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系列人物报道

　　苏向祥 中国律师的特殊抗战

　　本刊记者/旺达摄影/陈萧军

　　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早在6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是日军遗留下的化学武器却依然不断地给中国百姓带 来伤害，迄今已造成2000多名中国人伤亡。为了给无辜的受

害者争取战争赔偿，一个名叫苏向祥的普通中国律师已同日本 政府抗争了10年。

　　远远走过来的苏向祥，说不上高大但看上去很健硕，双颊渗出细密的汗珠在阳光底下微微发亮。说实话，苏向祥看起 来不像律师，倒像老师——这不仅是因为他戴着眼镜的缘故，小方格的短袖衬衣、微微发黑的皮肤、朴实的微笑。乍看上去， 他跟感动了中国的徐本禹有几分相似。

　　记者将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南城静谧雅致的一座四合院里，苏向祥说他已经很久都没到过这么清静的场所了，这些年除 了为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案件奔波，他还得通过代理国内的各种案件来维持生计。

　　“从2003年案件一审结果出来之后，已经快两年没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了。我很感谢新闻媒体，追究日本政府的法 律和历史责任是需要全社会互动的一件事情，媒体的参与让我们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原先一直困扰我们的经费问题，已经得 到了很好的解决。”

　　或许跟职业有关，苏向祥说的每句话措辞都很简练。同时，他也承认媒体给他个人带来一些压力，把他推上了“抗战 ”的“前线”。

　　十年前的横祸

　　黑龙江省双城市的周家镇一带是远近闻名的“炸弹村”。这里距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很近，是日军侵华期间弹药 库、飞机场的所在地，曾有大批日本后勤部队驻扎在这里。

　　日本战败至今60年来，“炸弹村”已经发生了几十起炸弹伤人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为杜绝此类事件而 进行着各种努力，但随着“隐藏”炮弹被不断发现，炸弹伤人事件依然屡见不鲜。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随着中国一系列庆祝活动的展开，日本右翼极力否认侵华事实、歪曲历史的消 息也不断传来。8月29日，周家镇正在修建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新的爆炸事故，造成当地农民一死两伤。

　　这次事件很快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黑龙江当地，年轻的律师苏向祥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苏向祥只有26岁，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一直在某家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待人诚恳的他，在工作上表现十分出 色。爆炸发生前的一个月，一家对外代理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刚刚开业，苏向祥不但是事务所的主要发起人，更是工作的主 力。

　　报纸上刊登的受害者照片让苏向祥的内心许久不能平静，在辗转得知受害者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后，9月3日，他和 一位同事来到了幸存者的病房。

　　苏向祥坦言，和同事来到医院纯粹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他们专程给他送来1000块钱。苏向祥这样描述他在病 房里见到受害者的那一幕：一只脚和整个后半身都被吊起来，身上的烧伤面积有95%，整个儿被纱布裹起来了，胳膊也断了 一只……

　　从医院回来，苏向祥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他决定要为受害人讨一个公道，争取日本政府的赔偿。“我当时特别希望 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不管日本政府对历史持什么样的观点，都必须要看到侵害中国人权的事件正在发生，必须要负起 责任来进行回收、调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跨国诉讼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苏向祥能够耗10年时间来跟日本政府打这场“持久战”，肯定与他的家庭有着某种联系。实际 上，在做这件事之前，除了众所周知的民族仇恨之外，苏向祥对日本没有任何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仇视。

　　苏向祥1969年出生在甘肃农村，3岁时跟父母到了东北农村。他的性格很像父母，有甘肃人特有的坚韧、能吃苦 ，内向的性格使他更善于思考而不善于表达，同时又不缺乏东北人的豪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特点。

　　1995年9月6日，苏向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送了一份传真，代表8月29日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 求。考虑到日本使馆可能不理会这份普通律师发出的材料，苏向祥也在谋求另外的途径，他想到了去日本进行诉讼。

　　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如果到日本去打官司，中方的律师只能作为证人出庭，代理人必须是日本律师。苏向祥遇到 了诉讼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日本有一万多名律师，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也不知道他们愿意 不愿意替中国人来做这件事。

　　尽管如此，有一点苏向祥的内心是清楚的——日本律师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起码应该跟我们保持相同的观点，才 可能带来实际的帮助。

　　似乎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本来做好了“找不到日本律师，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心理准备的苏向祥，偶然向办公桌上 的一瞥，却给整件事情带来了转机。

　　寻找日本搭档

　　1995年9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正在中国，对当年山东高密县刘连人被抓往日本做劳工的始末进行调查，他准 备代表刘连人向日本政府索赔。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苏向祥的办公桌上就放着报道此事的一份报纸。几天以后，他又在另外一家报纸的文 章中看到这样的报道，“北海道新闻社北京支局局长佐佐木正文先生亲自去机场接送刘连人……”苏向祥立刻查到了佐佐木正 文的办公电话，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小野寺利孝。

　　“除了佐佐木，其实我还委托了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因为北海道新闻社我并不了解，但我知道共同社是大社，在东京 本土找一个人应该很容易。”坐在记者对面的苏向祥露出朴实的笑容。

　　“你又是怎样找到共同社的呢？”面对记者的疑问，苏向祥一本正经地回答：“其实我找这些人所用的都是普通人的 办法，按照机构名称查114。”

　　“你不怕那些记者是右翼人士拒绝帮助你？”

