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林业局局长周生贤:与自然和谐可养无限生机

　　“谁要在树上钉一根钉子，我恨透了……它是生命啊”

　　采访周生贤局长的当天,北京格外热,天气预报说最高气温39摄氏度。他的办公室里开着空调,但温度比一般有空调的地方稍高,大约27摄氏度。我们得知,他还要求白天把办公楼走廊能关的灯都关掉,以节约用电。

　　面对周生贤，《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谈起在国家林业局机关了解到的一些对他个人的评价，他立刻打断说:你要注意，你了解到的情况可能是假象，因为我现在当局长，大家对我免不了会有些过誉之词。

　　他说,你来采访我,我不喜欢完全按照你问的来回答，也不想只是塞给你一堆数字和资料。“一般的东西别人也能讲,我喜欢说些我喜欢说的事情和话。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才比较真实。我应该给你一些有趣的东西,能反映我个性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但我曾经是一名优秀的通讯员，宁夏日报等媒体一直喜欢采用我的稿件。”

　　他不等提问，就自己说起他“最愿意说的事情”：对林业事业和务林人的感情。他重点谈到100万林业工人的“大转移”。他说：“三峡工程移民100万，举世瞩目，但是在祖国的万里林海，为了实现从伐木到保护生态的战略转变，100万森林工人正在静悄悄地经历痛苦而伟大的蝉蜕。100万人啊，要离开他们原来熟悉的地方和环境，由原来的砍树伐木到外面重新谋生。我们现在已经安排了57万，还有43万没有安排。这些人是什么人？是献了青春献子孙的人。这是一部什么历史？是一部悲壮的历史。”

　　他说：“我不是诗人，但我有时候也容易激动和感动。文艺讲感动，科学家讲注意力。注意力是科学家产生灵感的钥匙，感动是文艺家产生灵感的钥匙。林业是一个艰苦的行业，我们靠什么留人？感情是第一位的。”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周生贤说道:人类祖先从森林里走出来，人与森林有一种天然的亲和的情感。我走在街上，谁要在树上钉一根钉子，我恨透了。好像是这个钉子钉在我屁股上似的。它是生命啊，你得善待生命啊。

　　周生贤打开笔记本，念了一段他最近写的一首诗：……过去，总以为还有更好的地方可以去。现在我发现，最好的地方就是脚下的这块土地。过去总以为还有更可亲的人可以接近，现在我发现，最可亲的人就在我身边……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问：这首诗是什么时间、为什么写的？他回答说，我只告诉你这是最近写的，是为400万林业系统的职工写的。停顿片刻，他又引用了郭小川的两句诗来表达对他所领导的事业的感情：继承吧，这是一笔永恒的遗产；耕耘吧，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

　　《瞭望东方周刊》:6月23日你在人民大会堂表示，要在未来5年时间里，再造一个能有效抵御海啸、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综合性沿海防护林体系。建立这一沿海防护林体系和去年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有没有关系？目前中国在沿海防护林建设方面存在哪些问题？

　　周生贤:去年12月26日印度洋海啸灾难发生后，人们发现沿海森林植被对降低海啸的破坏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泰国拉廊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在广袤的红树林保护之下，岸边房屋完好无损，居民生活未受大的影响，而与它相距仅70公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地区，村庄、民宅被夷为平地，70%的居民遇难。印度南部的泰米尔那都邦是海啸的重灾区，而其中的瑟纳尔索普等四个村子，由于海边有茂密的红树林，400多个家庭安然无恙。据观测，50米宽的红树林可使1米高的波浪削减至0.3米以下，使林内水流速度降低到原来流速的十分之一。

　　中国海防林的状况很不乐观，主要是沿海防护林的定位不高，制约了沿海防护林抵御海啸和风暴潮等自然灾害的作用；总量不足，难以承担抵御海啸和特大风暴潮的重任；质量不好，难以很好地发挥应有的功能作用。另外，沿海防护林建设的投入也明显不够，人为破坏又比较严重，而且法律保障和科技支撑严重滞后。

　　从1949—2004年的历史资料看，我国平均每年有6.9次台风登陆，每隔3—4年就发生一次特大风暴潮。近几年每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都超过100亿元。

　　《瞭望东方周刊》:在这个位置上，你感到压力最大的是什么？

　　周生贤:我压力最大的就是森林资源的保护问题，也就是森林的数量和质量的问题。形势还是很严峻。我们国家森林数量比较少，尽管人工林8亿亩，世界第一，但是质量比较低，加上原始林不太多，森林资源还受到3个方面的威胁，一是森林火灾，二是病虫害，三是乱砍滥伐。《焦点访谈》经常曝光这些，不是火灾，就是乱砍滥伐。不是说上新闻我压力大，而是的确感到森林资源保护不容易。

