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估国学的价值

　　□纪宝成

　　编者按　本期刊发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先生为他们即将创办的国学院而提供给本报的专稿。本版一贯关注传统与现代转型的话题。今次更藉由此文表明：一个不能与传统和解的民族，始终是处于无根状态的。怎样与传统和解？各人该做的是发诸己心的努力。为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刊出此稿。

　　当我们的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但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当我们的大学生能考出令人咋舌的托福高分但却看不懂简单的文言文，甚至连中文写作都做不到文从字顺，那么，我们可以断言，我们的文化教育一定是在哪个重要环节上出了问题，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与挑战。

　　导致这类现象出现的原因自然很多，如汹涌澎湃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实用功利主义的驱使与影响，如西方强势文化话语霸权的渗透与制约，等等。然而，其根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固有的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承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或迷失，对体现民族之魂魄的基本载体———国学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忽略或偏激的态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漠视文化本根做法的后遗症将显得日益严重，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危言耸听，而是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因此，在今天完全有必要重新认识国学的价值，呼唤国学的回归，重建国学的学科。

　　一、披沙拣金：衡估国学的价值

　　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呼唤国学、重建国学，首要的前提，是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认识国学、理解国学，对国学的内涵、性质作出准确的把握，对国学的价值、意义作出科学的总结。

　　所谓“国学”，作为名词古已有之，指的是国家一级的学校，然而作为近代意义上的概念，则是在20世纪初年形成的，其具体的界定，人们多有分歧，比较有代表性的意见是，相对于新学它指旧学，相对于西学它指中学，引申而言，即今人眼中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我们认为，国学可以理解为是参照西方学术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进行研究和阐释的一门学问。它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国学，即胡适所说的“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数术方技均包括其中；狭义的国学，则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它是国学的核心内涵，是国学本质属性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今天所要认识并抽象继承、积极弘扬的重点之所在。

　　国学具有鲜明的历史特征与时代精神，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样。我们以历史主义的态度冷静地考察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就能够发现，第一，就形式而言，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中华文明中的观念文明部分，通过国学这种文化形态得以展现并传承，它就像一根坚韧纽带，将形形色色、方方面面的中华文明珍珠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第二，就内涵而言，国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相当长的时段中引领世界历史发展的风骚。儒家所倡导的“德治仁政”治国理念，道家所追求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哲学思维，法家所主张的“信赏必罚”管理方略，墨家所宣扬的“兼爱交利”文化精神，兵家所阐发的“避实击虚”行为科学，均已积淀为普遍的民族心理和宝贵的历史财富，为中国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国家的统一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作出了伟大的贡献。第三，就文化的承继性而言，国学是走向新的时代的起点，建设新型文明的资源。庄子说：“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真正优秀的思想文化，是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它的某些内容，也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意义，然而它的合理精神，却超越时空的界限而亘古常青，生机盎然。我们所面临的时代条件与文化主题与古代社会已有本质的不同，在此基础上从事新型文化创造也不可能是对传统学术的简单回归，但是历史不能割断，文化无法终结，新文化的建设，必须以传统为资源，否则便是数典忘祖，而所谓“建设新文明”云云，也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今天高度重视国学，揭示其价值并按照现代理念进行改造与重建，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

　　二、百年悲欢：反思国学的失落

　　国学的价值与意义毋庸置疑，国学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无可替代，然而，近百年来，国学的际遇却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国学的地位由社会意识形态的巅峰迅速向下滑落，长期沉沦在遭否定、受针砭的尴尬境地。尽管曾有人创办过各类国学专修学校，出版过多种国学刊物，大声疾呼重视国学、重建国学，可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曲高和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国学被边缘化的颓势。当年梁启超谋划开办《国学报》的不了了之，马一浮惨淡经营复性书院的难以为继，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例子。

