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模评选50年变迁侧面反映社会经济发展轨迹

　　劳模的变迁

　　本报记者 刘俊　在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4月30日上午，2005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将5月1日定为法定的劳动节。第二年，新中国的第一批全

国劳模正式诞生了，这一中国普通劳动者可以获得的最高荣誉的评选，除了文革动乱中断10年之外，一直延续至今。

　　今年正逢“劳模评选年”(改革开放后，全国劳模每5年评选一次)，与过去评选劳模有所不同的是，本次劳模评选前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两审三公示”，这是劳模评选史上的第一次。据人事部副部长尹蔚民介绍，2005全国劳模评选公示人选的名单是2977名，在公示期间，筹委会办公室共收到举报来信342件，涉及到33个工作单位175人。

　　事实上，早在劳模人选公示之前，有关某些个人是否适合当全国劳模的争议已经在坊间铺天盖地。劳模的评判标准是在与时俱进，还是正渐渐被明星的耀眼光环所吸引从而导致部分劳模名不符实？

　　在数万名劳模中，我们遴选了4位，他们分别是1952年当选的申纪兰(农民)，1979年的曾庆存(知识分子)，1985年的许海峰(运动员)和2000年的张玮(技术工人)。我们试图从这4个人的身上，为人们的困惑和争议寻求答案。

　　这4位劳模，每个人当选的背后都有着特殊的社会背景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比如曾庆存当选时，恰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科教兴国战略，从事科研工作的曾庆存因此得以成为“文革”后第一批劳模；而张玮获此殊荣时，正值国有企业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专家型产业工人自然而然地成为全国工人的楷模。

　　在他们的身上，还可以发现很多共同之处。

　　几乎每个人都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的，他们从来不是为了当劳模才拼命工作，他们只是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并把事情尽力做好，他们一开始纯粹为了完成自己个人的心愿，只是后来被赋予了更高层次的色彩。

　　在这4个人眼中，不管有没有被评为劳模，他们做的事都是在尽自己的义务，通俗点说，就是在做好本职工作。荣誉对于多数劳模而言，是肯定，是激励，更多的还是一种责任。

　　针对今年舆论和社会公众对劳模评选的争议，一位学者曾表示，如果评选机构和评选制度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时代，这些不必要的疑惑和争论即可避免。

　　从以工人和农民为主体，到知识分子、农民工乃至体育明星跃然其间，劳模内涵的外延正被不断地放大，而国家给予劳模的评价以及他们身上承载的模范作用却依然如常。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5年度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盛赞劳模，称他们是民族的精英、国家的栋梁、社会的中坚、人民的楷模。

　　还原当年发生在劳模们身上的故事，既可以为我们勾勒出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劳模评选机制历经50多年的变迁历程，而且通过考察劳模主体的变化，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轨迹。

　　申纪兰 50年“劳模专业户”

　　本报记者 刘俊　申纪兰要盖新房子了，这一天她已经等了30多年。

　　原先住的那3间平房还是“学大寨”时大队统一建的，由于年久失修，一下雨家里就漏得到处都是水。但这不是一座普通的房子，胡锦涛和朱基曾到这里看望过申纪兰，在卧室的一面墙上，更是挂满了她和党中央三代领导人的合影。

　　发生在这个普通农村妇女身上的传奇还远不止这些。她曾作为新中国妇女代表，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越南领导人胡志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接见过他；苏联青年英雄卓娅的母亲曾给她写过信；她还是第一到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50年风雨演变的亲历者。

　　申纪兰命运的转机出现在1952年的春天。

　　那一年，申纪兰带领全村妇女努力学习农业技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劳动竞赛，终于在村里争取到了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后来这一制度被誉为中国妇女解放的一块里程碑。

　　“两个女的挣的工分都抵不上一个男的，不公道，太亏待妇女了。”平常不怎么爱说话的申纪兰勇敢地跟当时的合作社支部提出了这一想法，没想到立即遭到很多男社员的反对。申纪兰不想和他们争辩，而是通过实践证明了妇女的确能撑起半边天。

　　没过几个月，她即被村里告之成为了全国劳模，那一年，她23岁。

　　奖状是县里派人送到她家的，对于当初拿到奖状时的心情，申纪兰回忆说，她只兴奋了一小阵，生活很快又归入了平静。申纪兰的事迹真正轰动全国是一年之后的事，1953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劳动就是解放，斗争才有地位》的长篇通讯，全面介绍了山西省长治市西沟村妇女争取同工同酬的经过，申纪兰这个名字便一下子响彻中国。

