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中国历史上两次不寻常的远行

　　作者：陈季冰

　　在对郑和下西洋的研究和评论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声音是惋惜。这是现代人根据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力量格局中的情势，对600年前的祖先提出的深切反思：“七下西洋”本应该而且完全可能给当时的中国带来巨大的现实利益。循着这一思路，郑和虽然被评价为一代英雄，并一再激发国人的强烈自豪感，但他似乎还是对历史欠下了些什么。

　　关于郑和的这种微妙情愫触及沉淀于我们这个民族思维结构中最深层的特性：实用理性。作个不恰当的比喻，同样遭遇到一个难以理解的事物，西方人头脑中冒出来的第一个问题多半是：为什么？而中国人问的第一个问题肯定是：有什么用？

　　“为什么”和“有什么用”的不同追问方式源于人类的两种不同需求，前者是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亦即求知欲，后者是生存欲。这使得中西之间在对待信仰与现世、理论与经验、玄思与常理、想象与实际等重大问题上采取了差别很大的方式，最终发展出迥然不同的社会形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任何知识都必须具备实用价值，那种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和求知欲的“为知识而知识”在我们的文化中是找不到位置的。虽然古代儒学经典也有“格物致知”的训导，但它显然与同时代的古希腊自然科学不是一回事。孔夫子已经通过“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子不语怪力乱神”这样的教诲把后人不计实用目的地探求自然和人际间未知奥秘的路堵得严严实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求实用的精神已经内化为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并贯穿于我们的知识体系中。

　　从精神层面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次远行，却超越了我们民族一贯的实用理性，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显得如此地不寻常。第一次是唐代玄奘的西行取经。这次远行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到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去实地学习、考察和研究这种宗教，通过对佛教经典文本的直接翻译来纠正三四个世纪以来经由西域多种不同语言“二手”传播而可能产生的讹误。因而，这次千里迢迢、千辛万苦的远行只是为了探究信仰和学习知识，而不存在任何实际的功利目的，这在近代“西风东渐”之前是绝无仅有的，它是一次纯粹的“精神之旅”。

　　第二次便是郑和下西洋了。我相信，这次远行应该也有相当明确的目的，但由于明代宫廷政治超乎常理的复杂性，加之“海禁”之后对郑和航海文献的付之一炬，使得后人的研究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不过，有一个结论是依稀可以得出的：这次兴师动众、耗资巨大的远行也没有太多实际的功利目的。用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郑和的庞大船队既不是远洋舰队，虽然有士兵和武装；也不是海上商旅，虽然携带并交换了大量货物；倒更像是一个“中华文化海外宣讲团”。

　　在我看来，这两次不寻常的远行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中国人行事的常规，并给我们的文化传统增添了丰富性。然而，同样是不寻常的，两次远行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却大相径庭。

　　没有人能够否认，佛教的传入对于古代中国人的心智结构乃至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影响曾经是无以伦比的，现代普通不信佛的中国人的许多思维习惯、处世方式甚至常用语言都还留有明显的佛教痕迹。玄奘的历史地位在于，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对印度佛教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翻译的汉地学者。玄奘之后的中国佛教真正从古代印度佛教那里“毕业”，开创了属于自己的“汉地佛教时代”，延续至今已成为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相比于玄奘，郑和的命运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完成了七次轰轰烈烈的远洋航行以后，由于朝廷对外政策的骤变，郑和的传奇壮举突然销声匿迹了，甚至连他本人的事迹在明清两代官方历史记载中也降到了可有可无的地步，直到清末民初才又重新受到重视。

　　现在有很多国人惋惜郑和没有能够像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那样，帮助中国早于西方实现“地理大发现”，我倒觉得，更加应该令人惋惜的是，郑和没有能够从他所游历的阿拉伯和印度等地带回有价值的知识和思想。要知道，早在中世纪，阿拉伯世界里的数学和医药学就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重新开始大量研究古希腊学术，其中大部分经典就是从阿拉伯人保存的阿拉伯语版本重新翻译回去的。很遗憾，这些外国的知识和思想似乎都没有入郑和的“法眼”，更不要说经由他传入中国。

　　对于玄奘和郑和的不同历史命运可以有许多不同解释，我想，除了鼎盛的唐代对于异域文化的开放胸襟远非明代可比以外，另一个很重要的解释应该是：玄奘西行取经尽管也得到了唐朝皇帝的关心和支持，但本质上是一种个人行为，而郑和下西洋则完全是一种国家行为。西行取经的主体是玄奘个人，唐朝皇帝只是个资助者；而下西洋的主体是明成祖朱棣，郑和只是一个执行者。个体行为可以自由地从个人的兴趣和求知欲出发，往往容易取得思想方面的突破；而国家行为则受制于固有政治结构的条条框框，虽然财力雄厚、条件优良，反而经常事倍功半。

　　中国古代的这两次不同寻常的远行及其截然不同的历史命运留下的思想遗产是极其值得探究的。在我们这样一种实用理性居压倒地位的民族性中，不具有功利色彩的纯粹精神性的探索是很难获得承认的，即便是出现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时刻，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张力仍然有可能扼杀这种探索。

　　文化传统是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摆脱的土壤，对于仍然生活在这种强调实用理性的文化传统中的现代中国人来说，如何处理“经世致用”与“为知识而知识”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体与整体的关系，恐怕依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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