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元改写山乡故事（图）

90年代侨胞集资建成的医院，内有荷兰门诊楼、意大利楼和巴黎综合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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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浙南不起眼的山乡。令人惊奇的是，这里的孩子大多放弃高考；在不久的将来，海外的华侨通过互联网，还能看到家里的“实况转播”。

　　撰稿／王 倩

　　一个嵌埋于浙南深山的小镇——玉壶镇，常住人口不过1.2万，分布在海外39个国家

和地区的却有2.3万人。这里的孩子对于“地球村”的理解绝不会逊色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里的同龄人，其中许多人的未来将在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这4个欧洲国家展开。

　　在这里，刚刚过去的高考波澜不惊，丝毫感受不到紧张的气氛。事实上，当地许多高三学生轻易地放弃了在旁人看来将决定命运的这场考试。

　　他们的命运在欧洲。

　　高三学生放弃高考

　　8岁的胡洁根本不知道父母打工的西班牙究竟在世界地图的什么位置，也不清楚自己的未来和这个国家究竟有什么联系，但有一句话奶奶已经在他耳边念叨了无数遍：“反正你以后要去西班牙的……”

　　在这个一年级孩子的心里，“西班牙”也许就是好几年没见到的爸爸妈妈，就是越洋电话的那一头，就是隔壁的哥哥姐姐们长大以后都去了的地方。

　　小学五年级的胡建烘却已经知道，终有一天，自己会和镇上其他孩子一样远渡重洋，到另一个国度生活——他的父母已经在意大利工作和生活好几年了。胡建烘的学校里不少同学的父母也在意大利，他已经和这些同学约好了，将来一起出国，仍然像现在一样在一起玩游戏。

　　而即将高三毕业的陈志秋，正准备从小镇离开，远渡重洋到意大利打拼人生。为此她和其他150多个同学一样放弃了高考，放弃了这场有可能改变一生命运的“战斗”。

　　小镇玉壶以“侨乡”闻名。它深埋于浙南的大山中，距它所隶属的温州有3小时车程。一路上盘山公路曲折陡峭，时时令人不寒而栗。

　　交通如此不便，但这里的孩子对于“地球村”的理解，绝不会逊色于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同龄人，甚至比他们有着更真切的体会——地球另一端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也改变了玉壶镇。

　　玉壶的社会由老人和孩子组成，难得一见的青壮年也都在等待出国。95%的家庭都有海外关系，小镇常住人口不过1.2万，在海外的却多达2.3万人，而且人数还在源源不断地增加。他们大多以居留的形式生活在世界39个国家和地区，尤其集中在意大利、荷兰、法国和德国等4个欧洲国家。

　　偶遇陈志秋是在6月8日下午2点半。这是全国高考的第二天，全国各地的高三学生们正在挥汗拼搏。我在玉壶镇的大街上向她打听玉壶中学的走法，顺便聊了起来。

　　“我也是今年毕业，但没去高考，在等去意大利的签证，准备出去打工。”陈志秋已经做好了人生规划，选择去意大利，是因为姑姑在那里当厨师。

　　玉壶中学的高三学生至少有2／3放弃高考，大部分人都在等待签证出国打工。这已经成为玉壶镇多年的传统。

　　“我们高三4个班160多个学生，今年有58个人参加了高考。”副校长周胜告诉记者，“别的地方是千军万马过高考，我们这边是千军万马奔出国。”

　　就在这一刻，政教主任带着58个学生在二十多里之外的县城的高考考点鏖战，学校的两位校长和办公室主任却在办公室安心接受记者的采访，校园里人声鼎沸，操场上挤满了打篮球的男生，所有的一切都与人们常见的高考日的“草木皆兵”截然相反。

　　周胜说到“58”这个数字时，带着骄傲的语气。他说：“5年前我们有一届学生只有3个人高考。那时刚恢复普高招生，高一招了40多个学生，读到高三剩下了27人。报名参加高考的还有七八个，最后真正去考试的只有3人。”

　　今年是玉壶中学高中部扩招后的第一届毕业生，当初招收了200多个高一学生。和国内其他地方的扩招风不同的是，玉壶中学的扩招迎合了玉壶人在海外生存和创业的需要，同时学校还特意开设了意大利语选修课。

　　“现在国外考驾照、办工厂等都需要有高中文凭。”25岁的周裕胜是玉壶中学办公室主任，从小在玉壶长大。他的同龄人目前有80%都在国外生活，所以他的手机开通了“全球通”，“方便他们给我打电话嘛。他们有打工的，也有做小买卖的，经济条件自然比我们这边好，每月基本都是能赚到1000欧元以上的。”

