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中国最大的日本战犯改造营揭秘

　　6月27日，大河原孝一再一次走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想起了自己55年前第一次来到这里时的心情。

　　“刚进来时，我们都很紧张，怀有强烈抵触的情绪在这里生活。我们想，战争的责任是否在我？在谁？为什么把我们关押在这里？我是其中最反抗的一员，”83岁的前日本战犯大河原孝一回忆说，“改变思想就是改变灵魂，这是一项深刻、艰巨的任务。”

　　如今，他是以“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副会长的身份重返“再生之地”。被遣送回国后，他在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

　　“真正的日中友好，要从向中国人民谢罪开始。”站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的讲台上，大河原孝一的视线飘过台下的听众，声音略显激动，“今天，我被招待到这个地方来，感到非常光荣，并且想，这是不是一个奇迹呢？”

　　6月27至28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办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与会的中方人士有管理所当年的管教员、看守员、医护人员等；来自日本的访问团共计54人，包括大河原孝一在内的4名前日本战犯、“抚顺奇迹继承会”会员以及一些热心人士，其中几名20岁左右的大学生尤其显眼，访问团成员的年龄跨度超过60岁。

　　“回日本50年，我一直在想，我能做什么事情。”另一名前日本战犯岛亚坛发言时说，“我做了版画，举办画展，题目是‘三光’政策。在右翼势力非常嚣张的情况下，我这样做是非常危险的。”

　　“我想，如果我被杀了，这也是我对中国人民表示认罪的一个行动。这50年，我的心情没有改变。”85岁的岛亚坛缓步走下讲台的时候，听众席上的一个日本女青年在擦眼泪。

　　谢罪之旅

　　两天的会议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有14项之多，记者印象最深的是6月28日随“和平之旅”访问团参观平顶山殉难同胞遗骨馆。馆内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一片焦土，堆积着被烧黑的累累人骨。空气沉重得让人屏息闭嘴。眼前多具遗骨保持着临死前张大嘴巴的样子，3000多人的一个大村子就这样一夜之间消失了。

　　纪念馆工作人员问访问团是否需要在馆内继续讲解，“继承会”会员、该组织目前惟一的华侨代表李楼摇头说“不需要讲解”。在这里语言是多余的，随团一些人在用自带的摄像机默默记录，他们献上的花篮挽联写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我在山东作战时，直接杀害过手无寸铁的农民，我永远也不能忘，”大河原孝一在纪念馆门前开口对记者说，“他是一个强壮的人，一个很好的人，杀他没有理由，就是命令，旁边还有很多比我年轻的士兵，我不能表示软弱。那个人一定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我不知道。”

　　战前是农民的绵贯好男也有终生不能忘却的记忆，他说：“大概是在1945年2月，在中国的南方，我们把中国人，主要是农民，大约3万人集中在一起捆绑起来，每个士兵分配八九个中国人杀死。这是我经历的最残酷的一次，情景惨不忍睹，那是3万人啊。这也是我最后悔的事情。”

　　同一天，访问团还在战犯管理所参观了《侵略——三光》画展。30幅黑白色调的版画是岛亚坛根据自己亲眼所见创作的，标题有《示众枭首》、《强奸》、《扫荡》、《三光》……他在每一幅作品前为大家讲解。画面上的日本侵略军全是骷髅造型，隐喻他们为战争恶魔。

　　岛亚坛在讲解他的画作时说：“日本士兵在国内接受的教育就是忠于天皇、武士道精神。当时在中国作战，杀中国人、杀八路军，心理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并且我们来中国侵略被说成是帮助中国统一，中国人民会从战争中解脱出来。”

　　战犯管理所现任所长侯桂花为筹备这次活动刚去过日本，“还能活动的只剩二十几人了。”她说，“80多岁的老头，为呼吁反战做工作，在日本组织南京大屠杀展览、自费建谢罪碑……尽管这次活动他们都积极报名参加，但因为身体原因最终来了4个。”