　　“在向媒体求助的时候，我抛开了国籍，我想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和标准会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苏向祥说这句 话的语气很坚决。他的回答尽管简单，却透露出他内心的一个秘密——他是一个相信生活当中会有奇迹发生的人。

　　“不是说我当时有多高的水平，日语有多好才能有现在，我跟普通人的想法一模一样。开始我确实想这是一件不可能 的事情，如果那时真放弃了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说到这里，他“嘿嘿”地笑了起来。

　　10月初，北海道新闻社和共同社几乎同时传来“找到小野寺”的消息。苏向祥根据他们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小野寺 利孝所在的事务所发送了传真，很快他接到小野寺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表示愿意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帮助，并委托苏向祥进一步 搜集证据。

　　经费与理念

　　通过与包括小野寺、尾山宏等律师的进一步接洽，苏向祥很快与他们所在的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书和协议书，明确了双 方的工作范围。苏向祥一个人承担起了起诉日本政府的关键性取证工作，而所有的调查费用均由日本律师提供。

　　从日本律师手中接过一万元办案经费的时候，苏向祥心想：正是由于日本人当年犯下的错误才会出现今天这一系列案 件，日本人拿钱出来也是应该的。但在接下来的取证过程中，苏向祥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由于受害者本身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获取赔偿，对病例和诊断证明都没有进行保留。苏向祥不得不 通过当地政府的档案部门调取这些材料，每当档案部门要求他出示相关证明的时候，苏向祥都感到十分尴尬。这种“志愿者” 的身份决定了“拒绝”和“碰壁”成为家常便饭，“感动别人”、“取得信任”成为苏向祥获取证据的唯一途径。

　　苏向祥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日本律师和民众的反应。他注意到支持这场诉讼的日本友好人士大部分 都是老年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特别是当得知办案经费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他们捐助的时候， 1998年，苏向祥做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想象的决定——放弃日本方面提供的经费，自费将调查取证进行下去。

　　苏向祥向记者讲起了一名叫山边悠喜子的日本老人。“在日本她住的是最普通的小房子，多次往返中国看望受害者的 费用都是她自己承担的。最后实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每次参加日本律师组织的活动，这个老人总是自 己带着水和饭团到现场，参加完活动，别人都去吃饭的时候，她就偷偷地在走廊里吃点饭团……”

　　当苏向祥明确表明不再接受办案经费的时候，日本律师以为他要放弃这场诉讼。在发往东京的传真中苏向祥这样写到 ：“……我这样做不会耽误任何有关诉讼的进程，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得比以前更好……”

　　从那以后，苏向祥一直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推动诉讼的进程，“我曾经问过小野寺，日本律师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受害者 ，他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光是在帮助中国的受害者，也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因为日本政府对待历史 的错误观点，会把日本民众引向战争的边缘’。”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做到经济上的独立，就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关系。”尽管苏向祥前后投入到取 证以及往返东京的各种费用将近有30万元之多，但他依然倔强地坚持到了2003年。

　　将诉讼进行到底

　　在苏向祥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之下，2003年9月29号，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一批中国受害者向日索赔案做出一审判 决。日本法官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元赔偿金。

　　消息传来，苏向祥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情愫：这一天，距离他最初涉足“对日索赔”已经过去了八年。他已经从“ 青年”步入“中年”的的行列，八年的风雨兼程，苏向祥收获的是他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感动。

　　但随着2003年10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对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的消息传来，更大的困 难挡在了苏向祥面前——八年的诉讼，日本律师团“贴”进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元人民币，他们再也无力支付上诉的费用 ；而起初的大批日本支持者也因对诉讼丧失信心而减少。苏向祥猛然间意识到，要将诉讼进行下去，就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力 量解决经费问题。

　　2003年的年底，苏向祥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代表他的老板向苏 向祥发出“会面”的邀请，并表示愿意对诉讼进行资助。

　　自从媒体报道以来，类似这种电话，苏向祥已记不清接过多少次了。他也曾满怀期待地坐在“老板”们的面前，商谈 资金帮助的一些细节。但是到了最后，苏向祥发现这些“老板”们所谓的“提供资金帮助”，不过是一种为企业提供商业宣传 的手段。

　　想到日本律师团和支持中国受害者的日本民众，苏向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帮助”。所以，对于那一次打来 电话的人几次提出见面的请求，苏向祥都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了。

　　“最后跟这个人去见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好那时候我在北京，距离不是那么远；另外，确实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给我 。我想出于礼貌也应该去跟他见上一面，对于资助的事情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见面之后，双方礼节性地谈起了对诉讼事件的认识。对于苏向祥提出的“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办”的观点，企业 家非常认同。他对苏向祥表示：“今后你就专心把事情做好，不要再为钱发愁，我们会为你提供无底限的经济援助。我们中国 人要有自己的尊严，金钱上的支持，可以让你们以崭新的姿态去面对日本政府……”最后，企业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不 要公开我的身份以及企业的名称，我做这件事情和你一样都是发自内心的。”

　　有了这次无底限的资助，苏向祥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2006年春天即将得出的上诉结果。当记者提出“诉讼之路还 将有多远”的问题，苏向祥将目光投向远处，“还有多远……”他慢慢地思忖着“现在所面临的不光是法律问题，还有历史认 识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话，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算打到国际法庭也要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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