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网》和《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北京律师朱久虎因为代理当事人不服政府收回陕西油田案的集团诉讼，起诉陕西省三级政府，最近被当地有关部门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和“非法集会罪”拘留并逮捕。据记者报道，朱律师在代理案件中并没有鼓动当事人上访，只是进行了起诉书的起草和诉讼思路的确定。但仍被认为参与幕后主使，同七位诉讼代表人一起被捕。这一事件引起了全国律协的高度重视。受朱久虎律师家属委托，全国律协宪法与人权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市泰福律师事务所主任肖太福和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的李
和平律师决定为朱久虎律师提供法律援助。
这一事件的背景，是早年当地政府同意私人开发石油产业，后来政策调整，要全部无偿和低价收回油田产业，引起投资人不满。2004年11月1日，《中国新闻周刊》以《面对民营油田回收，陕北油老板“打响”护产行动》和《“陕北油田案”被定义为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为题，发表记者调查，报道说“陕北油田案”是涉及地域广阔(延安、榆林2市15县)，涉案人数众多(1000多家民企6万多投资人10多万利益相关人)，涉案资产庞大(民营石油投资人认为2003年价值70多亿，现值更多)的“保护私有财产第一案”。他们选举了15名诉讼代表，代表靖边县的数百名油老板，和上万名参与投资开采石油的农民。而在整个陕北榆林和延安地区，共15个县里，据称共有“涉油”农民6万人。他们聘请了北京律师朱久虎代理不服政府决定的诉讼。但在向法院起诉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朱律师因此成了这个重大事件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2005年5月26日凌晨，他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
集团诉讼，是让重大社会矛盾和社会积怨在法制的轨道内得到合理释放并进行法律调整的重要方式。所有的政治家都明白，这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代价最少、成本最低的一种方法。我们强调依法治国，就是要把社会的非理性、非法律的解决方式，全部拿到法庭上有秩序地进行梳理和解决。现在社会上有了这种意识、群众选择了法制的方式，而我们的权力机构却用阻却这一道路的方式来进行强行遏制，不能不说是令人遗憾和费解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处理群体性事件，堵不如疏。在进行市场经济模式的探索中，各种社会资源和社会利益不断在进行调整，不产生矛盾是不可能的。出现一些集团性事件，并不可怕。采取驼鸟政策和高压政策，可以奏效于一时，不可能长久有效。处理不当，有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因为法制的渠道堵死了，非理性的、歪门邪道的、说情的、甚至暴力的方式都可能会出现。至少会产生大量的上访问题。介入这种重大事件的律师，一般不会煽动当事人闹事。因为所有的闹事方式，都是法律程序所不允许的。律师这样干，只会使自己败诉和出问题，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律师追求的目标是在法庭、是成文的判决书，判决书并不是靠闹事能够得到的。因此，说律师幕后鼓动和操纵闹事，是不懂基本常识，是经不起检验的。对于集团性事件，律师所起的说服作用、解释作用、平息作用，有时是权力部门都无法起到的。因为律师是当事人出钱请的，当事人有一种自然的亲和力和信任感，律师说话比政府还管用。用好这一稳定社会的力量，是高明政府的做法。现在有的地方政府聘请信访律师，已经收到良好的效果。
我们正在致力于创建和谐社会，致力于各种社会矛盾的理性解决。为什么这样的事件还会经常发生，是值得深思的。如果这样重大的群众切身利益事件法院都不受理，如果这样的事件都不允许律师介入，那么我们要法院干什么？我们要建立律师制度干什么? 陈有西 (作者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与人权委员会副主任，高级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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