　　第二年9月，申纪兰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她一起去的还有西沟村的老支书李顺达。能到北京是申纪兰这辈子做梦都没有想到的，她骑着毛驴从村里出发，赶到市里，一路坐着火车，走进了中南海。

　　“什么话都不敢说，就知道跟着人家一起举手、投票。”回想起那段幸福时刻，申纪兰仍然记忆犹新。让申纪兰更想不到的是，毛主席居然亲自接见了她，握着毛主席的手，申纪兰紧张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就在那时，她也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从哪里来，就到哪里去，始终是申纪兰牢记心中的一句话，虽然前后有多次升官进城的机会，但她没法割舍对西沟村那片土地的依恋。

　　1973年，组织上找申纪兰谈话，要她担任省妇联主任。但她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低，又没有机关工作经验，想婉言谢绝，可是组织的决定又不能不服从。“做可以，但有几个原则”，那就是不要级别、不挣工资、不转户口、不要专车。在当省妇联主任的10年间，据说每次到机关开会，申纪兰总是在职工食堂排队打饭，等把工作安排好之后，又坐班车回西沟参加劳动。

　　“妇联主任就是当干部了，脱离群众了。我还是想和群众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我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跟群众在一起。”说起当初的选择，申纪兰没有一点懊悔，她说一离开农村自己就“过不惯”。

　　1983年，申纪兰坚决辞去了妇联的工作，她发现，跟在城里当官相比，在农村她能使上更多的力。同样是在这一年，她被选为长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一直连任至今，这一次，她照样开完会就回村里。

　　后来，申纪兰又分别在197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劳模专业户”。“劳模很多啊，有的当一届两届就不当了，不是固定的，好了就是劳模，不好的就不是劳模。今年好不等于明年继续好。”多年来，劳模这个称号在给她带来莫大荣誉感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鞭策着她，要是不继续劳动，就当不了劳模。

　　申纪兰文化程度不高，只上过几天扫盲班，但却很有商业头脑，早在50年代，她就以和李顺达联手创办的“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而闻名全国。改革开放后，申纪兰为西沟村拉投资建厂，西沟铁合金厂、山西安泰纪兰饮料有限公司、山西纪兰产业公司等一个个企业相继建成。在企业里，申纪兰没有任何股份，用她的话来说自己是“为集体打工”，而且几乎不拿什么钱，她现在的工资来源主要还是当妇联主任时就一直给的津贴。

　　自打老伴几年前去世后，申纪兰就一个人住了，儿子退伍转业回来后在乡里上班，偶尔回来看看她。但她说，自己并不感到孤独，每天有忙不完的事：办企业、接待采访、出去开会，还有几亩口粮田要打理。年逾古稀的申纪兰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走起路来还是一样的风风火火，她说，这都是拜“劳动”所赐。

　　曾庆存 用诗的语言介绍大气

　　本报记者 刘俊　1979年12月的一天，北京西苑饭店，当曾庆存被中华总工会安排住在这个当时北京最豪华的地方时，他很是费解，怎么可能把我评上劳模？

　　就这样，在毫不知情的状况下，曾庆存成为“文革”后中国第一批劳模中的一员，当时他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而在当选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过他有这么回事。

　　如果联系到此前几年曾庆存在大气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也许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获此殊荣了。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的政治气氛开始出现了一丝松动的迹象。也正是在这一年，5位知名的留美华人科学家回国访问，曾庆存受邀参加了座谈。早在3年前，周恩来总理提出中国要发展气象卫星时，曾庆存就已经开始参与气象卫星的整体规划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发言权。

　　在那次座谈会上，中国第一航空风洞设计者张捷迁介绍了美国气象卫星的发展趋势，听完后，曾庆存当场提出了他认为错误的地方，这让在场的科学家无不感到意外。“他们想，怎么在中国还有人听懂，而且还能指出其中的错误？”

　　也许是他的一席话引起了领导的注意，没过多久，总参谋部气象局就找到他，希望他能写一本对气象卫星工作有帮助的书。一年过后，名为《大气红外遥测原理》的书就出版了。虽然只是内部发行，但由于书的内容和观点都很新颖，在学界还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只要我能找得到的资料都看了，老实讲，他们的水平很一般，国外的东西常常就事论事，我不是单单把它拿过来，而是有比较的。”曾庆存把遥感问题第一次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由此一炮而红。

