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联合国改革难度很大

　　“我的工作是为191个成员国服务，而我直接的‘老板’就是秘书长。”联合国副秘书长陈健昨天在上海说。

　　现在，联合国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而陈健的“老板”也陷入“石油换食品”丑闻之中。

　　在联合国面临种种机遇与挑战的今天，陈健的外交世界波澜壮阔。他说，从上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联合国就像是一面镜子，体现了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9·11”时，他负重上任。

　　昨天上午9时30分，陈健在上海展览馆接受早报专访，谈起了自己突破种种痼疾的改革，以及他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深刻认识。

　　改革要各国表决说了算

　　东方早报：现在离今年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只有3个多月了。联合国改革目前进展到哪一步？

　　陈健：安南秘书长提出的改革方案《大自由：实现人人共享的发展、安全和人权》涉及和平安全、人权、机构改革、发展这四个问题。

　　联合国191个成员国已经进行了两轮讨论，先是研究总体框架，然后对四方面问题展开详细讨论。目前共有近400个发言，有些成员国代表还发言了好几次，这说明讨论相当深入。

　　秘书长的报告只是提供一个蓝图，它必须以成员国提交的文件形式才能在联大表决。现在，大会主席在10名协调员的帮助下，正在起草一个代表成员国立场的最终文件。我们的目标是6月底完成这份文件的草稿，今年9月由各国代表、元首开会时表决通过。

　　东方早报：中、美两国近日表达了希望联合国改革不要人为设时限的一致立场。您认为这和安南秘书长的立场有出入吗？

　　陈健：安南作为联合国秘书处这个机构的负责人，主张尽快解决改革问题，而且是在各国首脑会晤前尽快解决。秘书长之所以有这样的立场，是因为他不希望各国领袖齐聚一堂来讨论“一揽子计划”时，原本出彩的国际盛会却被安理会扩容的“阴影”笼罩。联合国改革不仅仅是安理会改革，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它势必会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从而掩盖了其他重要事务。

　　东方早报：日本申请“入常”一事引起了不少争论。据报道，安南秘书长曾提出安理会扩容应重视派遣维和部队的情况和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究竟持何态度？

　　陈健：我想秘书长并没有明确做出过类似表述。他认为现在的国际格局和二战结束后大不相同，随着形势发展，联合国安理会的组成也应反映国际新变化，这就是改革的初衷。安南秘书长主张扩大联合国安理会。他提出的两个方案，简而言之就是增设常任理事国，或者仅增加半常任理事国。

　　安南特别强调的观点是，改革必须完成，希望各国就此问题协商一致，但不能因为这个因素阻挠改革进程。至于安理会扩容的原则，这不在他的授权范围内，他也不会对此提出意见。

　　在日本“入常”的问题上，并不存在“联合国立场”的概念，因为联合国的六个机构可能各自有不同态度。作为秘书处来说，它本身不应该对这个问题确定一个态度，就像安南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方案一样，秘书处只是提供建议让成员国自己来决定。

　　日本正在积极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一申请目前在各成员国中尚未达成统一意见。我相信联合国的考量不仅会根据日本在全球经济发展中所占据的地位，也会充分考虑到其他国家的立场。

　　东方早报：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和其他119国组成的“咖啡俱乐部”似乎在安理会扩容问题上各执一词，您认为改革分歧有没有可能得到解决？

　　陈健：这就要看力量对比和各方工作的情况了。“四国集团”这两天已经启动了安理会改革的“框架决议案草案”，下个月就要提交联合国大会进行审议表决。如果“四国集团”能够掌握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那么“框架决议”通过后，大家就商量往里面填哪个国家的名字。反之，不同意的国家可以投反对票和弃权票，如果超过三分之一“框架决议”就通不过。所以改革究竟何去何从，最后还得靠投票说了算。

　　联合国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改革的难度很大。当191个国家首脑聚在一起，有没有决心，能不能达成共识，这都是关键因素。联合国改革因为安理会扩容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

　　扭亏为盈的“总经理”

　　《东方早报》：作为负责联合国大会和大会事务管理的副秘书长，您是如何改革联合国大会工作效率的？

　　陈健：联合国在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它毕竟是一个官僚机构，成立60年来积累了种种陋习，用中国外交家乔冠华的话来说，可谓是“文山会海”。会议可以任意取消或添加，外交谈判常常拖到深夜，甚至通宵。杂乱无章造成了联大1100万美元的亏损。

