坊式的手工作业，即便我们举报了，等到卫监去查的时候已经没了。农民工生病尤其得不到保障，一般不给他们体检，如果不得不体检，体检出了问题就马上把他们辞退了。好多病人来我们这治了一下，稍微好点就由于私下交易出院了，也不知道彻底好了没有。”李主任说。

　　卫生监管部门有苦衷

　　根据2005年1月17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职责分工意见的通知》，职能调整后，卫生部门的职责有了调整，作业场所的职业卫生监督审核，事故调查和处罚，对经营单位进行安全培训这部分工作移交给安全监管部门。

　　中国《职业卫生法》出台后，一直处于动荡的边缘。职业卫生监督工作是归口于卫生局还是归口于安全生产监督总局还不清楚，所以执法有很大的难度。不是下面的人不想干事，而是政府的职能划分不清，“现在卫生局要把这块交出去，但安全生产总局还没准备好接收。”

　　上海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朱俊医生说，现在监督工作暂时还没分过去，所以工作还是要继续。

　　职业卫生监督工作，就是针对工业企业、农业企业的职业卫生监督问题，调查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关系，保证劳动者在职业过程中的健康。

　　“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手很少，很难做到每家每户都查到，一个区一般只有一两个人，多的话四五个人，每个区的企业太多了，不光是铅和正乙烷，还有很多很多。只能拣重点的监管，对他们进行分类管理，接触有毒化学品的要经常检查，接触噪声的可能一两年去一次。” 上海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唐杰说，上海10万家厂，400多万产业工人，接触有毒有害物质的200多万，而真正从事职业卫生监督的只有60多个人，5年都未必查到一次。

　　唐杰说，“有的厂子我们找都找不到，主要依靠乡镇卫生院的防保科下去摸底，把厂家的名单报上来，我们是采取市、区、乡镇的三级防控体系。”

　　中国采取的是企业申报制度，依靠存在危害因素的企业的主动向职业卫生监督部门申报，申报制度毕竟不是许可制度，许多企业存心不申报，也有企业不知道要申报，所以很多企业是监管不到的。

　　“许多中小企业有生意就做做，没生意就关掉。有事情的时候叫农民来做，没事情的时候，农民回家种地，监管他们就很困难，什么时候开工也不通知你。大企业其实自律比较好，中小企业能逃就逃。”唐杰说。

　　从行政管理到法制管理

　　中国涉及职业安全的相关部门是卫生部和安全生产监督总局，上海是安全生产办公室和卫生局，真正的办事机构是卫生局卫生监督所职业卫生科。

　　中国的职业卫生是根据工业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大学毕业就到卫生防疫站工作的王耀祖，已经在职业卫生领域工作45年了。

　　他回忆说，在上世纪50年初的恢复时期，大多数是解放前留下的企业，基本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所以需要重点解决对工人的危害问题。到上世纪60年代，上海在4个地方建立工业区:闵行重工业、吴泾化工业、闸北机械工业、高桥石化业，政府从行政上管理职业卫生工作，建立职工的健康检查制度。

　　“其实上海职业卫生系统的技术力量非常强,《职业卫生防治法》编委里面六分之一是来自上海的。”王耀祖几乎参加了中国每一次职业卫生相关法规的制订工作。

　　“全国跟中央，中央看上海”，曾是许多专家对职业卫生工作改革的总结。但是上海在把卫生防疫站改制成职业病院，而后又并入综合医院后，职业病研究没有效益，得不到重视，防、治、研脱节，职业病防治机构萎缩。目前，上海职业卫生的研究水平已经在全国落后。

　　中国从1979年开始起草，1989年公布了《中国尘肺病管理条例》，从行政管理开始过渡到法制管理，2002年颁布的《职业卫生防治法》，被许多业内人士认为是一步比较完备的法律。

　　王耀祖说，“令人痛心的是，职业卫生监督的力量和业务水平现在都有严重的倒退。卫生部门重治疗轻预防，2002年公布法之后，宣传、贯彻的力度都不大。职业卫生监督力量也一再被削弱。很多专业的职业病防治医院都被撤掉了。”