　　紧接着，总参谋部气象局又约他写第二本书，是关于数值天气预报的，可是就在这时，曾庆存病倒了，他的爱人、哥哥也都生了病。当时他们还要给老家寄钱，曾庆存一家的生活开始陷入困境。这样的日子足足持续了两年，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前夕，病情才慢慢有些好转。

　　1978年是曾庆存命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自他的第二本书在这一年出版后，好运不断降临：他不仅由助理研究员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而且还成为国家给知识分子发津贴的第一批受益者，拿的50块钱是当时的最高标准，“只有4、5个人，陈景润也是其中一个”。

　　刚开始，他不肯要，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由于他是留苏回来的，工资比一般人多出11块5。“有很多工作做的比我好的，我凭什么拿得比人家高这么多。”那会儿，曾庆存感到惶恐不安，推迟了半年后才接受了上级的安排。

　　此后，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光是当年的科学大会上，他就有3项研究成果获了奖。过了不到两年，年仅45岁的曾庆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在中国科学院的历史上也并不多见。但是，这些荣誉和“劳模”称号一样，曾庆存一直都不怎么看重，他看重的只有两点：第一，在科学上水平是高的；第二个，国家能用上你的。“这是最高的奖赏，比任何别的都强。”

　　当选为院士那年，曾庆存正在美国进行科学交流，这是自50年代双方交流中断之后，中美科学交流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恢复。1984年，曾庆存当上所长之后，这样的交流开始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公开化，大气物理研究所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有所提高，“现在我们所在国际上是很有名的。”

　　虽然是国内赫赫有名的大气学家，但曾庆存的科研经费并不比别人多，“历来都很少，甚至说少得可怜，我不是善于争取经费的人，也不是善于活动的人。”1990年，他参加世界气候大会，发现世界性气候问题研究水平很高，如果中国不搞“会非常危险”。

　　于是他就给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写信，最后也有关领导批复了，还立了项，但经费却到了别人手里。后来，还是在科委工作的钱其琛的女儿为他筹来了10万块钱搞这个项目，也正是这笔不起眼的钱，使得对中国气候变暖的预测结果被收入了国际气候变化委员会的评估报告里。

　　由于喉咙动过两次手术，曾庆存说起话来并不像以前那样顺畅，但身体的不适并没能消减他对科研的热情，虽70高龄，由他牵头的重大课题仍有三四个。他喜欢诗歌，希望有一天，能出版一个科学和文学结合的书，用诗歌的方式来介绍大气。

　　“美丽的春景对应什么天气，卫星照片是什么样的，气流冷暖的变化是怎么回事。用诗的语言，告诉你科学怎么回事。”曾庆存说。

　　许海峰 奥运首金换来“全国劳模”

　　实习记者 吴林　北京体育大学马场，现代五项国家训练基地，宁静如常。但马匹却异常兴奋，似乎早知道有人要来看自己。当许海峰出现在马厩边上时，一匹马迎了上去，眼睛眨巴着。许海峰抚摸着它的脖子，喃喃地说：“下次给你带糖果。”

　　许海峰现在的身份，是国家体育总局自行车击剑中心副主任，主管现代五项。此前，他是“射”下中国奥运历史首金的运动员，还是射击奥运冠军李对红、陶璐娜的教练。这些早已为人熟知，但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全国劳模。

　　“当时就是奥运会夺得第一枚金牌回来，庆功会上，一下子授予了很多荣誉，‘全国劳模’、‘新长征突击手’，很多，我都记不清了。”言语间仍依稀可见一个“枪手”的冷静。而据安徽省总工会的记录，许海峰还是1985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

　　许海峰坦言，当选“全国劳模”是借了奥运首金的光。在洛杉矶奥运会上，许海峰在普拉多射击场击发的最后一枪，标志着中国崛起为体育强国地位的开端，后来很多奥运冠军都慨叹，拿再多奥运冠军，都比不上许海峰的“第一金”。许海峰现在不大喜欢回顾那个时刻，只是说：“那是机遇。如果不是中国抵制莫斯科奥运会，第一金就轮不到我了。”

