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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早报:“数字春药”及时代的精神贫困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2日21:22 东方早报

  作者:熊培云

  若干年前,我曾在中国某个偏远的县城遇到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他向我介绍了自己的成名计划:书写一幅千米长卷。我当时的迷惑是,为什么一个人要把精神领域的事当作体力活来做呢?

  2005年春天的一个中午,我路过巴黎新落成的《世界报》总部。新楼的正面幕墙让我心动不已———整个幕墙设计只有一幅“世界永久和平”的漫画和维克多·雨果关于新闻自由的政论。印象最深的一句话莫过于“Sanslapresse,nuitprofonde”(若无新闻出版,万古如长夜)。然而,就在同一天,国内某家报纸推出了一日五百版的“新闻纸”,目的是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世界上大概没有哪个国家的国民能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天下第一”。所谓“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中国武林多热闹,自然是因为“争霸”与“打擂”的文化。中国学林似乎也不甘寂寞,若要打造个中国式的思想家,便有好事者发明“南有某某、北有某某”或“xx第一才子”,将学林变成可以一统思想的江湖。

  中国文化传统中多“朴刀棍棒”、“谁与争锋”,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自1992年以来上海成立了吉尼斯中国总部后,吉尼斯纪录在中国立即引起了无与伦比的狂热。近日,甚至有“广州第一人造美女”(已经“第一”一回了)正式向吉尼斯上海总部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申报理由是,在15个月内全身23处动刀在世界上还没有人有过。

  应该说,在日益走向开放社会的中国,与别人比试医生在自己身上动了多少刀子,本是个人自由。不过,有关中国人走调的“数字生活”传统着实应该梳理一番。

  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曾经洛阳纸贵,至少因为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的两点死穴。一是作者把张居正、海瑞、戚继光、李贽等明代风云人物聚集于公元1587年前后,揭示中国盛极而衰的内因之一是以道德代替法律,二是缺少数目字管理: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建立过一种可以用数目字来进行管理的国家与社会。

  黄仁宇此话不虚。以道德代替法律,同样是中国历史缺少数目字管理的重要原因。不过若是有人因此断定中国历史传统中没有“数目字管理”,实在是冤枉了皇上———于道德于法律,古代中国的“数目字管理”可谓简单有效。

  从道德上说,从周礼开始,中国便渐渐流行“三从四德”,即“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随子”和“妇德、妇言、妇容、妇功”。这套数目字管理是中国古代妇女管理的宪法,一直延用了几千年。此外,还有“三跪九叩”,臣子拜皇帝,小官拜大官,奴才拜主子。黄仁宇先生立论批评的明朝就特别注重“连叩三头、重复三次”的三叩九拜。试问天下,哪个国家对国民之膝盖有如此精良的“数目字管理”?

  在法律上,中国历史上同样有“数目字管理”。以刑罚为例,最杰出的当属族刑。春秋时中国便开始有了夷三族的酷刑,此后又有了九族(或是虚称);唐朝开始有“十恶不赦”;到明朝时,明成祖曾在盛怒之下,不顾“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的劝告,将其门生数人同其九族群杀,计八百余人,史称“株连十族”。

  不难发现,皇帝老儿这种“数目字管理”很低级,虽然偶有“百”、“千”、“万”等数目,但是数来数去,治国方略中通常只能从一数到十。关于这一点,从传播学的角度也可以解释其成因。由于汉字是单音节字,只要不超过十,读起来朗朗上口,如“一统江山”、“三从四德”、“约法三章”、“三纲五常”、“四书五经”等,有利于记忆和推广。更微妙的是,这些“汉语数字”一经确立,在强力下重复一万遍后便具有了某种先验的“真理性”或“合法性”,成为“汉语数字真理”。

  如上所述,尽管中国历史上不少“数目字”。因此,更准确地说,它并没有形成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大行其道者不过是“数目字统治”。

  笔者之所以认为这种“八九不离十”式的计数方式,远非真正意义上的数目字管理,是因为它们远离真正的生活,更剥离了世界的复杂性。在政治上考察一位官员或一届政府的政绩,数字是一个客观参照。但是,如果数字不是从真实的生活与经验出发,而是来自省略或胡思乱想,来自从上到下的政治摊派与“完成任务”,同样可能是灾难性的。中国上世纪50年代“放卫星”,整个社会不啻是服用了“数字春药”,高潮迭起,甚至具有国际声誉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先生在浮夸风中撰文“论证”亩产十万斤的“科学性”。然而,此时所谓“十万”、“百万”不过是争夺“天下第一”,它和数字本应表达的客观与科学并无关系。当荒诞的历史成为过去,我们今日所能忆起的,不过是举国搞了次“数字马戏”。正因为如此,今日中国的“GDP崇拜”引起了许多人的警惕与批评。可以说,只有告别这种崇拜,GDP才真正具有“数目字管理”的意义。

  吉尼斯纪录里的“天下第一”,求量不求质,多是通向极端的模仿,而非创造。我以为,中国需要这样一种进步,即让数字还原为科学,还原为人们实现幸福自由的生活的工具,而非政治与吉尼斯式的目的与标榜。今日中国人基于数字之上的“吉尼斯崇拜”,不仅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贫困,同样是对中国人缺乏创造力的一种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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