　　1000欧元是玉壶人心目中生活水平高低的分水岭。在当地人看来，只要是玉壶出去的人，吃苦几年每个月就肯定能赚到这个数。

　　“那边机会多。开始可能会苦一点，但无所谓，慢慢会好的。”陈志秋对以后在意大利的生活充满了信心，但她却并没有想过到了那边要做那一行，“那边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老师们的选择

　　即使是参加了高考的学生，甚至是已经在国内工作的年轻人，出国仍是跷跷板上分量重的那一端。

　　玉壶中学在温州市文成县属于第二档次的学校。每年中考过后，初中部将近10%的尖子生会被市里和县里的重点中学“收割”干净(这一数据随着扩招还在连年上升)，其他学生历年高考上线率很低，能上名牌高校的学生更是寥寥无几。

　　“除非能考上省里或者全国性的大学，一般性的学校我是不去读的。”高三女生蔡秋华参加了高考，自我感觉考得还可以。“花三四年时间去读个没有名气的学校还不如早点出国闯，赚笔钱然后回温州当老板。”

　　一位家长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儿子明年考上了普通高校，4年大学至少要花四五万块钱，毕业后，按目前的就业情况来看，也就只能进企业打工，每月拿一千多元的工资。但是如果儿子高中毕业后去意大利打工，哪怕是做裁缝，每月也能领到折合1万元人民币的工资。既然都是打工，出国打工不仅能省下培养孩子上大学的那笔钱，而且高收入对孩子以后的创业也有帮助。

　　就在10年以前，读大学还是玉壶镇孩子的首选，但是大学毕业后的出路变化渐渐使得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出国。

　　周峰是玉壶中学1994年的初中毕业生，成绩不错的他顺利考上了温州师范学院，而当时他去荷兰的手续已经办好。“荷兰一个华人社团的会长胡伯伯和我父亲曾是同事，他让我到那边跟着他。”

　　“既然考上了师范，我就选择了读书。当时反正觉得自己没有技术，文化也不高，到那边干的都是体力活，还不如留在国内。”周峰告诉记者，“我们那时候成绩好的还是会选择读书的，除非家里人都在国外。”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当时即使是初中、中专毕业，分配的单位都不错。周峰师范毕业后就回到了玉壶镇，先在乡中学当了2年团委书记，6年前调到玉壶镇中心小学，一直担任少先队辅导员。当年全班50个人留在国内的不到20%，但都是公务员、教师或者医生，端着铁饭碗。

　　周峰不敢担保现在还会不会做出当时同样的选择。“当时师范毕业的都有好的发展，现在即便读大学也不一定了。”周峰说的就是身边的故事，同事的女儿秀湖前年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迟迟找不到好工作，在温州一家新华书店打工一年之后，无奈也在今年上半年出国打工了。

　　周峰说：“就连我家里人现在还不停在催我出国。他们都说，就算拿一两千元又能怎样呢？还不如出去吃几年苦，然后可以回国开始自己的事业。”

　　周峰的出国机会后来让给了哥哥，当时哥哥高中毕业后在家里无所事事了好几年。国外的打拼看来斩获颇丰，就在今年，哥哥联合20多个玉壶华侨，出资9990万在上海松江买下了一家6层的酒店。

　　“不过哥哥有时也说我的生活比较爽，每年有三个月的寒暑假，生活也比较安逸。”就在一周前周峰刚刚娶了新娘，他打定主意不出国了。

　　“但是这10年来，我们这个中心小学出国的老师聚起来，起码有一两桌。”按照周峰的估计，如果再算上玉壶中学出国的老师，总数肯定超过50个。

　　来来往往“联合国”

　　“每年中断学业出国的孩子有七八十人。”周峰说，这些孩子大多通过与父母团聚的理由到国外定居(以西班牙为例，父母一方在获得当地居留证满一年后，就可以将家人也带到西班牙)。

　　而玉壶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每年出国的人数也在100人左右，“他们需要到教导处开转学证明，但到那边读什么学校，或者说是否继续读书，我们就不清楚了。”副校长周胜解释说，“不过听说那边的课程要比国内的简单很多。”

　　“现在每年从国外回来读学前班或者小学的孩子也有四五十人，这个学期光学前班就插了20多个孩子。”周峰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刚回国时可以流利地说法语、西班牙语或是葡萄牙语，却不会说普通话。“有些孩子甚至是刚出去，办好那边的手续后，家长就立刻把他们送回国内来读书了。”

　　在周峰看来，这些家长有眼光，有远见，他们看到了中国的发展，看到了中文未来的重要性。

　　有时候，让出生在国外的孩子回来学习中文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一些夫妇双方都要打工没人看管孩子，只能送回来让爷爷奶奶带着。