　　在秘书长的支持下，我做出了一些改革性的行政决定。规定会议要有明确期限，不能任意延长，每天6时后以及周末不开会；会议文件一般不得超过20页。通过这些举措我们达到了节省经费、提高效率的目标，现在已经连年“盈利”。这可以说是联合国效果最明显的改革。

　　在大会通过议题的效率上，我希望改变原来“双重缺乏”的现象，即缺乏重心、缺乏影响力。我向上届主席提供的建议是“归并同类项”。因为每届联大要在3个月内讨论170多个议题，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把相同的议题归并在总议题下，然后集中讨论，效率自然得到提高。类似的改革工作未来还将继续进行。

　　东方早报：改革会不会产生一些压力和不满？

　　陈健：改革肯定会带来不适应。比如我们规定任何超出联合国日程表的会议都要收费，这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但这种把市场经济引入联合国会议的做法却能极大改善状况。许多情况下我必须坚持原则。

　　举个例子，本届联大负责财政预算的主席是新西兰大使，他本人支持我的改革，但同时又面临会议压力。周五那天，我在5时45分的时候接到他的电话，他讲了种种理由，说只要延长一小时就能达成协议，周末不用再开会了。我表示理解，但出于原则却不能同意，否则我就没有理由拒绝其他任何人的请求。

　　东方早报：您管理的联合国大会有1200多名人员，但在“铁饭碗”的机制下如何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陈健：关键在于“动力”，让他们认识到自己是为一个崇高的目标做出贡献。大部分工作人员经过层层考试选拔，素质很高，但不排除渐渐养成陋习，消极怠工的情况。这时就需要我们做工作。

　　在“一揽子计划”中，安南秘书长也提出打破“铁饭碗”的建议，他要求成员国允许他一次性解雇部分员工，如果得到认可，我们会考虑“请”走一些人。

　　东方早报：国际组织官员和中国外交官这两种角色有何不同？

　　陈健：我认为大体上是一致的。联合国秘书处是按照联合国宪章和宗旨行事，而中国一贯主张尊重联合国宪章和宗旨，所以根本点没有很大不同。此外，联合国秘书处尊重成员国，特别是安理会理事国的国家利益。

　　区别可能在于，我现在不能直截了当地代表中国说话，必须注意分寸。另外，原来我多年从事政策性工作，但现在我主要担任管理，更多情况下像一个“总经理”。

　　东方早报：您和其他4位副秘书长怎样分工？

　　陈健：我们是同事关系，但各自负责独立的工作，各不干涉。从“五常”的五位副秘书长分工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地位的不同：美国的副秘书长多年来一直管理行政部，也就是人、财、物的核心工作，具有实权；法国副秘书长负责维和工作，英国负责政治部，即安理会工作；俄罗斯的副秘书长被派到了日内瓦。

　　中国负责的联大在历史上曾是联合国的中心机构，虽然近年来作用有所下降，但仍是各国公认的最高决策机构。每次大会开始时，我都高高坐在主席台上，正是中华民族的优异表现使我们得到了应有的地位和荣誉。

　　安南是最有魅力秘书长之一

　　东方早报：您与安南秘书长有些什么接触？

　　陈健：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应该是老板和高级雇员的关系。但安南先生比较强调民主作风，他组织高级官员每周交流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安南把每周一次的高层会议改成每两周一次，但新建了政策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增加了集体决策的分量，我和另外三个副秘书长都是管委会成员。

　　安南同时也注重增加工作透明度。在招聘高级官员方面，我们成立了招聘咨询委员会，我们在对人选面试后，向秘书长提出建议。在防止腐败方面，我们成立了业绩委员会。由两位副秘书长和常务副秘书长组成。我也受命审查联合国各部门工作中的违规现象，这体现了秘书长对我的信任。

　　东方早报：安南秘书长在伊拉克“石油换食品”丑闻中受到指责，您认为这会影响他的工作吗？

　　陈健：安南先生是我接触到的几任秘书长中，最有人格魅力的一位。他有很好的平衡感，同时又不乏自己的风格。联合国秘书长是最高级别的国际公务员，他完全可以没有“独立人格”。但他在多年的联合国工作中独具一格，每次发表讲话都代表了国际道义，因此被广泛报道。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也不免被一些国家怀恨在心。他有关伊战“不合法”的言论就曾被美国猛烈攻击。

　　“石油换食品”丑闻中，针对安南的调查已经结束，调查团认为安南负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直接责任。即便安南的儿子被认为“有问题”，这也不是安南自身的错误。我认为秘书长先生处理这个挑战的决心很大，他曾多次向我们表示，要完成整个任期的工作，而且要为下任留下出色的“遗产”。

　　早报记者 俞懿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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