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杜宝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

昨日，杜宝良蹲在居民大院里翻阅有关杜宝良报道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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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宝良抿了抿嘴，头发因为刚睡醒而显得有点杂乱。

　　对话人物：杜宝良“105次”违章当事人，安徽芜湖地区农民，在京12年以卖菜为生。

　　对话动机：安徽来京务工人员杜宝良在北京真武庙路同一地点违反禁行标志105次，均被“电子眼”记录在案，缴纳罚款10500元、交通违章记分210分。

　　昨日下午3时，在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记者见到刚在小货车里睡了一觉的当事人杜

宝良，两人对话就此展开。

　　6月13日，杜宝良将西城交通支队西单队告上法庭。按照法定程序，该起诉讼目前正处于“7日审查期”，法院将在近日决定是否受理这起备受关注的案件。

　　据西城区法院介绍，杜宝良的诉讼请求共有三项内容：撤销错误的处罚决定书；返回已缴纳的万元罚金；依据“国家赔偿”的相关规定，交管部门应承担错误处罚后果，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3000余元。

　　“人家都说我违章了，我就死心了！”

　　新京报：你的事，报纸上都有了。你是周一向法院提交的诉讼申请，按照规定，本周五前，法院是否受理才有定论。等待法院结果的日子是不是有点难熬？

　　杜宝良：等待法院出结果，这没什么不好受的。天天睡不着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那段日子才难受。

　　新京报：据市交管局通报，当初你是主动缴纳的罚款，自愿放弃了申请听证、复议的权利，为什么不为“万元罚款”多做些努力？

　　杜宝良：我做过努力，我是5月23日知道这码事的，迟了一个星期才交的罚款。外地人买车不给上牌照，我前年买了小货车，就托人找了个公司办手续。5月23日，公司通知我，有人投诉我的车跑起来冒黑烟，不环保，我就赶紧到工行去查；工行查不了，我又到西单交通队，他们告诉我得到月坛执法站。在那，我才知道，冒黑烟不是问题，可我有105次违章，都是摄像头拍的，得罚1万多块钱。

　　脑袋当时就不好使了，什么事都反应不过来了。后来，我跟执法站的人商量，能不能少罚点，人家说不行。我又找到市人大、市政府信访办公室，想让他们帮我说句话，少罚点就行。人家都说我确实是违章了，我就死心了，觉得这事只能这样了，罚款不交，小货车就废了。还是保车要紧，因为还得靠它上菜、赚钱。

　　新京报：开了一年多车，你应该知道有摄像头拍摄这样的执法手段，为什么还要违章呢？

　　杜宝良：我1993年就到北京了，一直在这(南礼士路一居民大院内)卖菜。

　　原来是用农用车上菜，走的就是真武庙头条，走了10几年，习惯了。虽然后来路上有了禁行标志，可我没注意，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出来的。我出来得早，路上车很少，我觉得我没妨碍交通秩序。

　　我是高中毕业生，在我们老家，也算是一个读书人。可是，在北京这么多年，我半夜两点多就起床；晚上7、8点钟，别人都吃完饭了，不再买菜了，我才回家。到家吃口饭就睡觉了，不读书，更不看报。家里有台电视机，基本上不看。我真的不知道摄像头这么厉害，也不知道自己得去查违章记录这条规定。要是别人不投诉我“不环保”，这1万多块钱罚款没准涨到多少钱。

　　“我这是民告官，我心里很清楚。”

　　新京报：听说，为了交罚款，你借了不少债。交完罚款，你有没有动过找律师的念头？

　　杜宝良：没有。但是一回家就睡不着觉，觉得冤。

　　杀了人，投案自首，还能得到宽大处理呢。我是主动找到执法站的，而且也没造成一丁点恶劣后果，为什么就不能从轻发落呢？想来想去，还是自认倒霉。

　　按迷信的说法，这阵子我有点走“背”字。三月份，我爸得了咽喉癌，手术费八千多块，我爸有两儿两女，我和弟弟分摊，我承担2/ 3.办完这事，我手头就剩2000多块钱，所以，交罚款时我又借了八千多块。卖菜忙活一年，除去房租3600元，吃喝和孩子学费还得花上3000多块钱，顶多能剩一万来块钱。

