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法庭明天将二审宣判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

　　晚报讯 万众瞩目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诉讼案，明天中午将在日本东京法庭二审判决。

　　昨天，湖南声援团一行46人从上海转乘国际航班飞往日本。抵日后，他们将和受害者一起，进一步向东京法庭控诉侵华日军的罪行，并列庭听取二审判决。

　　本报独家采访细菌战幸存者张礼忠、原告团团长王选、细菌战最早发现者之子谭家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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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德细菌战发现者后人透露细节

　　“为尸检，父亲几乎下跪”

　　“1941年11月4日上午，日本人投了鼠疫病毒，下午，我父亲就得出诊断并发出警告。可谁又知道，他为了完成这份尸检，几乎向死者家属下跪。”前天谭家麟告诉记者，这次湖南常德赴日声援团中，他的身份是：当地首位发现细菌战的医生之子。

　　细节一：轰炸飞机投下谷麦

　　1941年，谭家麟只有8岁，因为学校放假，他喜欢跟在担任常德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身后，到处看看。

　　11月4日，常德县城显得格外平静，谭家麟抬头向上看，天空大雾笼罩。突然，警报响了，日本飞机要来轰炸了。

　　但是那天，什么也没发生。一架九七式轻型飞机，飞临常德上空，没有像往常一样扔炸弹，而是从东南向西北飞行，沿途撒下一些破布、烂棉花、谷麦、黄豆等。“当时，父亲警觉地对我们说，千万不要碰飞机上丢下的任何东西。”谭家麟回忆说。

　　细节二：谭学华不是细菌专家

　　那天下午5点，空袭警报解除后，居民纷纷返城，清扫并焚烧空投垃圾，同时将一包垃圾送往当时常德唯一的一家医院———广德医院化验。时任广德医院院长的谭学华对空投物进行检查后，认为日军撒下的很可能是鼠疫杆菌。

　　“父亲每天看报纸，对浙江那边的情况非常熟悉。”谭家麟说，其实，父亲并不是一个细菌专家，只是一个临床医生。

　　第二天，谭学华在由常德县各个部门参与的联席会议上，最先发言陈述详情。

　　细节三：用兔子取代小白鼠

　　1941年11月4日下午，谭学华必须确认日本飞机投下的空投物的细菌种类。问题是，缺少营养剂，无法培养细菌；缺少小白鼠，没法动物实验……“当时情况太危急，父亲急中生智，抽取了当地感染血吸虫病患者的腹水，后者含蛋白质，能当细菌培养剂；再到外面街上，买了几只小白兔，充当实验动物，在以后几天的实验中基本确认，日本在常德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细节四：几乎向死者家属下跪

　　1941年11月10日，街道上出现了大量的死鼠。

　　11月12日，也就是日军空投鼠疫菌的第8天，魔鬼露出了狰狞的面目，常德第一例鼠疫患者出现了。家住关庙街的12岁幼女蔡桃儿因高烧寒颤送广德医院急诊。

　　当时，谭学华对其进行了检查，确诊为鼠疫。蔡桃儿13日上午因鼠疫导致心力衰竭死亡。谭学华对其尸体进行了解剖。通过对空投物的检查，尸体解剖，诊察鼠疫患者之后，谭学华确定：日本飞机撒布的的确是骇人听闻的鼠疫杆菌。

　　“常德当时的民俗中，尸检是大忌，但如果不能完成解剖，就不能确定细菌种类，为此，父亲几乎向家属下跪，最后他的诚意打动对方，后者答应尸检。”谭家麟说。此后，各方医学救援才纷纷赶到。□晚报记者 徐哲摄影报道

　　常德细菌战幸存者回忆当年

　　“弟弟在我面前抽搐而死”

　　“1938年的‘全家福’啊，小康人家一下没了4个人，我的两个亲弟弟得了鼠疫，浑身抽筋，死在我面前，我不敢大声哭。惨啊！”前天，74岁的张礼忠一字一泪地说。他是这次湖南常德细菌诉讼战声援团的两名原告代表之一。

　　小康之家　被日军炸没了

　　“从这张1938年的‘全家福’”说起吧。”张礼忠坐在田林宾馆的房间里，眯着眼睛开始回忆，尽管这对一个古稀老人来说有些残忍。照片上张礼忠一家人其乐融融，当时，张礼忠还叫张国珍，6岁。在家里，他排行老二，身边是襁褓中的老四，妈妈肚子里还有老五。

　　可惜，他们如今都已不在人世了。

　　张礼忠家境殷实，是个有13口人的大家庭。父亲张金延，当年在湖南常德最繁华的地段开了家张文化刻字店，生意兴隆，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