　　百年来，国学地位遭贬低，国学价值遭否定，国学意义遭质疑，国学前途遭抹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个历史进程，伊始于鸦片战争的失败，而随着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的结局而强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而趋向高潮。当时由于袁世凯、张勋等人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的倒行逆施，使正处于转型的中国社会组织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而社会上尊孔崇儒、设立孔教的喧嚣与政治复辟等行径，直接导致了新文化运动对孔子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猛烈批判。这一方面是全面否定孔子与儒家经典。如陈独秀曾称，“全部十三经，不容于民主国家者盖十之九九，此物不遭焚禁，孔庙不毁，共和招牌，当然持不长久”(《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第320页)。吴稚晖对中国社会所长期尊奉的孔子等先秦诸贤，极尽奚落、挖苦、咒骂之能事，将其称为“周秦间几个死鬼”，断言“国学大盛，政治无不腐败”(《吴稚晖学术论著》，第124页)。四川的吴虞则明确喊出了“打孔家店”的口号。另方面是主张彻底废除国学，内容涉及古籍、习俗、节日，甚至文字、姓氏，如钱玄同主张不拜孔子、关羽与岳飞，鼓吹什么“端午、中秋……简直是疯子胡闹，当然应该废除，当然应该禁止”(《钱玄同文集》2卷17页)。即便是像鲁迅这样杰出的思想家，有时也不免对与国学相关联的事物采取片面偏激的态度，如对中医中药的功用一概加以否定，对京剧等传统文娱形式也刻薄嘲讽、无限“上纲”。总之，在一段时间里，国学几乎成为落后、愚昧的代名词，必须由它来为中国近代以来的衰落与灾难承担总责任。

　　这种以激烈批孔、否定传统文化为中心内容的思潮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不少知识分子痛感中国近代落后挨打悲惨历史的产物，是他们极度忧患民族命运、国家前途的积愤之言。他们的感慨、愤懑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合理性，因为国学中的确包含有已经不合时宜的思想意识，如极端维护专制的理念，束缚人心与人性的三纲五常伦理等等，必须经过改造和扬弃后，才能重新焕发精神，与现代生活接轨。然而，真理越过一步即成为谬误，如果因为国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而对它加以一概抹煞，全盘否定，显然偏激而片面，就像恩格斯批评杜林对待黑格尔、康德的非理性行为一样，是把洗澡水与孩子一起倒掉，并不可取。

　　其实五四运动前后，新型知识分子也并不都是一概批孔贬儒、否定国学的。如郭沫若就曾将孔子与华盛顿、列宁、罗素等人相提并论，又如蔡元培、贺麟等人也曾主张抽象地继承孔子的精神遗产。即使是不少一度激烈反孔，否定国学的人，如陈独秀等，日后的观点也有所变化，主张以科学理性的立场与方法评价孔子，分析国学。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更是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借鉴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思想文化，如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刘少奇在其《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也把“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与“学习马列主义”相提并论。

　　尽管如此，五四前后激烈而亢进的反传统文化大潮的后遗症依然是十分严重的，可以说，它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颠覆性的破坏效果，造成的文化精神裂痕与创伤深刻久远，长时间无法得到弥合。在未能为文化激进主义无情攻击与荡涤的国学进行堂堂正正的正名前提下，要正确认识国学的地位与价值自然困难重重，要振兴国学，重塑民族之魂也一样举步维艰。而近代以来，按新式学科体系打破国学原有整体结构，文、史、哲彼此独立成为专门学科，虽说有它的合理性，并也在各自领域一定程度上承续了国学的相应内涵与传统，但毕竟在国学的整合性上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多少也是使国学传承与光大不能顺畅的一个外部原因。

　　三、回应挑战：走向国学的重建

　　一方面国学作为中华文明之根，直接关系着保持民族文化主体性、增强民族意识自觉性，其价值与地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学发展的道路崎岖坎坷，留下了非常沉痛的历史教训，其后遗症至今仍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产生消极的影响，于是，我们就合乎逻辑要提出一个重大的文化命题：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脊续文脉，重建国学、振兴国学，使之在当代文化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应该乐观地看到，在今天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正遇上很好的机遇，具备了比较充分的条件。

　　这首先是重视传统文化正越来越成为人们广泛的共识，为重建国学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多年来重理轻文的价值取向，忽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与借鉴，其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文化迷茫的触目惊心，道德滑坡的愈演愈烈。这一点已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因此希望通过历史地、辩证地弘扬以儒学合理精华为主体的国学，来扭转社会风气的趋向，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从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全面提升人的基本素质，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业已成为普遍的要求。