　　“现在中国独立的职业病防治院只剩下12家。”已经并入上海肺科医院的上海职业病院中毒科主任孙道远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本来中国从80年代开始每年都要公布职业病发病情况，现在也不公布了。仅仅从公布的数字上看，全国尘肺病有50万，还有50万可疑，这100万说明中国是世界上尘肺最严重的国家。”王耀祖说。

　　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

　　“我们的业务，主要是为外资企业服务，他们对中国法规的中国特色并不了解，这些境外机构多半不能适应中国的国情。”上海欧萨环境资源管理咨询公司主管王小兵说，他的公司最近刚刚获得了职业卫生服务机构资质，可以对生产型企业进行环境健康服务。在他的客户名单上，包括了“安捷伦”、“英特尔”、“瓦锡兰”、“强生”等企业的名字。

　　“在中国出现一种职业病，4万罚款就到顶了，2万罚款，2万给员工，再加上5000块的鉴定费，如果在国外的话，这家厂子肯定是要倒闭的。”王小兵说，中国的企业多数是国有企业，职业病的发病率远远高于政府公布的数字。

　　“现在我们的客户以外企为主，因为他们知道靠主动提高生产环境的质量来降低经营的风险。政府的立场是只要不出事，什么都好说，企业的立场是只要政府不找我麻烦，我就不用做。只有到了政府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超过他们改善生产环境的成本时，我们的春天才会来。”王小兵说。

　　在美国，劳工部对职业卫生负总责，它可以直接接受职工的投诉，直接授权相关机构对生产环境进行检测，直接开出巨额罚单，甚至对相关的责任人进行起诉。所以在美国不重视职业卫生的话，企业倒闭的可能性很大。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周志俊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计划经济时代，通常认为职业卫生是政府的事，现在职业卫生法规定，职业卫生的工作主体是企业，开办一家工厂必须提供相应的职业卫生条件。但是企业没有或没能力完全做好这件事，他们的知识面、经济、技术达不到这个要求。国家应该帮助企业了解法规，职业卫生服务提供单位作为第三方服务于企业和劳动者。

　　蛋糕很诱人，但是很难吃到口

　　王小兵们开始角逐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市场，还远不到成熟的地步。

　　上海化工局职业病防治院朱彩菊医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技术服务市场一片混乱，恶意竞争，评介质量不过关。“就那么几家大公司，大家都去抢，其实这些公司一直是比较正规的，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真正会出问题的地方，大家反而很少去查。”

　　职业卫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现在职业卫生监督人员断层很厉害，30到40岁是一个断层，45到60岁一个断层，只有40-45岁的人稍微多一些，还都做了领导。朱彩菊说，老执法监督员都有严格的要求，每年都要全市统考。然而，现在本科以上，有三年以上从业经验的数来数去就那么十几个人。

　　“现在很多专家都是领导型专家，重管理轻业务，真正制订规范的时候漏洞百出。刚刚出台的关于职业卫生监督的几个条例可操作性都不强，现在都要修订。”朱彩菊说，“我国的职业病发病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个机密，这也是为维护国家形象考虑。”

　　朱俊医生说，有时罚也不是办法，重要的还是对企业进行教育和指导。

　　“这么多的企业，你能查到多少家，天天查也查不过来。只能靠他们自己自觉，国外执法没我们那么累，他们守法的话我们就轻松多了，处罚他们也不是办法，证明他们违法对我们来说成本也是很大的。”唐杰科长说。

　　《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一些专家认为,以前的服务机构是政府,没有形成市场,谁做都没关系,蛋糕就这么大,现在以他们的能力在保护下面能够吃到80%,但是市场一旦放开以后,可能就只能吃到20%。

　　政府把进入市场的条件限制得很死,使得很多人想做但是没有条件进入这个市场。专家认为,政府应该培植、引导和规范市场,让职业卫生服务企业逐步完善自己的能力,职业卫生的主体是企业,让企业拿钱去买这个服务,服务企业也有个发展壮大的过程,而不是设立很高的门槛。《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于达维/上海、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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