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老兵与战友之子共忆当年悲壮沙场

　　他是上海淞沪抗战中，坚守四行仓库数十天、如今唯一的在世者。

　　重庆抗战老兵91岁的杨养正，昨日在儿子、女儿的陪同下，来到上海长宁区宋庆龄陵园，祭奠血战四行仓库的指挥官谢晋元，在离墓碑5米远的地方，老人坚持从轮椅上走下来，要亲手去摸一摸谢团长的墓碑。当他摸到谢团长的墓碑时，热泪双流，“60多年了，兄弟才回来看你，你在地下好吗？”

　　昨日上午，杨养正重新回到了上海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在那里，他与当年的战友谢晋元之子谢继民、上官志标之子上官百成同唱“八百壮士歌”，共忆“四行孤军”的烽火岁月。历史的碎片，因此连成一个整体。

　　战争史上最为奇特的战斗

　　“这是一场特殊的战斗，南岸观战，北岸打仗。它的意义主要是在政治上、道义上及士气民心上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谢继民如此评价当年的这场战斗。

　　当时的战争激烈程度，可以从一营营长杨瑞符的《孤军奋斗四日记》窥见一斑：“日军以猛烈的机关枪封锁路口，以平射炮及重迫击炮向四行仓库猛轰，最激烈时，每秒钟发炮一响……”

　　密集的枪声吸引了上海民众的目光，苏州河南岸观战的人群一层层挤得密密麻麻。从早到晚，大家忘记了喝水吃饭，一发现敌情，民众就以各种方式迅速告诉守军。有的齐声高呼，告知敌军进攻方向；有的以几块大黑板拼接起来，写字或画画，向守军警示，提醒官兵早作防范。

　　也许这是古今中外战争史上最为奇特的一幕，河北打仗，河南观战，四行仓库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展示中国军人英雄形象和民众爱国热情的大舞台。

　　“我们的条件很艰苦，”谢继民根据掌握的材料介绍说，“那时日军有飞机、坦克、大炮，88师是当时装备最好的，一个班才有一挺机枪，孤军总共有六七挺机枪。

　　“孤军营”拒绝收买

　　八百壮士奉命撤入租界后身陷“孤军营”。而在谢继民眼里，孤军营中的生活不啻另一场特殊的战斗。“孤军营那3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全靠父亲一人操持，解决幸存者300人的吃饭、训练问题。汪伪政权4月30日还都后，曾两次派人入营收买。第一次是派上尉军官，穿着伪军服，挎着东洋刀，得意洋洋地进来，父亲一看，很反感，马上把他轰出去了。”

　　“过了几天，陈公博又带了一个人来。据说当时陈还带了100万元的支票，50万给父亲，50万分给其他300多名士兵，还带来了委任状，希望官兵能够当‘和平军’。委任状和支票父亲看都不看，撕得粉碎。”

　　“万国商馆大门由外国雇佣兵看守，二门是士兵换岗守卫，父亲认为二门内是中国的主权领土，他说未经谢某人允许不得擅入。”谢继民的语气里充满了对父亲与老战士们的敬佩之情。

　　谢晋元团长之死

　　对于当年谢晋元团长之死，一些文字记载存在不同的说法：一说是由于谢对部下过于苛刻，内起矛盾致死；一说是被日本人收卖的叛徒所刺杀。谢继民认为，发生这次变故的最主要原因是“孤军”的自由问题。

　　谢继民指出，当时在官兵们看来，四行之战弹药尚足，完全可以抗命不退，坚守至死；看守孤军营的外国雇佣兵只有几十个，只要营外的地下工作人员安排好退出路线，几百名训练有素的孤军战士完全可以突围，冲出租界。因此，大部分官兵都对羁留在孤军营中有看法。谢晋元曾多次写信给蒋介石，而蒋介石回复的3次电报都是要求“忍耐”、“艰苦支撑”、“坚忍自重，坚持到底”。

　　“为了中国抗战能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获得自由的机会，这才是民族英雄谢晋元团长牺牲的真正原因。”谢继民这样总结道。

　　至今，谢家仍保存着淞沪战前谢晋元发给妻子凌维诚的一封家书：

　　“吾妻爱鉴：日内即将率部进入沪淞参战，特修寸笺以慰远念。我神州半壁河山，日遭蚕食，亡国灭种之祸，发之他人，操之在我，一不留心，子孙无噍类矣。为国杀敌，是革命军人素志也；而军人不宜有家室，我今既有之，且复门哀祚薄，亲者丁稀，我心非铁石，能无眷然呼！但职责所在，为国当不能顾家也……”

　　据介绍，谢晋元墓最初一直安放在胶州路孤军营，后迁到了万国公墓即现在的宋庆龄陵园。

　　“孤军壮士”的去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孤军”官兵被英方过渡给日本。伪军政府最后摊牌：要么参加“和平军”，要么做苦力。孤军官兵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后者，随即被押往上海郊区，在新龙华游民习艺所成了真正的囚犯。

　　1942年4月，官兵300多人被分成五批押到各地。

　　根据谢继民掌握的资料，押到金陵的有100多人，他们种菜养马，后来逃掉了六七十个；派到光华门部队做工的50名孤军乘日军外出调动之机，全部逃掉。雷雄等50人被押往安徽裕溪口采煤，也全部逃走。第四批在杭州的有60多人，其中在萧山的20人杀死2名哨兵，冲出日军驻地。最后一批被押往新几内亚做苦工，先后回来30多人。

　　谢继民说：“很多老战士经历非常坎坷。解放后在上海的老战士我都还有联系，上海最后一位‘壮士’李锦堂3年前去世了。其他的很多在湖北。但由于地址更换，我也不知道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文/记者 汤华明 周洋发自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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