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实：《白鹿原》没有续集

陈忠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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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和2002年，是陈忠实生命中具有单列意味的两年。

　　春节刚过，陈忠实绕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已经离他白鹿原下的祖居小屋很近了。他带回来的随身行李中，有一袋妻子专门为他准备的手擀面和半成品菜肉，均已切好拌好，下锅即熟，好像行军打仗的粮草。陈忠实在吃上是个有点挑剔的人，至今只吃妻子亲手擀的面条和家蒸的馒头，理由是“买来的没有粮食的香味”。是否糟糠之妻正是

凭了这馒头面条的手艺通过男人的胃掌握了男人的心？陈忠实响亮的回答是：男人若是变了心，皮绳都拴不住，何况面条！

　　陈忠实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过小院，这个空寂了10年的老屋里的基本陈设没有大的改变，那把当年坐在上面完成了《白鹿原》初稿的小竹椅子还在，只是竹条有些变灰。他自嘲自己人瘦，屁股上的肉少，坐高凳子坐得既不习惯又痛苦，只好请出这小椅子来，在膝盖上架一个16开大的日记本，就那么哗哗哗地写下去。他有些可惜那张随手扔掉了的、不知已传了多少代的大方书桌，尽管它歪了一条腿，非得拿麻绳一圈一圈捆结实了，桌面才能放平，可他却舍不得它。

　　两年。一个人。把最钟爱的孙子丢给老伴，就在这祖居的小院，陈忠实收获了《白鹿原》之后最多的文字。散文、随笔、文论、短篇小说，但迟迟不见类似《白鹿原》的长篇甚至是姊妹篇问世，对此，他只一句“没有新的、大的写作计划”就轻轻宕开，只关心他的面条和雪茄。要么，站在屋里的灶台边下面条，要么，站在屋外的院中央抽雪茄，寒风凛冽的乡村没有城市的霓虹废气，只有邻家墙头弥漫过来的柴烟，听到冬天里似曾相识的斑鸠叫声唤醒童年记忆，60岁的男人竟然泪眼模糊起来。

　　这是他自认为创作气场最佳、寂寞但快乐的两年，尽管他于2005的春节又回到了喧嚣的西安城，回到了建国路作协院内没有女厕所的小灰楼，无可奈何地接受这城市车水马龙在窗外热闹，片刻不停的手机轰鸣在耳边炸响，各种各样的会议此起彼伏，前来拜访的人如走马灯般穿梭……这种突然亢奋的节奏令他疲惫，只有最钟爱的“巴山雪茄”还保持着原有的节奏，在夸张的大玻璃烟缸里不急不徐地冒出袅袅蓝烟。

　　巴山雪茄和城固特曲

　　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陈忠实的办公室里有两只一模一样的玻璃大烟缸，一只盛着五湖四海来客的各种牌子的香烟蒂，一只则清一色全是“巴山雪茄”蒂，当然都是他一个人抽的。“古巴雪茄的劲太大，吸两口就噎住了；还是这个柔和，精细。”他得意地扬了扬手中的半截雪茄，深蓝色毛衣的袖肘部位露出一个小小的破洞。“早都停产了，原来卖2块5一盒，我存了两箱，嘿嘿。”他说雪茄是他进城以后养成的习惯，之前都是和农民一样抽旱烟锅子，不是为了个性，而是基层干部买不起纸烟。旱烟锅子一会儿就得“崩崩崩”地磕烟灰，而城里人家的烟灰缸多比较脆弱，情势迫使他改抽当时2毛9的工字牌香烟，没多久就彻底而固执地改成“巴山雪茄”了。

　　除了烟瘾，陈忠实还有不小的酒瘾，据说一般的白酒来个三二两那才刚刚开始。这个习惯也是《白鹿原》留给他的。写《白鹿原》的时候，陈忠实奉行早茶晚酒的饮料政策，白天要调动情绪起来一大杯热茶进入状态，晚上为休息好须得迫使一个个盘旋萦绕了一整天的人物淡出脑海，非二两酒不可得。起初这酒是配合着下棋、河边乱走一同生效的，浅尝辄止，有一口没一口的，后来就发展到三两块一斤的散装白酒很快被喝完，品牌也基本固定为2块5一瓶的城固特曲，每晚二两，喝到兴起的时候，陈忠实还能来上一小段铿锵的秦腔，再骑上一部浑身吱扭扭除了铃铛哪里都响的破单车，从七弯八拐的山路上兴高采烈地回来，熟悉他的人都会奔走相告：那肯定是陈忠实！而且刚看了一场好球回来！