　　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讲求国学的背景不同，在当前重建国学是中华民族强大自信的标志，是进入世界多元文明体系，开展文化对话的表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也曾掀起过国学热，一部分知识分子曾创办《国学季刊》、《国粹学报》等刊物，为振兴国学而全力以赴、摇旗呐喊，然而这是面临外患迭至、救亡承续的被动反应，属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悲壮捍卫。今天的情况则不同，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力日益扩大，各国对创造经济奇迹的中国文化土壤投入了更大的关注，兴趣越来越强烈。在这种背景下重建国学，乃是属于均势地位条件下的对话，而要进行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必须凸显中华文化的主体性，道理很简单，只有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重建国学恰好能满足这种时代的需要，更好地张扬中华文化的主体意识与时代意识。

　　国学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学科，近代尤其是建国以来已受新式教育学科体系分类而被消解，分别归属于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但是分散在这些学科中的国学基本内涵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保留以及相应的发展，换言之，国学在今天社会的文化建设中依然是有一定基础的。重建国学只要认识到位、时机得当、方法恰宜，具有相当大的可操作性，即主要是进行综合的技术性操作问题；对于缺乏基本素材的能力建设问题或知识结构的短缺问题，也是可以通过累积效应逐步加以解决的。

　　显而易见，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有前景，有支撑，有需求，有共识，有条件，适逢其时也！

　　当然，国学的重建与振兴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反复尝试、长期坚持、不断改进与完善的过程。我们认为，总的原则应该是在创新的基础上重建，做到积极借鉴汲取前人经验与根据新的形势不断开拓创新的有机统一。具体地说，其重点是在四个方面：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

　　重建理念在今天重建国学，决不是对传统国学的简单回归与重复，而是要以现代的理念指导国学的重建：一是要沟通历史与现实的畛域，不为整理国故而整理，而是立足于从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中寻求启迪，接受借鉴。二是要具有世界意识，开拓视野，注重东西文化比较，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格局中进行定位，建设既融合世界潮流，又富有中国个性的新型国学。三是要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除传统的文史哲内容外，要注重扩充新的成分，包括要改变“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观念，增强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整理与研究。

　　重建方法重建国学，研究方法与手段上的创新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传统的方法与手段当然要借鉴，要运用，但是，不能仅仅局囿于此，而要充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包括系统论理论、信息技术、计算机数据处理分析技术、数学模型处理等等。提高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的比率关系。同时广泛借鉴新的学科知识结构，如在史学领域，除了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外，还可以大量引进口述史学、心态史学、影视史学、计量史学的知识，使国学研究与传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随着对外交流的拓展，还必须加强语言上的沟通能力，从而更好地吸收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

　　重建队伍人才队伍的建设是国学重建中的重中之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一支高素质的国学研究队伍，重建国学便只能停留在口号阶段，必然会流于形式。因此建设具备现代理念、掌握现代科技、拥有扎实传统文化学术功底、富于献身精神的国学研究队伍乃是振兴国学研究的根本前提。在队伍重建中，高等学校将起主导性的作用，承担着搭建国学人才培养广阔平台的重大责任，因此，在一些有条件的高校设置国学专业应尽快提上议事日程。

　　重建学科与人才培养相密切联系，国学专业学科的重建也要以创新的意识予以高度的重视和积极的筹措。这包括国学专门人才的选拔方式的制定，课程体系的设置，教材体系的建设，学制学位体制的确定，教学质量评估体系的论证，等等。做到学科的重建有利于国学研究特殊人才的培养，有利于所培养的人才真正能够成为国学整理与研究的骨干力量。

　　重建国学、振兴国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应当在实践中积极摸索，随时调整，逐步完善，持续发展，因此必须允许多样化，允许讨论和争议，由历史来检验，由社会来评判。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坚信，只要秉持正确的理念，投入积极的努力，运用恰当的方法，那么，国学的振衰起弊、继往开来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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