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郭松民
看了河南省公安厅在近日召开的“命案侦破攻坚电视电话动员会”上，明确提出“对新发命案要快侦破，力争发一破一；大胆运用一切现代侦查手段和常规侦查手段，力争在5月份实现现行命案破案率突破90%的大关”(5月9日《大河报》)的消息后，我不由得捏了一把冷汗：又是“命案必破”！
为什么提“命案必破”的要求就容易酿成冤案呢？主要的原因是在这里出现了手段和目的的错位。本来，“破案”仅仅是维护正义的手段，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在省公安厅严重地提出了“力争发一破一”和“命案破案率突破90%的大关”这两项十分具体的要求之后，对下级公安机关来说，“破案”就开始变成目的本身，而正义和法律反而变成手段了。为了做到“命案必破”，放任、甚至故意制造冤案也就变得“合理”了。
那么公安机关如何才能做到既提高破案率有又不损害正义呢？在我看来，破解这一困局的关键就是在侦破和起诉过程中要严守“程序正义”，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一系列办理刑事案件的原则、期限和程序来进行。刑事诉讼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既包括“打击犯罪活动”，也包括“保护公民正当权益”，两者要并重不可偏废。此外还要尊重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的各项权利。佘祥林案之所以办成了冤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本该享有的各项权利均被忽略，甚至被故意压制了。
这里还存在一个问题是，如果上级公安部门不对下级公安部门下达“命案必破”的指标，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公安部门的激励机制的问题呢？我认为激励问题最好交由同级人大和新闻媒体来解决。按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公安局长是由同级人大任命的，人大代表可以通过质询等方式来督促公安机关的工作，至于舆论监督的作用更是不言而喻的。人大代表和新闻媒体同上级公安机关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的信息来源是多元的，并不完全依赖公安机关的汇报，而且由于他们要向选民和读者负责，因此不仅会关注破案率，也会更加关注办案的过程是不是符合正义的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公安机关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冤案就难以完全避免。但在这一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之前，如果上级公安机关不是单纯地以“破案率”作为管理手段，而把“程序正义”作为“命案必破”的先决条件，也是可以最大限度的降低冤案出现概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