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最大障碍

日军扫荡后的惨状 图/沙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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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

　　本刊记者 陈静 发自广州

　　荣维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执行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日、韩三国学者共同编纂的《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一书的中方主要参与者之一。

　　教科书和历史遗留问题

　　人物周刊：抗日战争已经结束60年了，您觉得现在中日之间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荣维木：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60年前的历史。现在中日两国之间有很大的分歧，具体说就是如何评价这场战争的性质。对那段历史，日本右翼和政府的保守势力，包括日本的友好人士，和我们都有很大的分歧。

　　我想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方面，教科书问题是一个风向标。这本教科书有很多内容否定日本战争的侵略性质，看完以后，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中国挑起的，战争的原因在于中国，这完全是颠倒黑白。4年过去了，还是这个认识，说明日本的右翼和保守势力在历史问题上，没有一点前进，这是非常不好的立场。

　　人物周刊：除了您刚才提到的历史认知问题，中国民间现在也有很多向日本索赔的诉讼，比如劳工、慰安妇，总的来说战争遗留问题有哪些？

　　荣维木：战争遗留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刚才说的史观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怎么评价这段历史。战争民间受害者索赔诉讼，是另外一个问题，当然开始的时间也很长了，现在有几十起。看来也是困难重重，包括慰安妇的诉讼、劳工的诉讼、细菌战受害者的诉讼等等，没有一件有令人比较满意的结果。日本社会右倾保守化，反映在这个诉讼方面，也是非常典型的，它不认罪，不承担战争责任。

　　人物周刊：造成该局面的原因？

　　荣维木：比较近的原因是日本社会的右倾保守化。从历史上看，这个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于日本战争责任的追究不彻底。战后有两个法庭，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纽伦堡法庭对德国法西斯，东京法庭是对日本，这两个法庭的审判结果是不一样的。德国对战争的认识在世界上公认是比较好的，他们的总理在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不止一次，也不止一个总理，也进行了很多的赔偿。

　　但日本不是，这和美国有很大关系。1945年二战结束，本来应该建立一个好的和平秩序，这是大家的共识。很不幸的是冷战的局面出现，1947年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出笼，遏制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这种情况下，中国又很快爆发内战，而且国民党失败了，美国认为在亚洲要扶植一个对西方阵营有利的国家，于是选择了日本。

　　我个人认为东京审判对战犯的追究是不彻底的。有些人是甲级战犯，但由于美国扶植日本，这些战犯先后被释放了。甲级战犯岸信介，1956年甚至当上了日本首相。还有一些战犯在战后或者从政，或者从商，在日本的政界、企业界有很大的势力，这对于日本社会有很大的影响，于是导致了逐渐对战争侵略性质的淡化和否认。

　　解决问题要靠政治

　　人物周刊：中国民间受害人士到日本索赔，很难成功，这其中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们本身也存在着举证不足的情况？

　　荣维木：主要的障碍还是日本政府或者社会有倾向性，对战争责任的认定没有一个很好的态度。

　　人物周刊：近年来，我们看到有些人在帮助民间诉讼，像王选，这些人多吗？

　　荣维木：我觉得法律界的人有一些，特别是日本律师界的帮助，中国的这些诉讼，如果没有日本友好人士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在国内也有一些，比如康健，做劳工诉讼；王选，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团的团长；也有一些学者给予支持，比如史实方面的认证、出庭作证等。

　　人物周刊：我们在历史研究方面，获得的资料多吗？

　　荣维木：逐渐的发掘还是有的。比如说，关于细菌战，中央档案馆现在发掘了一些，原来研究731细菌部队比较多，现在南京的1644部队也有了材料，也可以研究了；1855部队，是设在北京的，研究得不是很充分。

　　日本学者对史料的发掘比我们做得好。比如中央大学的学者吉见义明，在美国和日本查了很多史料，他编的《慰安妇史料》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很好的参考。现在史料被不断发掘，在国内，或者在美国和日本。但是有些史料当时确实是被日军给毁掉了，像细菌战，当时有命令。

　　人物周刊：在您看来，这些战争遗留问题，最终该如何解决？

　　荣维木：所有的战争遗留问题，不是学术问题，是政治问题。史观可以在学术层面剖析，但是史观的改变有一个立场问题。

　　战争遗留问题，包括战争赔偿，还有领土问题，钓鱼岛的归属，这些都不是学术能解决的，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的解决，靠学者来进行学术研究肯定是不行的。解决战争遗留问题，首先要取决于日本对于中国态度的改变，现在影响中日关系最大的障碍就是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我想战争遗留问题是没法解决的。我们编著《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就有这个目的。

　　人物周刊：您觉得我们的普通民众清楚地了解60年前的抗日战争吗？有没有一些认识误区？

　　荣维木：对于抗日战争，我们的教科书里面描述得并不是很多，不是很充分。

　　至于误区，编写教科书或者专著，有方法的问题。方法如果不太恰当，有可能是误读。一个很明显的例子，过去台湾说共产党不抗日，游而不击，三分应付，七分发展，坐大了；我们在1980年代以前，也是说国民党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但是我们说抗日战争之所以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统一战线发挥的威力，这是不能否认的。

　　现在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是立功的，只能这样说，两个战场同等重要，缺了哪个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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