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离休教师摆摊17年攒医药费救治儿子(图)

　　透过一把挂在桌子上的酒瓶起子，孙敬同笑着说起17年来的经历。发须花白的他说只要一闭眼，脑子里就全是医院。本报记者赵亢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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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人物

　　孙敬同，男，74岁，北京师范大学离休教师，1975年任《新华字典》修订组组长，1981年至1987年担任北师大中文系常务副主任，后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房产修缮处处长，1990年离休。

　　对话动机

　　1988年，孙敬同的儿子孙武被确诊为尿毒症，巨额的医药费让孙敬同和老伴王学芝不得不学起买卖人“下海”——在校园内摆摊出售汽水、酸奶等。17年来，儿子的医药费花去了150万元，他的销售摊点承担着其中的大部分。今年4月，32岁的儿子住进医院准备做第三次肾移植手术，孙敬同持续17年的“战役”还将继续。

　　有钱就要治，没钱就挣钱

　　新京报：儿子的病对你的家庭而言，意义仅在于要花费大量金钱来治疗吗？

　　孙敬同：刚确诊的时候，医生就对我说，尿毒症意味着患者要终身服药，终身透析，而且费用高昂。我家里有三个儿女，孙武是我的小儿子，一开始大女儿和二儿子有他们自己的意见，后来我都把他们说服了，要给孙武治病并且一直坚持。

　　新京报：当时的“终身”在你看来有多久？想过这场“战役”要打17年吗？

　　孙敬同：当时只想着要给他治病，只要有钱就要治，没钱就去挣钱。当初孙武确诊的时候，和他一个病房还有两个得尿毒症的孩子，他们没有坚持治疗，很久以前就相继去世了，我的儿子还活着。

　　新京报：其他两个孩子会不会觉得你偏心？

　　孙敬同：孙武是我三个儿女里最小的一个，一直比较宠爱他，他三岁之前一直跟着妈妈住在山东的姥姥家，我一年回山东探望他们一两次，孩子跟我不熟悉都叫我“叔叔”，1969年他们母子才来北京和我住，直到1988年他确诊为尿毒症，我都没有好好和他交流过，我们父子之间当时都不熟悉。孙武年纪小，我和老伴都特别照顾他，从小就是，比如分香肠，他总是分到最大的，其他两个孩子会不高兴，但是长大以后儿女都能理解我了。

　　新京报：熟悉是从患病之后开始的？

　　孙敬同：孙武小时候特别淘气，胳膊总是因为淘气脱臼，那时候我经常带他去积水潭医院治骨伤，当时还觉得挺有天伦之乐。确诊的时候他15岁，在123中学读初三，此后再去医院心里总是焦急和忧虑。治病期间我们一起交流读书，我告诉他我在读什么书，他也告诉我他在读什么。

　　150万医药费多数来自小摊点

　　新京报：当初筹钱治病为什么选择做生意而不是写稿、讲课？

　　孙敬同：我是北师大中文系的常务副主任，负责的都是行政工作，平时也教课，讲现代文学，但是学问比不上其他的很多老师，不敢在学问上卖弄，在1988年的时候在校园里卖些饮料、烟酒还是比写稿子赚得多一些的。当初学校和老伴所在的工厂都给了我们很多帮助，但是我们想给孩子治病还是要自己解决的，不能靠别人，所以决定自己做生意。

　　新京报：作为大学教师，也会有其他途径来赚钱吧？

　　孙敬同：其实途径也不多，举一个例子——当时很多人找启功老师(著名书法家，北师大教授)要字，很影响启功老师休息，我就帮他写了个字条贴在他门上，说几点到几点是不接待客人的。后来有的朋友劝我去找启功老师要几幅字来卖，我想我当初就是给先生挡驾的，现在又怎么能为了给孩子治病，自己去打扰他休息求字呢？事情总是这样，很多路都是不能走的。

　　新京报：一开始做生意时有什么感受？

　　孙敬同：1988年开始我们在学校里卖汽水，当时我老伴离休了，她全天都在校园里卖，我下班以后和她一起卖，孙武不住院的时候晚上也和我们一起卖。当时我不知道碰见老同事和学生时该不该收人家的钱。后来发现我的学生来买我的汽水时，经常多给我几毛钱，还说“老师不用找了”，我就知道他们是理解我的难处了，以后再见到朋友和学生，也就不会不好意思了。

　　新京报：生意17年来有过什么难处吗？

　　孙敬同：我1990年离休以后也就和老伴一起全天卖货了，加上孙武，我们三个一起卖，分三个摊，成“连锁店”了，都是那种推着三轮车的流动摊位。后来学校领导知道我的难处，就在学校里职工社会活动站附近给我安排一间15平方米的小平房开了家小店，2000年的时候我的小店被几个歹徒在夜里打劫了，我也被歹徒打伤，后来小店就不开了。我住在北师大丽泽4号楼的一楼，十年前我在宿舍楼里开了一个小铺，就是现在的“勤敬学食品店”，这个店一直开到现在，现在也只经营这一家店。