　　中国在森林资源保护方面走过一些弯路。我国共有森林储积127亿立方米，新中国成立后主要是五六十年代，共砍伐了86亿立方米，几乎把所有林子都砍了一遍。现在，我们再也不能破坏森林资源了，也不能边治理边破坏了，林业要走以生态建设为主的道路，这是一个跨越，从以木材生产为主的阶段跨越到以生态建设为主的阶段。

　　《瞭望东方周刊》:能不能讲几件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周生贤:有一个难忘的小故事。那是1978年，我在同心县下马关乡当党委书记。林业部在我们那里搞了一个三北防护林的样板林试点。因为工作有成绩，林业部请我到北京介绍经验。当时的林业部部长罗玉川接见了我，和我合了一张影。就是这张照片，激励了我前半生。我绝没有想到，现在我竟然成了罗部长的接班人。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很珍贵。

　　现在，我跟我们的劳动模范在一起时，我说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你们，我和你们每人照一张吧，因为我知道这张合影的激励作用。上次我陪温家宝总理在呼伦贝尔考察，在和林业基层工作站同志座谈后，总理说和基层人员照个相。结果总理和这30多个基层站的职工一人照了一张合影，现在他们都把相片装进相框在家里挂着。有些领导可能照相照烦了，可是群众对这一张照片很看重。

　　还有一些难忘的事。比如2002年在内蒙古北部发生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夏季雷击森林大火，我们在现场用了21天扑灭了火，这时中央发来贺电，我和一位副局长当时就拥抱在一起，我们临时驻扎的小镇也沸腾了，大家都在欢呼。没有经历过战场般扑火场面的人，很难理解我们当时的心情。

　　最近的特别难忘的事，就是最近公布的荒漠化普查结果，我们56年来第一次出现了荒漠化面积的绝对减少。就是人进沙退，有人不喜欢这个提法，但是就是这个意思。6月16日中央讨论环境问题时，胡锦涛总书记提到这件事，他把这叫作“非常可喜的事情”。1994年的时候，我们沙化面积每年扩展3436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面积。现在沙化面积一年缩小1283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这我高兴啊！

　　《瞭望东方周刊》:从公开发表的报道看，中国水土流失面积正不断减少，水土流失强度也在减弱，这应该说是林业生态建设的一大成就。那么，你能不能预测一下20年后的中国生态环境会是什么样子？长江、黄河那个时候能变清吗？

　　周生贤:按照我们的目标，20年后，我国森林覆盖率将在23%以上，重点地区的生态问题基本解决，全国的生态状况明显改善，祖国山川会更加秀美，长江、黄河也会变得更加清澈。

　　《瞭望东方周刊》:你有没有信心让中国人完全告别沙尘暴？

　　周生贤:沙尘暴是我们国家北方地区最严重的一种生态问题，它是很难被完全消灭的，只能是减轻它的危害，减少它的发生。因为沙尘暴的形成，从大的方面看主要包括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地被物的因素，第二个因素就是气象条件。目前而言，人类恐怕对于气候因素还难以做到控制，但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改善地被物的状况来控制、减轻沙尘暴的危害。

　　我们近年来启动了一批重点工程，实施了草原保护和治理、小流域治理等项目，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颁布《防沙治沙法》，开展了三次全国沙化土地监测，不久前国务院批复了《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在沙区推广了一批先进适用技术。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全社会都很关注和谐社会建设，和谐社会有一条就是人与自然和谐。作为主管全国陆地生态系统的官员，你怎样理解“和谐”二字呢？

　　周生贤:人与自然和谐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生态良好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的根本特征。森林和湿地是涵养水源、净化水质、提供清新空气、创建优美环境的源头和根本;野生动植物保护和自然保护区建设是基因保存、生物多样性保护、自然保护的精华之所在;防沙治沙是预防土地沙化、治理沙化土地、维护生态安全、保护和改善全国生态质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些都在林业工作的职责范围之内。所以，林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承担着光荣而艰巨的重大使命。

　　关于对和谐的理解,我想化用一句古话: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和谐养无限生机。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就是发展人与自然的关系。当我们处在各种生态危机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历史时刻,一场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伟大实践也开始启动:整合林业建设工程,调整林业生产力布局,果断结束以木材生产为主的林业建设指导思想，确立新的以生态建设为主的林业发展战略。这是我国和谐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重大成果,是改变数千年来人与自然关系发展轨迹的开端。

　　《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森林人均占有量只有世界的五分之一，但富裕起来的中国人很推崇原木家具，对木材及林产品的需求迅速扩大。在保护的前提下，怎么解决老百姓用木头的问题呢？