　　初来时都不认罪

　　抚顺战犯管理所几乎保留着1950年建所时的原貌。走在长长的走廊里，犹如陷进一座深灰色的迷宫。

　　其实，这座日式建筑正是日本侵略军建造的，它的前身抚顺典狱1936年竣工后不久即成为残害抗日志士的场所，内设绞人场、停尸房，3000平方米的运动场就是由杀人场改建的，能关押1200人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典狱长本人也被关押至此。

　　1950年7月，走进这里的969名日本战犯都有大难临头的感觉。从西伯利亚出发前，苏军称送他们回日本，而他们也把回国视为理所当然的命运——1945年日本投降后，近60万日本、伪满官兵被押送到西伯利亚收容所，除3000 人被判刑之外，其余大部分人在劳役5年后已经遣返回国。

　　护士长赵毓英告诉记者，日本战犯刚进所时，普遍患有心血管病、高血压，与当时的情绪有关，认为自己必将受到严惩。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不认罪。

　　据《抚顺市志》等史料记载，当时有的日本战犯撕下贴在墙上的《战犯管理条例》，有的在监号内大喊“天皇万岁” ，还有人故意浪费粮食，甚至为不听教导用筷子捅聋自己的耳朵。

　　抚顺战犯管理所1964年总结的《对日本战犯中将藤田茂德教育改造经过》中，这样描述了他的出场：“身穿将校服，头戴战斗帽，撅着仁丹胡，佩戴中将军衔领章，威严傲慢地走进战犯管理所，并公开向我们表示：‘我是日本军人，为天皇服务是日本军人的天职。’”

　　藤田茂，日本陆军第59师团长，是35名将级日本战犯之一，他命令部下以活人作“刺杀活靶”进行“试胆训练” ，理由是“不叫士兵刺杀活人，看看鲜血，胆量是壮不起来的”。

　　969名日本战犯中，属第59师团的将近300人，大河原孝一等4人昔日都是该师团的“鬼子兵”。

　　超常的优待

　　看上去十分瘦弱的前日本战犯绵贯好男只有48公斤重。他告诉记者，从西伯利亚到抚顺战犯管理所之后，短短半年时间，他的体重由53公斤猛增到63公斤。

　　“我们含着泪工作，瞅着他们吃的饭菜心里很气愤。”齐亨隆老人在采访中几度落泪。他当时负责战犯伙食的采购。

　　公安部制定的战犯伙食标准分为三档，大灶每月15元，中灶20元，小灶30元，分别供应尉级以下、尉级、将校级战犯。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管理所工作人员吃“瓜菜代”，战犯伙食标准也没有降低。1960年左右，管理所为操作方便，伙食标准统一为每人每月25元。

　　“每月20多元的伙食标准是什么概念？”管教员崔仁杰对记者说，“就是鸡鸭鱼肉管够吃啊，那时候一斤大米一毛多，一斤猪肉不到三毛钱。困难时期我一个月肉票只有几两的定量，饿得脚都浮肿了，下班时路过厨房闻着香味扑鼻，肚子咕咕真受不了。”

　　厨房最多时有十几个炊事员，工作人员大都不理解为何如此优待日本战犯，对于将来如何处理他们也都心里没数，有人一边做饭一边猜测“喂得胖胖的将来枪毙的时候才够劲”。

　　2005年年初，中央电视台播放纪录片《战俘回忆录》，齐亨隆每天必看。“那主要是讲日本人怎样对待战俘的，押在沈阳、东南亚的美国、苏联、中国的战俘。”他禁不住老泪纵横地说，那些美苏中战俘“骨瘦如柴不像人样，天地之差啊。我再想想我们怎么对待战犯的，越看越生气”。