　　新京报：做生意真的能解决孩子的医药费吗？

　　孙敬同：我算了算，17年来我们总共花了150万的医药费，其中有20万来自社会的捐助和单位的帮助，另外的130万除了我和老伴的工资、退休金，全部都是设小摊儿、开小铺儿赚的，生意好的时候，我们的小店一个月能赚五六千元钱。

　　亲友和医生都曾劝我们放弃

　　新京报：对于你的行为，周围的人理解吗？

　　孙敬同：一开始好多同事都劝我放弃给孩子治疗，说这是个无底洞，我一个当教师的不可能支付得起孩子的治疗费用。现在我74岁了，我老伴只比我小半岁，我们还在坚持做生意赚钱，又有好多亲戚朋友劝我们放弃，说我们从五十多岁干到七十多岁，已经对得起孩子了，该歇歇了。我的老伴始终是支持我的，后来我的小卖部叫“勤敬学”，里面分别用了“孙敬同”“王学芝”名字里的字，其实亲戚朋友们嘴上劝我放弃，心里还是支持我的，他们是怕我身体不行。

　　新京报：你儿子的病情现在怎么样？

　　孙敬同：孙武今年4月又住院了，准备做他人生中的第三次肾移植手术。1989年的时候他做第一次肾移植手术，那次手术是成功的，但是换的肾不能坚持一辈子，功能衰竭时就还要换肾，1995年他做了第二次肾移植手术，但是那次不是很成功，他的身体对异体肾排斥得很厉害，于是换好的肾又被当场摘除，从1995年到现在的十年里，孙武一直是个无肾人，血液里的毒素全部靠做透析来排除。

　　新京报：其他的孩子因孙武的病受到影响了吗？

　　孙敬同：孙武是个孩子，尽管今年已经33岁了。自从15岁生病，他就一直呆在家里跟在我们身边，每天看看书和报纸。亲戚劝我给他找个对象，让他结婚以后自己组织家庭，自己解决困难，我觉得这不可能。表面上看这似乎是让他独立，事实上他不可能独立完成治疗，让他结婚就等于抛弃了他。大女儿结婚时还比较顺利，我的二儿子当初和一个姑娘谈恋爱，到了快结婚的时候，对方家长不同意，说我家有个会连累他们的男孩，后来就和我的二儿子吹了，结果，二儿子很晚才结婚。

　　新京报：医院的医生对做三次肾移植手术的病人怎么看？

　　孙敬同：呵呵，医生们也很少看到尿毒症病人能坚持治疗17年。一开始很多医生都劝我们放弃，后来他们发现劝我们放弃是没有用的，就积极地给我们很多帮助，帮我们渡过难关。比如，医院里有尿毒症病人去世了，病房的医生就会马上通知我，告诉我那个去世的病人还有药没有吃完，剩下的药还是可以给我儿子吃的，让我去找他们的家属用比较低廉的价钱把药买回来，那种抗排斥药一瓶5000元，我可以花几百元从家属那里买，这给我省了很多钱，让我非常感激。

　　给儿子攒下将来的医药费

　　新京报：现在的经济压力相比过去好些了吗？

　　孙敬同：好了很多，首先是2003年的时候个体户也可以办医疗保险了，我给孙武办了医疗保险，他现在的医药费可以报销80%，让我们的经济压力缓解了大半。我和老伴现在不用每天出摊儿，就守着家里的小铺儿就行，而且最近两年我和老伴的离休金都涨了一些，生活也过得好了很多，其实现在不做生意也能给他治病了。

　　新京报：你家里的电器好像很少。

　　孙敬同：是呀，家里只有电视和冰箱，孙武爱看电视，所以电视不能没有，因为开小铺儿，要卖冰镇的汽水、啤酒，冰箱冰柜还是要买的，其他的电器都不是必须的，钱能省下来就都省了。

　　新京报：17年来你和妻子的身体怎么样？

　　孙敬同：我们两口整天是在卖货，白天要卖，晚上也要出摊儿，也没有什么消遣的活动。现在比往年清闲一些了，白天进货、看小铺儿，晚上11点小铺关门之前一直都不出去。过去老伴夜里会出去散散步，最近几年总是腿痛也就不出去了。17年前我和医生说我的身体好，让他放心给我儿子治病，我有能力去筹钱，现在我和老伴都在衰老，前年的时候因为脑供血不足我晕倒摔了一下，现在还有些脑震荡。

　　新京报：那为什么还坚持每天卖货？

　　孙敬同：总要给他攒下点钱的，如果我和老伴去世了，他的哥哥姐姐都有自己的家庭，很难再负担他的医药费用，我们死了，孙武还是要活的。

　　新京报：17年来你记忆里最深刻的是什么？

　　孙敬同：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现在闭上眼睛，脑子里全是治病的经历，在医院里跑、在病房里看护、在手术室门口等候……全是这些。（本报记者佟佳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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