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城市改造循序渐进远胜成片拆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近日发布《北京城区角落调查》，针对大栅栏地区的特点提出建议，政府应最大限度还自由于民，应转变旧的城市改造思维，允许居民自行建房，政府只负责筹资改造市政工程。居民可以自行决定房屋的用途。

　　事实上，参照近些年来城市改造的教训，或许可以说，这样的建议，不光适用于大栅栏地区，恐怕也适用于旧城区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平房地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各地都开始对城市进行改造。但是，改造的模式却千篇一律，都是由政府安排拆迁计划，交由商业企业进行开发；拆迁基本上都是成片进行，旧城区一片一片地推倒重来。在拆迁过程中，在旧城区生活了几个世代的人们，被安排到郊区新建的拆迁房中，大体量的商业建筑拔地而起。

　　这样的开发模式，确实有其不可比拟的优势，比如，速度快，可以同时进行基础设施———比如道路———改造，也应当承认，部分居民的居住条件相对有所改善。但这种开发模式的弊端到今天也暴露无遗。

　　大面积拆迁，导致城市人口、地理、人文格局的急剧变化。大量旧城市民被迫迁往郊区，甚至远郊区，脱离了原来的社区，造成相对严重的文化与心理问题。原来的居民已经与其居住环境水乳交融，形成城市特有的文化。

　　文化不仅附着于人身上，更附着于特定环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和房屋结构变动，使城市文脉遭到毁灭性创伤。今天，在拆迁后的城区，还能找到北京特有的文化气息吗？这样的人文损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

　　从居民角度看，因为拆迁而迁居郊区的居民，所居住的房屋，普遍质量低劣，小区环境比较差；政府的资源又比较有限，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没有跟上。表面上，居民的居住面积有所扩大，但生活却严重不便，福利遭受较大损失。有媒体曾报道，一些因为拆迁而迁居到郊区的老人，每天不辞辛劳回到老街区休息聚会。这样的场面，带给人的更多是心酸。

　　而且，这种大规模拆迁的旧城改造模式，也对房地产价格飞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为，大面积拆迁会在瞬间制造出大量无房居民，因而在一定时期内，需求严重超过供给。建设部官员曾经再三指出，大规模拆迁所造成的被动需求，人为地制造了需求泡沫，推动房价非理性上涨。这样的需求给市场发出的是误导性信号。

　　面对这些弊端，人们自然会质疑：大规模成片拆迁改造的模式，是不是城市改造的最佳模式？

　　城市有其生命，城市的房屋有其生命周期，自然需要翻建，城市也需要适应人的需求而有所改变。但是，这种改变不应当是全盘推倒重来，而应当是润物细无声，变化应当是分散的、按照城市内在的节奏自然地进行。

　　因此，理想的城市改造模式，就是让每块土地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根据自己房屋的生命周期，自主地安排其更新时机。这样，城市就能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又不断地自我更新。

　　当然，这种模式的前提是，住户对于土地的财产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可以自由地支配其土地。固然，根据法律，城市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但此处的国家，是政治意义上的国家，而不是指具体的某个政府。相反，居民对于其房屋下的土地所享有的使用权、保有权，已足以对抗任何第三人，不管它是开发商，还是拆迁公司，甚至是区政府。

　　因此，居民本来是可以自行翻建房屋的，用自己的力量建设自己的房屋。问题在于，政府的观念存在偏差：政府追求城市的整齐划一；而政府又拥有足够的权力介入城市改造中，因而，总是政府在组织拆迁和征地，政府甚至确定了拆迁补偿标准，从而剥夺了居民就其财产权进行讨价还价的权利。正是政府过于巨大的权力，推动了大规模成片改造模式的流行。

　　政府这样做的结果是，老城区居民普遍形成了一种依赖政府改善居住条件的心理，这样，政府就面临一个沉重的负担。

　　为什么不换一个思路？

　　为什么不让居民自己对自己负起责任来？不管从哪个方面看，明智的政策都是，切实保障居民的土地使用权和保有权，并给予其以更多选择权。既然房屋是属于居民的，居民也拥有土地使用权，那就应当允许居民自行决定，究竟是将此权利转让给开放商，由其进行商业性开发，还是继续在同一块土地上自行翻建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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