　　超级球迷骑着单车找信号

　　对了，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足球迷，尽管中国足球带给他“痛苦绝对比快乐多得多”，但其痴迷程度绝不逊于任何一个脸上画着国旗的年轻FANS，只是这张62岁的脸上，在画国旗之前，早先画满了生活的犁耙丘壑。自从中国足球参与大循环之后，只要有足球比赛，陈忠实就绝对捧场，那时候还是和文化馆的几个同好朋友一起围着看。1982年乡下电视信号微弱，很多时候电视机有声音没图像只能当广播使；阻碍再强一点就连声音也收不着，后来总算通过某驻地空军大学转播的信号勉强可以看，陈忠实想这下可痛快了，谁知刚买电视一个月之后大学又不转播了。他心里这个急啊，骑着单车周村溜，哪里有信号哪里呆着，半夜两点多一个人骑上七八里山路找信号是常有的事：碰到输了就唉声叹气，侥幸赢了就手舞足蹈，就算在路上碰到个土坷垃翻了大跟头心里也乐得很，还嘿嘿地笑出声来。

　　后来他成大腕了，有人请他坐飞机去抚顺看球，他乐滋滋的，站在一辆面包车边等人，以为自己能像个普通球迷一样平静地进场。没想到被认出来了，汹涌的球迷大军突然掉头转变为汹涌的文学FANS大军，把他死死顶在面包车身上要签名。大热的天，群情激动挥汗成雨，人浪和热浪撩得他气都上不来，还是朋友排除万难把他从人群深处扒了出来，再一把塞上车子开走。虎口脱险之后，他再也没有如此“招摇”地看过一场足球，尽管他无比怀念北方城市那晒得人皮焦肉暴的大夏天、与几个朋友一边淌汗一边看球的狂躁与惬意，从此曾经梦萦魂牵的绿茵场，被限定为电视机里的有限天地。

　　有人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也能写

　　陈忠实是作家群中少见的对于改编作品态度豁达的人，西影改编《白鹿原》，他收了15万的版权费就撒手不管了，跟金庸“原著就像自己儿子”的观点很不一样。“剧本没有看。呃，人家也没让看。我信任编剧，只要他们肯体现原著精神就行了。再说，我也不懂影视，那是另一种艺术形式。他们把我的作品搞成连环画、秦腔、话剧、泥塑，我都没有管。我有自知之明。或者说我有意见也于事无补。反正我不希望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尽管众所周知电影《白鹿原》的拍摄几经周折，直到2005年春节期间拍摄准许证才拿下来，还面临着一大堆场地、演员、组建之类的杂事，可说百废待兴，但陈忠实的语气之淡，仿佛在谈论完全与己无关的事情，看来做他的编剧还真是件舒服的事。

　　面对《白鹿原》之后的江郎才尽说，陈忠实依旧一副不关痛痒的态度：“这话不好说了，因为我没有写出东西来。我也没什么大计划，纯粹随感而写：有感动就写一篇，有理解就写一篇，有感悟也写一篇，自己还算满意愉快吧。为什么不写《白鹿原》续集？我已经写完了，无话可续，这一点毫不含糊。要写……那你来写，嘿嘿。再说，谁跟谁也不能比：比长吧，《麦田里的守望者》才十几万字；比时间吧，有半年就写出世界名著的，也有10年才写出《红楼梦》的；比状态吧，有的人一部比一部好，也有的人处女作就达到巅峰；还有就是每部名著都有每部的水平，无法放在一起类比……作家有话要说，跟作家的创作环境和物质条件关系也不大，有人能在火车上写，也有人在会议的间隙里写，有人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也能写，只要有话说，写作就是世界上最令人愉悦和有幸福感的事情！就像肚子里有蛋的母鸡，你就算把它放到草窠里它也能下蛋；当然，如果这母鸡肚子里根本就没蛋，你把它放在皇帝的牙床上也没有用。”

　　他本人就是坐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完成《白鹿原》的。1988年陈忠实用积攒的五六千元翻盖了白鹿原上的祖屋，从此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随即就着手写作迄今自己都无法超越的《白鹿原》。那之前，他每月挣六七十块钱，上赡养老人，下抚育3个读书的孩子，只要家里尚有白米白面，心中就很满足，纵然是一家人仍不得不暂时栖息在穿风透雨的房子里，那渴望提笔一抒胸臆的心情，依然充满着欢喜。《白鹿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了6年。而6年里，删除一些诸如开会、整顿、教育的时间，实际用于创作的整段时间只有3年。3年中，他自己和自己对话，自己和“白鹿原上”所有的男男女女对话，坐在那只令他舒适的小竹椅子上、用大日记本和膝盖记录与他们的对话。创作顺利的时候，幸福感无以言说，他好似一个造物主，如下一盘棋般推动着众多的角色合理、润滑、层递地前进；遭遇瓶颈的时候，小说结构两次出现几乎迈不过去的坎，他只能幽闭枯索，孤独和无助无人能够理会；到小说结尾，他更像一个心慈手软的刽子手，面对人物的一个个非正常死亡：饿死、活埋、自杀，他处死他们如同戕害自己，难受得不能自已，巨大的感伤和压抑心情任喝再多的烈酒都无法平复。