　　而在开始射击生涯之前，许海峰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基层劳动者。1979年秋天，在安徽和县螺百公社当了4年知青后，许海峰参加招工回城，在新桥供销社当了一名化肥营业员，当时整个区的化肥计划都掌握在他一人手里。

　　化肥中的氨气对眼睛的刺激特别大，“那个化肥库，一般人可能憋一口气进去，搬一袋化肥出来就不行了，因为氨气很熏人，但我基本上可以在里面呆几个小时没问题。”许海峰兢兢业业地卖了3年化肥，正是那段经历，使他的视力下降很快。1991年以后，他的迁移性视网膜炎使视力下降到0.2左右，以致过早就收枪执教。许海峰打趣说：“我还真是老劳模。”

　　对运动员当选“劳模”，许海峰有着自己的见解，“劳模，就是各行各业劳动者的模范，范围不应该仅仅是基层的工人、农民，运动员评选劳模，也是无可厚非啊。”据他回忆，当时洛杉矶奥运会的冠军，后来几乎全部受到国务院特殊嘉奖，被授予劳模的荣誉。

　　这些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当许海峰此时在现代五项训练基地上听工作人员给他介绍场地情况的时候，他显然已经进入了一个领导的角色。其实，早在担任国家射击队总教练时，他就已经被任命为射击射箭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他的管理才干在国家体育总局系统里是得到认可的。在被邀请参加体育系统组织的管理研讨会时，许海峰经常是主要发言人。

　　调到自行车击剑中心后，面对新的体育项目，许海峰说：“就是学习再学习。”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他刚从广州看完现代五项比赛回到北京，他觉得只有看比赛，才能把规则理解透。做每一件事都力争做好的许海峰，在“外行”领导“内行”的时候，也在努力成为“内行”。

　　“做运动员和教练员，我都已经做得很出色，做一个管理者，对我是新的挑战。”许海峰说，任何荣誉，对他都是一样的，因为他不看重，“我把金牌都捐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国家博物馆)了。我想，放在我面前就是一两个人看到，放在博物馆就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了。”

　　张玮 “只挣钱会有失落感”

　　本报记者 刘俊 如果不是上世纪末的那场国企改革，或许不会成就今天的张玮。

　　1999年，中国的国企改革正处于攻坚阶段，张玮被作为典型推向全国，有关部门给他的定位是“产业工人的楷模”。随后，他又获选“全国十大杰出职工”，并在第二年当选为全国劳模。

　　短短一年间，荣耀如此密集地向他涌来，在感到兴奋的同时，张玮也渐渐感到了不适应。“你一旦当上全国劳模，大家就会把你搁到放大镜下看。”张玮有些无奈地说。

　　这几年，张玮已经记不清做过多少场事迹报告会，接受过多少家媒体的采访，即便是现在，他每周还有数不完的应酬，“把声带都搞坏了”。

　　当初，张玮所在单位——河南平顶山煤业集团领导找他谈话，想把他推为“典型”，张玮坚决不干。“荣誉越大，对你的期待就会更高，挑你毛病的人也会更多。”而张玮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讲实话，心直口快，很容易得罪一些人，他担心，到那时候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

　　多次的婉言谢绝没能左右最终的结果，张玮最后还是听从了组织上的安排。集团有18万名职工，偏偏要树张玮为典型，这跟张玮10多年来的出色表现密不可分。

　　从1987年到1997年，张玮连续10年被选为集团的劳模，是无人不晓的“张班长”。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在1983年平顶山一次焊接大比武上，张玮以魔术般的绝活技压群雄，夺得了第一名，并由此开始受到集团领导的重视，此时的张玮还只是集团下属的田庄选煤厂一名普通的电焊工。

　　两年后，32岁的张玮被单位送到西安交通大学进行机械焊接的培训。当他一年半后学成归来时，厂里面打算安排他做领导，“87年那会儿，回来个大学生很了不起的。”

　　可是，“如果去做领导，自己之前积累的东西不就废了？”整整两个月时间，张玮不停地找领导谈话，请求让他回到生产一线。那时候，他还不是劳模，“只觉得自己在外面学了点东西，有种优势，好像有着使不完的力气，很想干点什么。”

　　当年年底，张玮升为管工班的班长，一直到今年3月调到集团技术部担任负责人，他的班长生涯超过了17年，带的徒弟有近千人。现在，光是国家级专利，张玮手上就有6项，在近10年中，他主持完成了100多项管道工艺的改造，创造经济效益几千万元。

