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物流成本高这一事实，政府在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后，就要在提供更加便宜和便利的运输服务，以及有助于物流业整合的政策措施方面有所作为。
中国的物流成本高，是有关各方都承认的事实。对这一事实，政府、企业和研究咨询机构分别做了以下解释：
其一，商务部的一份报告说，我国的物流成本很高，几乎高于发达国家的一倍。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中国流通企业的组织化程度很低，实行连锁经营和形成企业集团的很少，很难具有国际竞争力。应用现代流通技术的企业也比较少，像电子商务，在中国流通企业中应用得很少。因此，流通效率低是中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其二，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后，同样遇到并提出中国物流成本高的问题。它们发现，要把在中国的20%的运营成本投入到和物流有关的事项中，而在发达国家，平均大约只有10%。它们遇到了物流企业分散，交易成本较高的问题。同时，通过比较，它们将另一原因归咎于道路尤其是高速公路不足，且设卡收费太多，大大影响了流通的效率，使企业承受了较高的物流成本。对此，中国企业同样感同身受。
其三，沃顿商学院和波士顿咨询公司联合推出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物流的首要问题是过于分散，缺乏行业整合。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200多万家运输公司，管理着500万至600万辆货车。该报告还认为，除了行业缺乏整合，中国的高速公路网欠发达也是原因之一，例如，中国与美国的领土面积相近，但高速公路只有后者的三分之一。
显然，企业对物流成本的感受与研究咨询机构的解释基本是一致的。然而，政府则是讲企业一方的原因较多，基本没有涉及自身的原因。这一现象并不鲜见。人和组织都有一个弱点，就是批评别人容易，自我批评难，所以，毛泽东同志当年讲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时，将批评和自我批评并列在一起，作为其中之一，是颇具深意的。
政府是公共机构，是谋求公共利益(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组织，其基本职能就是提供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公共物品。经济学家说，作为公共物品的高速公路是不拥挤(非竞争性)、不收费(非排他性)的道路。尽管我们在很长时间还做不到高速公路不拥挤、不收费，但是否可以首先做到不太拥挤和收费便利，我想，这不是过高的要求。为此，政府要通过努力的工作来加以实现。
至少从以下两个意义上讲，政府要特别具有自我批评精神。首先，由政府在社会中的性质和地位所决定。政府是垄断性的公共机构，拿着纳税人的钱为纳税人办事。因此，尽管随着市场和社会的发育并渐趋成熟，政府的许多职能应当也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这里的承担有两个含义，一是直接交由市场和社会来做，二是以市场和社会的方式来做)。但是，政府总有相当部分的重要职能要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履行，所以，政府有责任不断检讨、反省自己做得如何，并不断改进方式，提高效率。
其次，中国的各级政府就更特殊些，因为它们正处于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的过程中，这不仅需要更加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而且需要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进行对自身利益的调整，如进一步减少政府审批，尤其是那些含金量较高的政府审批。又如，大幅度减少公共资源中用于政府自我服务的部分，增加用于公共服务的部分。很显然，为什么在所有改革中，政府改革是滞后的、不到位的，其原因就是自身利益调整谈何容易。然而，政府、尤其是政府高官要看到，如果不深化调整自身利益的改革，中国的改革大业就无法大功告成。
面对物流成本高这一事实，政府在明确了自身的责任后，就要在提供更加便宜和便利的运输服务，以及有助于物流业整合的政策措施方面有所作为。必须看到，企业如此关注降低流通环节成本的重要原因，是因为生产环节的成本已没有什么压缩空间，特别在不可再生资源(原油和铁矿石)价格上涨很快的情况下，生产成本的上升是不可逆的，企业十分关注流通环节成本的下降，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政府在此时要想企业之所想，通过提供没有价格或价格很低的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即不拥挤、不收费或不拥挤的道路，帮助企业降低流通成本。这就是很经典的经济学原理：政府有时可以改善市场结果。撰稿／陈 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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