　　有一次周峰带领学校的贫困孩子参加与县干部结对活动，某个县领导听说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在意大利却交不起学费时，诧异地表示“父母在国外的，怎么可能交不起学费呢？”其实孩子的父亲刚刚在意大利出车祸身亡，母亲一个人赚的钱不够，所以拖欠了学费。

　　一般来说，玉壶镇的孩子们通常不缺钱花。周峰至今还记得去年毕业的那个小女孩，因为成绩不好，常常被其他同学嘲笑。有一天，她从家里拿了100欧元，告诉同学：“你们都过来，晚上我请客！”女孩显然获得了强烈的满足感。

　　目前玉壶地区在校生中父母双方或者一方在国外的占到一半左右，这些留守孩子的教育问题更值得重视。“这些孩子不缺少爱，但又缺少爱。”在周峰看来，爷爷奶奶们的溺爱肯定代替不了父母的爱。

　　“反正要出国，还要学习什么呢”，这也是周峰班上的学生们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问是谁教的，都说是爷爷奶奶。”周峰告诉记者，“长期的隔代教育往往管不住孩子。爷爷奶奶只要孩子吃好穿暖，就算完成了儿子媳妇交代的任务。”

　　“现在出去的第四第五代华侨子弟根本不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勤俭节约和艰苦创业，很多也不明白其实他们的父母在国外打工干体力活也是很辛苦的。”长期和孩子们接触的周峰对此颇有发言权。

　　海外讨生活

　　玉壶所属的文成县地处浙南山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而玉壶镇的田更是少得可怜，有说法是“山区三件宝，火篾当灯点，火笼当棉袄，茹丝吃到老”(茹丝即茹丝饼，一种红薯制成的食物)。

　　20世纪上半叶迫于生机，不少玉壶人典当家产、借债筹集盘缠，通过“包客”买通外国船员，躲在货轮的底舱到达日本或南洋。第一批华侨大部分在矿山、港口码头做苦力，也有在农村种菜养猪或者从事手工木器生产。后来他们又陆续转到欧洲，开始沿街叫卖(俗称“卖散”)。

　　从零卖开始积累，玉壶华侨慢慢地或开设贸易公司和店铺，或从事百货茶叶丝绸等的进出口批发，或从事制作业、开办面粉加工厂豆腐厂，或开设中餐馆、旅馆，勤劳刻苦的玉壶人逐渐在欧洲的中餐、成衣、皮革三大支柱产业中有了自己的地位。

　　“从1992年至今，出国的人数超过9000人。”玉壶镇侨联副主席兼秘书长余序整告诉记者。他将玉壶镇出国的传统比作“带鱼经济”，“就是一种亲帮亲。”

　　18岁的安娜是记者在玉壶中学遇到的从意大利回来学习中文的女孩。8年前还在玉壶读二年级的她跟着妈妈和两个哥哥一起去意大利，和在那边打工的爸爸团聚。她会说意大利语和英文，也会说普通话和玉壶话，却不会写中文。去年9月初中毕业后，他回到国内学习中文。

　　“如果不回国内，你会继续读书吗？”

　　“不会，我想去工作。我会说意大利语，也不想去找高档的工作，能生活就好了，比如在餐馆里当服务员。”

　　“爸爸在那边工作辛苦吗？”

　　“很舒服的。他是打铁的，给外国人工作，每天上七八个小时班，周六周日休息。”

　　除了家庭团聚，劳务输出是现在玉壶年轻人出国用的最多的方式。玉壶人在欧洲开的餐馆工厂一旦需要招收劳工，大多首先考虑国内的玉壶人。

　　周裕胜的妹妹就是这样出国的。2001年高三毕业后，他没有参加高考就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在玉壶人开的一家餐馆当服务员。刚到时他根本听不懂意大利语，英语也不尽如人意，每月只有600欧元的薪水。

　　“妹妹白天打工，晚上读语言学校。两年后点菜或出外买东西什么的，语言基本都能应付了，薪水也涨到了1000欧元。”周裕胜每周都能接到妹妹的电话，“那边都是玉壶人，也不会受大的苦和委屈”。

　　出国的人越来越多，95%的玉壶家庭都有了海外关系。出国打工对于玉壶镇的年轻人来说，就只是等待签证的时间长短而已。

　　而偷渡也一直是禁而不止的问题。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海内外出现了新的“包客”，通过合法手续出境到俄罗斯、泰国等国，然后再偷渡到荷兰、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打黑工活下来。

　　而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在90年代多次大赦(放宽移民政策准许尚未居留的侨民办理定居手续)，尚无居留权的侨民们拥有了合法定居身份。随后他们又可以继续办理家庭团聚，将家人接到国外定居。