　　认罪教育

　　从“九一八”到“八一五”日本投降，抗日战争持续了14年；从1950年接收日本战犯到1964年最后一批遣送回日本，又是14年，按侯桂花的比喻，战场转移到没有硝烟的思想领域。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共有5座战犯管理所，其中抚顺战犯管理所知名度最高，它以对日本战犯、伪满战犯成功进行思想改造著称。

　　“日本战犯为什么能改造过来？我的理解是，首先要他认罪。”张仁寿对记者说，“认罪是直观的。你杀了人烧了房子强奸妇女，不能不认，不需要更多道理。”

　　“需要道理的是，这种行为是作战行为还是战犯行为，用国际法和中国国内法的尺度量罪定性，他就没话说了。”他说，“再辅之以人道教化，不认罪也把他当人看，不折其尊严，这对日本人是有用的。

　　最早对日本战犯进行思想教育，与两个人创造性的工作分不开。他们是吴浩然和他富有传奇色彩的同事张梦实。”

　　据《抚顺市志》记载，周恩来指示“对这些战犯进行适当的悔罪教育”的时间是在1952年2月，而此前吴浩然他们就已经组织了战犯学习小组。

　　未能如愿上大学的大河原孝一把战犯管理所比作大学，他求知欲很强，还当了学习小组的组长，组织全组25人一起讨论。

　　吴浩然在生前的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述：“我们没有搞强迫命令，也没有进行硬性灌输。而是先通过调查研究，首先把战犯中有学习愿望的80余人组织起来，分成6个学习小组，由他们自己选出学习组长……学习方法是先由各小组传阅学习材料，在领会基本精神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自己开展讨论。”

　　当时的学习材料主要是日文的列宁《帝国主义论》，以这部著作为思想突破口，是张梦实的提议。

　　张梦实，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之子，曾就读日本早稻田大学时受中共地下党启蒙，产生反满抗日思想。他担任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管教员时，他的父亲则戴上了战犯编号牌。“儿子管教父亲”成为美谈，而他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段往事。

　　与众不同的经历决定了他不仅有理论素养，而且非常了解日本人的国民性。《帝国主义论》在日本国内是禁书，讲给战犯确实抓住了要害。

　　“这部著作没有什么党派色彩，写的是社会发展史，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它的本质是侵略。”为抚顺战犯管理所写“ 改造日本战犯工作总结”的主笔张仁寿说。

　　战犯痛说家史

　　4名前日本战犯在战前都从事着普通、正常的职业——大河原孝一是一名铁路工人；“小市民”出身的岛亚坛是一个画工；公司职员高桥哲郎毕业于“专门学校”，在4人中文化程度最高；绵贯好男是一个农民，在家以种地瓜等农作物为生。

　　他们的个人情况在日本兵中是有代表性的。吴浩然在生前留下的一篇回忆录中记录道：“这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90％以上出身于日本劳苦国民家庭，文化程度大都为高小水平，被俘时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

　　发现日本兵中有不少是工人出身，吴浩然冒出一个点子——他们同样受过剥削压迫，何不开个诉苦会呢。

　　吴浩然给大河原孝一等学习组长布置了两道思考题：对比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对比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监狱。组织战犯讨论第一题时，挑选出身贫寒的战犯作重点发言，讲自己的家史。

　　“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翻阅各学习小组长报上来的‘学习情况汇报表’，突然看守员师国荣跑进屋来，大声说‘老吴，不知为什么，各监舍里都有人在哭，你快去看看’。”吴浩然在1980年代口述回忆录时，掩饰不住内心的成就感：“我听了却很高兴，不慌不忙地对师国荣说，‘你不必担心，战犯们的学习已经进入理论联系实际阶段，这对他们悔罪认罪有好处 ’。”

　　第一个痛哭的是宪兵军曹东一兵。他是佃农出身，他的家史听起来类似中国的“白毛女”。东一兵说，为给父亲治病，大姐辍学到火柴厂打工，每天工作14个小时，直到中了磷毒，牙床溃烂活活饿死了，厂方说大姐5年期合同未满，硬逼二姐顶替做工，父亲在病床上看到女儿被抓走，晕了过去再未醒来……讲到父亲的丧事，东一兵放声大哭，其他战犯也跟着哭起来。出身贫寒的人争着讲述自己的家史，都是边讲边哭。