　　周生贤:我们对东北天然林实行大量减产,对黄河长江中上游天然林实行禁伐,让林子休养生息，这样木头需求就会有缺口。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正在实施《重点地区速生丰产用材林基地建设工程规划》,力争到2020年,形成2亿亩以上的速丰林基地规模，预计可年产木材1.3亿立方米，再加上一般用材林生产，使我国年木材产量达到2.8亿立方米，这样我们木材进口依存度将大幅降低。

　　另一方面，为了对全球生态改善做出负责任的贡献，我们也相继与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缅甸等一些木材输出国，在森林资源保护、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打击非法采伐和非法贸易方面不断加强合作。

　　《瞭望东方周刊》:最近，中央决定赠一对大熊猫给台湾，再次引起两岸民众对这种濒危动物的极大兴趣。有人说把大熊猫送到栖息地之外会影响对他们的保护，你怎么看这一问题？

　　周生贤:十多年来，在各级政府领导和重视下，经过当地保护人员长期不懈的努力，大熊猫的分布范围有所扩大，栖息地状况有所改善，种群数量有所上升。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我国野外大熊猫种群数量约为1590多只(不包括1.5岁以下大熊猫幼体数量)，全国已建成大熊猫自然保护区40个，45.26%的大熊猫栖息地和近62%的大熊猫分布在保护区中。目前，我国人工圈养大熊猫数量为163只。这可以充分说明，经过我们的有效保护，大熊猫正在走出20世纪80年代遭受灾害时的低谷，种群正在逐渐恢复。

　　大熊猫赠送给台湾同胞不会影响对他们的保护。因为，台湾的气候和大陆南方相近，也有足够的竹子种类可供大熊猫食用，完全可以满足大熊猫的生活需要。另外，大陆已经成功解决了大熊猫的人工养殖与繁育技术，可以向台湾提供大熊猫饲养管理技术，也欢迎台湾有关方面派人员到大陆学习相关技术。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说过“盛世兴林”。那么,目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1000美元,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中国的自然生态建设将面临哪些发展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呢？

　　周生贤: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达到1000-3000美元时，既是一个经济发展上的重要拐点，也是一个生态建设上的重要拐点。在这个阶段，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文化乃至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与世界的关系等都会产生深刻的变化。如何度过这个拐点，对所有国家都是一个严峻考验。如果各方面关系处理得好，就可以平稳度过这个阶段，经济社会得以快速发展;如果各方面关系处理得不好，不仅经济会崩溃，国家政权也可能丧失。同时，在这个阶段，也往往是一个国家开始重视生态建设的时候，充分体现了盛世兴林这一客观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你过去是学哲学的，现在对林业这么熟悉，你怎么从一个行外人变为一个林业的专家呢？你是怎么学习的呢？

　　周生贤:我到国家林业局后发现林业很复杂。虽然我过去管过农林，但不学习的话就可能在决策中对国家的事业造成损失。我就下决心参加了林科院研究生院的研究生班。昨天的饱学之士如果不是今天的勤学之人，也难免落伍，何况我存在着林学知识的先天不足。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和下班后的业余时间，听40余位知名专家讲授了24门课程和16个专题，累计共460多个学时。我还出版了论文，很多人都说按规定我可以拿博士了，但我不要这个学位，我学习不是为了搞头衔，是为了工作。我要了学位反而降低我的威信。

　　实际上学习和工作都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积累了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释放。我认为一个领导班子里必须有一个人处于释放阶段。这个人释放得差不多了，别人再顶替上来继续释放。当然一个班子一段时间要以一个人释放为主。这样的班子才是和谐的班子，是有活力的班子。

　　《瞭望东方周刊》:你平时上网吗？你怎么评价网络这一新的媒介工具？

　　周生贤:我用计算机的主要用处就是打开网络看新闻。对一些重大事件，也看网民是怎么评论的。比如这次印度洋海啸，我就特别注意网民的意见对林业有什么启发。海啸后，我收集了包括网上在内的资料，给总理写了信，结果总理和主管副总理都做了重要批示，温总理明确提出沿海防护林问题应该列入十一五规划。《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聂晓阳 /北京报道

　　周生贤简历

　　宁夏吴忠人。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1968年9月参加工作。历任公社党委书记、副县长、县委书记、地委委员，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自治区副主席，自治区党委常委、政府常务副主席、国家林业局副局长、党组副书记等职。现任全国绿化委员会副主任，国家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武警森林指挥部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

　　先后主编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经济导论》、《充满希望的十年》、《再造秀美山川的壮举》、《中国林业新的里程碑》、《盛世兴林》等著作，出版了《中国林业的历史性转变》专著，公开发表各类学术论文40余篇。荣获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献给地球的礼物奖”和《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秘书处颁发的“防治荒漠化杰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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