　　周峰的初中同学“唐老鸭”就是从偷渡开始白手起家。初中毕业后“唐老鸭”在温州一家打火机厂干了三年活，1997年的正月偷渡去了意大利，一年后遇到意大利大赦办了居留证。他白天在服装厂打工，晚上在酒店干活。打了两年的“双份工”后，2000年以10万欧元的积蓄和借款办起了七八个人的小服装厂，接些意大利人的订单。

　　两年后工厂忽然倒闭，唐老鸭还欠了别人3万欧元的债务，于是他开始向意大利人承包铺石子路。这是个又脏又累的活，尤其对徒手操作的他来说。但唐老鸭撑了过来，如今他手下已经招了20多个铺路工人，还买了大型的作业机器，资金超过500万欧元。

　　“这是个传奇人物，也有同学还在干体力活，每个月才赚七八百欧元。”周峰在国外的同学普遍已经打拼了八九年。

　　和老一代华侨在欧洲落地生根不同，在外面赚几年钱作为积累资金，然后回国来发展，已成为玉壶年轻人的新想法。

　　外向型小镇

　　和四川河南等地的农民工选择去广州深圳打工一样，玉壶镇的年轻人多了一条去国外的出路。这条路是玉壶的一代又一代用心血铺成，同样，越来越多的玉壶人也在不经意中改变了这个小镇。

　　因为有了出国打工这一“无烟工业”，使没有工厂、人均田地不到一亩的玉壶镇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如今玉壶镇已成为文成县为数不多的经济强镇之一。

　　玉壶镇上多是老人和孩子，偶尔看到的青壮年也大多是在等待办理出国手续。两个老人住四层的楼房是最普遍的事儿，很多家庭更是空着楼房，铁将军把门。

　　浙江省侨情调查前几天刚在玉壶完成，在余序整走访的中村131户人家中，只有41户家里有人居住，有90户家庭全部移居海外。

　　老人和孩子自防自救能力弱，玉壶镇上这几年陆续发生多起入室抢劫盗窃案，甚至还有华侨子弟被害，安全成了海外华侨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于是玉壶镇政府正计划将安装在镇上各个路口的摄像头并入电信“全球眼”，并将报警系统延伸到居民家中(初步计划1000户家庭)。届时只要通过申请，海外的华侨通过互联网就能即时看到玉壶家里的动静，同时公安部门也能随时掌控玉壶的治安状况。

　　在玉壶镇当官，规则也有很多的不同。

　　“任何工作都和侨务工作密不可分，从集镇建设到公用事业，从教育到卫生，从招商引资到宾馆建设。”玉壶镇党委书记吴昌亮告诉《新民周刊》。

　　而在旁人看来，“这儿的领导太好当了，只要是公益事业华侨就会捐款。哪像我老公在隔壁镇当镇长，根本没人来捐款，穷嘛。”陪同记者前往玉壶镇的县委报道组成员开着玩笑说。

　　以“电子眼”系统延伸到居民家中这一项工程来说，预算资金100万元。按照镇里的初步计划，通过侨联先向华侨们募捐65万，其他的由政府先设法解决。

　　对于这一点，玉壶镇的学校校长们恐怕最有发言权了。玉壶所属的文成县经济贫困，但玉壶镇小和中学的校长们根本不用为经费发愁。大到教学大楼、操场，小到校门、电脑，经费全部来自国外。玉壶中学的6座教学楼，分别是法国、意大利、奥地利等国的华侨出资捐赠的。而玉壶镇小学收到的海外华侨华人捐款高达200多万元，连漂亮的校门上都镌刻着捐赠华侨的名字。目前，学校的教育基金会仍然有90万元的存款，让邻县的学校着实有些嫉妒。

　　来自玉壶侨联的统计数据显示，最近10年来，海外华侨总计捐建了15栋教学楼和5个教育基金。另外，华侨们还出资在镇上建了1座医院、5座大桥、2座影剧院、4处景点、10个亭台楼阁，以及公路、自来水、有线电视改造等98个大小项目。

　　玉壶镇下一个投资项目很可能就是占地20亩的仰前山生态墓区，目前申请报告正在等待上级部门的审批。

　　自从2001年11月开始实施殡葬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玉壶老人放弃了落叶归根或者在国内安度晚年的想法，选择了老来出国。这其中包括余序整80多岁的堂婶，她在去年去了意大利投奔儿子。

　　“如果不造坟墓，很多老一代的华侨就不回来了，而新一代的华侨也无从寻宗认祖，这些钱也就没有了。”余序整转述的是老华侨们的心声。(《温州都市报》记者蓝盾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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