　　“当时家里盖了两层楼的房子，我有一间自己的卧室。”张礼忠的回忆充满温馨。

　　1938年下半年，一切发生了变化。张礼忠在常德最好的学堂上学，老师告诉学生们，日本兵要打进来了。果然，到了冬天，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常德广场(飞机场)。

　　1940年阴历五月初七、初八，日军飞机丢了燃烧弹，张礼忠的家被完全烧光。

　　1941年秋的一个清晨，警报刚响，日军就开始轰炸，张礼忠左小腿被弹片炸伤，直流血，“你看，现在我腿上还有伤痕呢。”张礼忠卷起裤腿，指着梅花一样大小的一个伤疤说。

　　当天下午解除警报回城后，张礼忠看到墙上粘有人血人肉，电线上挂着人的五脏、手脚，街上到处是残缺的尸体，防空洞内外死了不少人，可怕极了。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飞机拉粑粑(扔炸弹)”，这是张礼忠儿时唱得最多的歌。

　　年幼胞弟　惨死在我面前

　　1941年，张礼忠的爸爸妈妈告诉他，千万不要拣飞机上丢下来的钢笔、饼干，“因为常德报纸上登了，浙江那边好像有人感染鼠疫病毒。”

　　当时已经8岁的张礼忠能懂其中的道理，但他那刚刚5岁的四弟和3岁的五弟呢？1942年4月的一天，家里一个叫毛妹子的丫头，和孩子们出去玩了一趟回来，就开始发高烧，颈项肿大、全身乌黑。

　　奶奶摸了摸张礼忠四弟国民、五弟国成的额头，发现他们也开始发烧。家里马上请来郎中，郎中对父亲说，三人的病情一样，可能是鼠疫。“我爸赶紧要两个学徒租了小划子(船)，把毛妹子送回农村，第二天便死了。两个弟弟也发高烧，脖子肿大，腹股沟肿大、抽筋，身上还有些乌黑血块，第二天也先后死亡。

　　“他们就在我面前抽筋，慢慢瘫倒……我真是一辈子难忘这个场面，死的都是我的亲人啊！”张礼忠拿起手边的毛巾擦起眼泪。

　　埋葬亲人　不敢大声哭泣

　　当时，奶奶用毛巾捂着嘴哭，生怕哭声被保长、甲长知道。那时高山巷口有警察站岗，担心警察发现抢去烧，所以一家人只能小声地哭了一个通宵。

　　“第二天清晨，我爸把两个弟弟放在箩筐的两头，上面盖着衣服，随早晨往郊区逃难的人群，去小西门外，找了个乱葬岗挖坑掩埋，埋葬时也不敢放声大哭，生怕被人知道。”张礼忠说。

　　两个小孙孙去世，奶奶伤心过度，在1942年的冬天病故了。

　　他的祖父张友元，也于1943年阴历九月染肺鼠疫吐血泡身亡。两年之中全家死了五口人，房屋三处被烧光，父亲精神上打击太大太深，在1944年冬病死，当时只有43岁。

　　“你们别问了，一问我就掉眼泪，我现在不抽烟不喝酒，攒钱一是搜集细菌战的资料，二是为了到日本打官司，要一个公平的判决。”张礼忠说。□晚报记者 徐哲摄影报道

　　原告团团长王选临行前接受本报采访——"此行，我不再孤单"

　　晚报讯 今天中午12点50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赴日，抵日后将与浙江、湖南声援团会合。临行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她说，她的“事业”有了3个接班人，这次去没有以往的那种孤独感，“从事实、法理角度来看，我们应该赢。”

　　16日晚9点45分，记者拨通王选家电话时，她刚从义乌回来，行李还没放好，晚饭也没来得及吃。谈及此行新的发现，王选说：“我们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证据，浙江金华有一个老人，调查了当地40多个村子的细菌战受害者，相关资料我全都复印回来。”

　　明天，日本将宣布二审判决，和以往相比，王选这次去日本心情不一样。她说：“这次是二审的最后一次开庭，而且这次和我的三个接班人一起去，有人陪伴，孤独感就没有了。”

　　王选的接班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江西师范大学、宁波大学，“高知识是高能力的一个保证，他们基本能独挡一面。”王选对她的学生们赞不绝口。

　　当被问及这次审判是否会有新突破时，王选激动了，她提高嗓门说：“审判不由我来决定，我为什么要去管它？我只能说，一直以来，从事实、法理角度我们应该是赢的。

　　王选说：“你们应该问，我们为什么总是难赢？”她强调，我们诉讼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历史应该是一种信念，并应成为我们一个基本的价值观。

　　最后，王选开玩笑说：“明天中午希望你们媒体朋友来送行啊！这样我们‘出征’就彻底不孤单了。” □实习生胡同珍 记者徐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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