　　新京报：从交完罚款至今，有没有再跟交管部门打交道？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跟交管部门“理论理论”的念头？

　　杜宝良：交完罚款，就再没跟交警照过面。来北京这么多年，属这段日子最忙，见了好多专家、记者，可能这辈子也见不了这么多。我记得很清楚，交完罚款第二天，我就成了“反面教育”典型，上了报纸。所以，听说有报纸替我喊冤，我压根不信。可记者把报纸送过来了，白纸黑字写着，好几个专家说交警不对。没过两天，找我的记者就不断了。我开始买报纸，上面全是替我说话的，我这时才有点相信了，交管部门可能真有不对的地方，要不，这么多陌生人不可能帮我。

　　新京报：现在，你是否确信，交管部门确实有不对的地方？起诉前，心里是否经历过激烈的思想斗争？

　　杜宝良：我这是民告官，我心里很清楚。起诉前，我琢磨了两天，后来觉的律师说得有道理。只要站在理儿上，还有这么多人愿意帮我，而且不是记者，就是专家、学者，这官司打起来就不一定输。交管部门是有不对的地方，但应该告诉我，我违章了。

　　最起码，头几次没发现，后来也应该发现我这个“违章大户”。再有，律师说那个禁行标志过期了，无效了。他找来的资料我仔细看了，真的是过期了、无效了，所以，我最后就在起诉书上签了字。

　　“我只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新京报：在你的诉讼请求中，涉及到了国家赔偿，要求交管部门依照国家赔偿规定，赔偿3000多元损失。提出这个请求时，你心里是否有把握？

　　杜宝良：这个没多想。

　　我的想法挺简单，还是最开始时的老想法，少罚点就行，退回来一部分就行，家里缺钱用。弟弟来电话，说我爸也听说这事了，全家人都没瞒住。我还没跟他通电话，不知道电话里怎么说。

　　新京报：现在，你的105次违章已被媒体称为“杜宝良现象”，尤其是提出诉讼请求之后，你与交管部门的纷争不仅是媒体关注的焦点，更引起了包括驾驶员群体、法律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交管部门如何认定“失效禁行标志”，法院是否受理这起诉讼，这些问题已被不少学者认为是将影响“交通执法”的大事。你是否预见到了这个效果？是否渴望出现这个效果？

　　杜宝良：说实话，我没想这么多。律师总说，这件事意义重大，这两天，我也看出这个苗头。可是，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钱，别的，我想不了那么多。

　　“杜宝良现象”备受关注，杜宝良之妻称

　　“钱肯定要不回来”

　　本报讯(记者王姝)“天天说，天天说，你累不累啊？过来卖菜！”昨日采访时，杜宝良的妻子兰姐经常对杜宝良瞪眼。“钱肯定要不回来了，他就知道胡忙活。”她说。

　　下午3时至5时，正是夫妻俩菜摊的黄金时间，买菜的人常排起三五人的小队。兰姐手脚很麻利，账算得很快，一个人撑起了整个菜摊，杜宝良蹲在一边看报纸，找跟自己有关的报道。在南礼士路这个居民大院里，他们的菜摊已经摆了十几年，每个买菜的人都是老主顾，所有人都要问一句，“今天有什么新进展？”“老杜，你的事我们天天关注。”

　　只要碰到想多聊几句的人，杜宝良就马上跟着对方站到摊位对面，谈自己从专家那里和报道中学来的新观点。这时，兰姐一直用眼盯着他，忍耐五六分钟，就命令杜宝良过来帮忙。杜宝良总是要迟疑一下，兰姐忍不住就要发作，冲杜宝良大喊，“天天说的都是这套话，你能不能不说了？”

　　她认为，已经交的罚款是要不回来了，所以，两人应该“向前看”，好好卖菜，多多赚钱，这才是正事，没有理由牵扯精力，继续纠缠。“天天睡不着觉，闭上眼睛就是这事，菜都卖不好。”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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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采写/本报记者王姝

　　本版摄影/本报记者李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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