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国际主义战士爱泼斯坦:与中国命运共沉浮

　　本报记者 李梓　二战中因为报道“红色中国”而闻名的最后一位传奇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lsrael Epstein)，在度过了他90岁生日后与世长辞。在6月3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等亲自前往送别。

　　与埃德加·斯诺等人相比，爱泼斯坦与中国的关系更加紧密，他不仅报道和帮助了中国，还选择成为一名中国人，亲身见证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变迁。

　　惟一的祖国是中国

　　1915年4月20日，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一个犹太裔家庭，并在出生不久就随父母来到了中国。由于爱泼斯坦的双亲是犹太社会主义者，在沙皇统治下不得不到处流浪，从西欧一直到东亚。当时世界上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因此爱泼斯坦在出生后没有取得任何国家的国籍。1917年苏维埃政权巩固后，他的父亲打算携全家回苏联定居，他们从神户到了哈尔滨，后来因为俄国内战和政权巩固后的清洗等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他的父亲虽然是革命者，但却不完全赞同布尔什维克的主张)，他们最终选择了中国天津作为居住地。

　　国籍问题一直是爱泼斯坦生活中遇到的麻烦之一，在1957年加入中国籍后，他喜欢拿这个话题来开玩笑。在二战前，犹太裔在欧洲受到排挤和歧视，但是在天津，他们同其他外国人一样，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二战中，他和中国人一道为取得胜利而努力。

　　1945年战争结束后，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到美国和父亲团聚，并一度打算加入美国籍。但是，麦卡锡主义让他的计划落空了。爱泼斯坦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件事：“在我们到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来拜访我们，艾格尼丝进门不到半个小时，门铃响了，一名彪形大汉说，他要检查冰箱，并把屋内每样东西都仔细观察了一遍。”

　　在爱泼斯坦的回忆中，随着1947国民党在中国的迅速溃败，美国的报章充满了对“丢失了中国”的讨论，同时，他的生活周围开始充满了密探。在美国，那些报道了共产党在中国所取得胜利的记者，无一不遭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1950年，爱泼斯坦设法与中国派往联合国的代表团联系，并与次年获得了邀请，他在中国的老上级宋庆龄邀请他到中国筹办《中国建设》杂志。当年，爱泼斯坦来到中国，并决定永远成为中国人。

　　天生的记者

　　爱泼斯坦在天津的洋人区长大，并从少年时就表现出记者的天赋。他的父亲办了一本英文杂志《东方皮货贸易》，爱泼斯坦上中学时，便为杂志担任英文校对，并于1930年中学毕业后成为《京津泰晤士报》的记者。这张专为天津和北平一带的外国人服务的英文报纸每天出版16到20页，而编辑部一共只有7个人，因此，爱泼斯坦的工作实际上什么都做，甚至包括写社论。在工作4年后，他丢掉了这份工作，原因是他的老板偶尔看见他在口袋里插了一份美国共产党的读物。

　　但爱泼斯坦并不缺少工作的机会，他来到北平，再又找了一份报社的工作。在北平，他摆脱了过去那种封闭的租界和洋人圈里的生活，真正置身于这个国家的现实社会之中，并感受着古都带给他的文化和历史熏陶。此时他尚未意识到，“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中国实际上成为我写作的惟一主题。”

　　在北平的经历决定了爱泼斯坦后来所选择的道路。他在《北平时事日报》里的同事(包括《中国震撼世界》的作者杰克·贝尔登)在后麦卡锡时代一直靠开出租车和领救济金度日，他们在中国时毫不犹豫地站在同情中国人民的立场，其他同事也大都如此。埃德加·斯诺也在这时成为了爱泼斯坦的朋友，斯诺当时在主办《民主》杂志，邀请爱泼斯坦为他撰稿，史沫特莱女士也是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的人。其时是1936年，在中国现代史上很重要的一年。第二年，爱泼斯坦亲耳听到了卢沟桥事变的炮声，他的父母决定去美国定居，而他却选择了留下来。

　　访问红区

　　战火点燃了整个中国，爱泼斯坦被美国合众社雇用，成了一名战地记者，并到了南京，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了中国共产党人。1938年9月19日，爱泼斯坦在广州的游行队伍中见到了宋庆龄，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抗战时期，爱泼斯坦为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1950年代以后，他为宋庆龄创办的杂志《今日中国》一直工作到退休。1981年，宋庆龄委托“我最信赖的朋友”爱泼斯坦为她作传记。

　　在整个抗战期间，国民党的宣传机构一直严格控制着外国记者的发稿倾向，并竭力阻止记者们报道红区的情况，但越是这样，记者就越容易同情中国共产党。

　　1944年9月，在经过了一番抗议和斗争后，重庆的21名中外记者组成一个采访团到了延安，爱泼斯坦在这里采访了毛泽东和朱德，并获得了毛泽东赠送的一幅石版画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家中。在写给《纽约时报》的通讯里，他记录了这次采访：“我们这次旅行是六年来第一次有外国记者去访问在敌人后方的中国‘第二战场’。”他在通讯中除了描写对中国当时各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的访问，还记录了“地雷战”和“麻雀战”等战术。爱泼斯坦还注意到解放区的许多新事物，比如“劳模”；此外，他还学会了扭秧歌。在那里感受到的新鲜活泼的气氛给爱泼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最后吸引他定居中国。

　　与中国命运共沉浮

　　在对这个国家生活和工作了超过70年后，爱泼斯坦留下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等大量著作。“他对中国的热爱不只是由于对中国的认同而产生的‘一家人’的感情，而是同他的国际主义思想融为一体。”他的老朋友沈苏儒说。

　　爱泼斯坦于196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从此走上了一条完全是中国人才能理解的道路。

　　在文革开始时，他和援华专家寒春等人真诚地期待自己在这场革命运动中不要落后，“对外籍人员而要像阶级兄弟那样对待！”这个呼吁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于是他们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类型的外国人(包括已入中国籍者)组织，取名为“毛泽东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当然，几个月后，他们全都被打倒，爱泼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被以“国际间谍”的罪名在秦城监狱关押了5年。文革后，他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得到平反，恢复原职，并继续致力于出版与写作，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传记《见证中国》。

　　爱泼斯坦于5月26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住院前他刚刚接受了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对他90高寿的祝贺，他的70岁生日和80岁生日时，也得到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祝贺。在讣告里，他被称为“爱泼斯坦同志”。

　　爱泼斯坦遗作《历史不应忘记》

　　2005年4月，爱泼斯坦生前的最后一部著作《历史不应忘记》问世。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击者、记录者和传播者，爱泼斯坦在书中再次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痛斥日本右翼势力企图美化侵略战争的谬论。

　　他在书的《后记》中写道：“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是由日寇点燃的。那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派军队侵占中国的东北，即‘九一八事变’。这一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被提及，但却深深地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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