　　“每当攻克难关，旁人是感觉不到的，只有自己内心能感受到，那时候还没想过当什么劳模，只觉得自己的价值得到了认可。”

　　凭借“国家级专家”的手艺，在其他任何地方，张玮一个月挣个两、三万完全不成问题。这些年，主动找过他谈的企业也不在少数，张玮也曾动多次心，毕竟，厂里给的钱跟人家开的根本没法比。在2000年，家里的经济窘迫得甚至到了“快揭不开锅”的程度。

　　那年曾有一段时间，张玮记得厂里给他开得最多的一次工资是198元，“连80年代都不如”，而这在厂里就算比较高的了，有的矿一年才开了300块钱。在纺织厂上班的妻子，企业也不景气，一个月不过一两百块，但他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留下来。

　　“我今天的荣誉，我的技术都是厂里创造了好的条件才获得的，企业是有投资的。”张玮说，人是有感情的，给别人打工我不适应，“真是让我去挣大钱，会有失落感。”

　　在单位30多年，从集团劳模，到市劳模，再到省劳模、全国劳模，张玮得到的劳模称号不计其数，在别人眼里，他极尽荣耀。但事实上，他并未因此得到太多的物质实惠。

　　让张玮印象深刻的两次物质奖励，一次是1991年厂里按劳模标准分给他的一套房子，还有一次是在1999年，单位给他一辆骑了不到五公里就坏了的摩托车。

　　劳模与社会补偿机制

　　李北方 “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凤凰卫视播发了一条富有戏剧性的报道。在第一组画面上，刚刚参加完表彰大会的中国劳模代表胸前佩带奖章，与几万名群众一起在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接下来的画面则显示，菲律宾等国的工人因不满政府对待劳工的政策而举行了示威游行，菲律宾的示威人群还焚烧了总统阿罗约的模拟人像。

　　这一天是全世界劳动者的节日，但不同国家的劳动者却以不同的方式度过，这是颇值得回味的现象。

　　劳模是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一项荣誉。在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劳动者依照合约按劳取酬，与雇佣者之间是纯粹的交易关系，少有“温情”的一面。中国则不同，以国家行为设置了诸多荣誉性奖励，评选劳模只是其中之一。

　　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开始之前，中国的战略是集中资源进行工业化建设，劳动者在这一进程中受到了“剥夺”，即所得要远低于其劳动的实际市场价值。在这种情况，评选劳模、树立典型实际上就成了一种调动劳动者积极性的方法和变相的补偿机制。

　　那个年代的劳模代表是铁人王进喜、掏粪工人时传祥和本组报道中提到的农民申纪兰等，确实，他们是工作最累生活却最艰苦的那部分人的代表，也是最该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人的代表。刘少奇握着时传祥的手说，我当国家主席是人民的勤务员，你掏粪也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只是分工不同。有的人可能会对这番谈话提出种种的质疑，但无法否认的是，它对普通劳苦大众自尊心的满足和劳动热情的激励起到的作用，是无法用物质来衡量的。

　　从本组报道中可以看出，劳模评选的标准随着时代的变化在不断改变，劳模的形象离以往的吃苦耐劳越来越远。在这个队伍的新面孔中，体力劳动者的比例在下降，知识型人才的比例在增加，奥运夺金的运动员等明星式人物也越来越多，今年评选出来的劳模中还出现了私营企业主的身影。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但是从劳模的社会补偿功能角度来看，这种变化已经和劳模最初的作用背道而驰。

　　知识分子一度受到歧视，这是早期的劳模队伍中少见他们的身影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年来，知识分子不但在社会地位方面获得了提高，而且通过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而获得了实惠，臭老九变成了香饽饽。而姚明、刘翔等体育明星，不但赚的盆满钵满，各种荣誉也拿了个遍。私营企业主是“先富起来的”那些人，他们拿到劳模荣誉的时候的激动肯定无法和当年的时传祥相比。给予他们这样一项荣誉实际上是在助长所谓的“马太效应”，而那些真正该被补偿的却被忽视了。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各个群体在不同的层面上得到认同和自我认同的社会，让应得者得到，同时也要避免该得者被遗忘。到目前为止，作为荣誉的劳模仍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它应该发挥的作用，可是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它将失效甚至可能起负作用。

　　相关专题：时代人物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