　　荒凉只是你们文人的感觉

　　2001年，陈忠实再次返回白鹿原，既看到了家家户户新盖的房子，也看到了人烟越来越稀少的农村——他一直反对使用“荒凉”这个词汇来形容现代农村，他坚持、不自觉地、有些顽固地站在农民的立场上说：那并不是荒凉，只是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所带来的劳动力迁徙，到农忙的时候年轻人还是会回来收麦子的。荒凉只是你们文人的感觉，浪漫不浪漫也是你们文人的感觉，就像桃花源只是士大夫陶渊明对于农村的感觉，那是闲散的文人情怀，而不是饥饿的农民情怀。我告诉你，生长在土地上的农民从来不会觉得荒凉，也不懂享受优游，他们用麻将、扑克和闲话表达着闲适和幸福，只会为生存窘迫、生计焦虑和饥饿煎熬而感到悲伤。

　　他说中国农民的记忆，白鹿原的记忆，实际只是一个关于如何吃饱肚子的记忆。几千年都没有解决掉的问题，由于饥饿、灾荒、腐败的土地制度给农民带来的无法远离遁逃的死亡威胁，是农民起义自古不断的最根本原因。他有些激动地讲述，在担任公社平整土地学大寨总指挥的10个春天里，有一半日子靠救济粮度过春荒……而邓小平的历史功勋，就是一举解决了一直未能解决的吃粮问题，满足了农民最低生存需要，实在功莫大焉。当然，之后吃上了白面的许多中国农民，在遭受一系列经济作物受市场销路影响的失败或者说挫折之后，进城打工是主要并且有效的经济收入来源。所谓进城打工还是不得不从事最肮脏和最低微的工作，农民工们在家乡矗立起来的崭新的小楼，无非来自于搞卫生、收破烂、修大路、推土山和搅水泥，而且很多时候这辛苦钱还迟迟拿不到手上。不过，这已经属于关于农村进步发展的新焦虑，而不再是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生计问题了。陈忠实在2005春节政协会上的提案，依旧围绕农民工的公正待遇和农村教育问题展开。白鹿原，在他眼中，当然还是回得去的故乡。

　　2005年的春节非常寒冷。在《白鹿原》里曾有一段关于寒冷的描述：“大雪后接着是持续的冬旱的奇寒，冻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树，老树新树几乎无一幸免。更有给皇帝进贡久负盛名的火晶柿子，现在全都在一个冬天里绝杀断种了。”到底这“奇寒”有多冷？陈忠实说，大概也就十几度吧。这文中特指的火晶柿子，乃是陕西特产，尽管时节不对，但在离开西安咸阳机场的时候，依然可见它们被摆放在各种颜色的塑料小篮里，20元一提。味道，固然有冰凉的蜂蜜的香甜，当然还脱不了涩的底色。柿子，饥荒时被当作“命果”，繁华时是气象不凡的“贡果”，在普通农人遭遇灾祸时被与“事”无端牵连——陈忠实童年记忆中的一颗美丽柿树就是因为弟弟妹妹的意外夭亡，而惨遭拦腰砍伐。于是柿树对他，竟成了一个心结。终于在2001年，他再次在自家庭院中成功地栽活了一株柿树，并盼到它红艳艳地挂果，香软软地敬人。“说那些痛苦的事做啥？不说了。人生总有丑恶，也有美，不可或缺。”他随意拿起摆放在茶几上的一把银色大剪刀，低头剪起指甲来。

　　“我和路遥、京夫、贾平凹有着颇为类似的生活际遇和创作经历，我们的记忆大多在农村，对城市不熟悉，有些人进城多年都无法改变他的自卑感，包括贾平凹。我们自然而然地倾向于农民，这与柳青、杜鹏程他们老一辈有着军旅背景的‘陕军’倾向于部队题材非常相似。人总是要表现他熟悉的生活和情感，生活经历往往决定一个作家的创作倾向和情感倾向。像现在这一批的青年‘陕军’多数生活在城市，他们对农村题材再没有很大的影响了。”

　　陈忠实，陕西骊山之南、白鹿原之北、溯灞水而上距王维的辋川50里的农民的儿子，16岁首次在报纸上发表诗歌，23岁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37岁因短篇小说《信任》获全国短篇小说奖，从此结束了中小学教师和乡村干部的生涯，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1992年的《白鹿原》成了他迄今无法超越自我的文学巅峰，也完全改变了他的命运和生活。-本刊记者 任田 图/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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