　　痛说家史使战犯群体发生了分化。“尉级以下战犯感觉，受剥削阶级才是同一个战壕的。”崔仁杰说。

　　吴浩然后来在在回忆录中说：“这些校级以下战犯普遍认识到，人的贫穷不是天命所致，而是由于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造成的；天皇也不是最仁慈的神，他是日本剥削阶级的总代表。为天皇效忠，就是为垄断资产阶级卖命。所以，自己犯罪，应该感到惭愧！”

　　“经过两年学习和悔罪教育，80％以上的校级以下日本战犯交待出2980条罪行，写出637份检举材料，为最高检察院组成的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抚顺市志》引用了这组数字。

　　暴风骤雨式的认罪

　　“如果说悔罪教育是和风细雨，认罪运动就是暴风骤雨。”崔仁杰形容。

　　1954年，最高检察院东北工作团500余人的审讯队伍进驻战犯管理所，在尉级以下战犯中开展“认罪运动”，对将校级战犯则采取“过筛子”式的个别审讯，一个个过关。

　　为打开僵局，在认罪运动中采取了“典型引路”的方式。第一个典型是第39师团中队长宫崎弘，他在全体战犯大会上坦白了扫荡湖北白羊寺村，如何亲手残杀几十人的罪行，当时全场听得目瞪口呆。属于积极分子的学习小组组长大河原孝一从未做过典型发言，尽管他也亲手杀害过无辜百姓，其罪当诛，但就残暴程度而言，相比之下怎么也轮不到他当典型。

　　崔仁杰说，认罪运动的场面很有感染力，“大家在运动场上席地而坐，典型发言时，听众有同感就会突然站起来鼓动性地说几句，也不长篇大论，比如‘我简直是一个失去人性的恶魔’、‘是，真不假，我们确实是恶魔’，经常有人喊一句‘ 多岗(日语：同感)’，然后全场齐声高呼‘多岗’，右臂高举起一片”。

　　“这么个会后，分组开会气氛就不一样了。”崔仁杰分析，听众心理是“他的罪比我严重得多都坦白了，我还怕啥呢，何必自己背包袱”。

　　认罪运动持续了将近一年，在这期间，很多战犯思想压力大，吃不下饭，说“认罪运动是生死斗争啊”。“彻底否定旧我、产生新我，由一个战犯到一个善良的人，转变过程必然是痛苦的。”崔仁杰说。

　　“认罪运动后，一提到自己的罪行和中国宽大待遇，战犯都爱哭鼻子了。”他说。

　　认罪之后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大河原孝一等897名日本战犯免予起诉，遣送回国；对45名罪行十分严重的日本战犯，分别判处12至20年有期徒刑，但最终全部提前释放，最后一批日本战犯于1964年回国。

　　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所有前日本战犯全部参加。对于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即使获得自由也不意味着战争结束，大河原孝一就是这样一个。

　　他回国后回到战前工作的铁路局继续当铁路工人，同时在“中归联”兼任副会长，从事反战、友好工作，例如护送被抓到日本做劳工的刘连仁回国。回国10年，他45岁时辞职专门从事中日友好工作，他说：“因为我感到很对不起中国人民。”

　　目前，近千名日本战犯仅百余人在世。大河原孝一对本报记者说：“我已经这么一大把年纪了，50多年来在为中日友好尽一点微薄的力量，现在更感到对未来负有责任。但时间不多了，感到非常着急，非常想把反战的观念传达给下一代。”

　　“今天参观了惨案纪念馆，想到日本国内还不承认发生过侵略战争，我由衷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应该正视历史，特别是应该反省战争责任，对这个事情有个了断。” 本报记者 寿蓓蓓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