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慕毅飞
时值酷暑，却有几条令人寒心的新闻，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深圳一个叫丛飞的歌手，以他的慈怀善举，感动了中国。他用义演所得的300多万元钱，资助了178名贫困学生，自己却因晚期胃癌，欠下了17万元的债。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受丛飞资助的家长，竟把电话打到丛飞的病床边上，质问丛飞：“你不是说好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还在读初中，你就不肯出钱了？你这不是坑人吗？”一位毕业后当了大学教师的大学生，在网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被列到了丛飞资助过的名单里，打电话质问丛飞：“你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使我很没面子，我现在已是一名大学教师了……”(7月13日《公益时报》)。
沈阳一个叫韩磊的17岁青年，救起了一个行将溺水的年轻人，自己却因精疲力尽，被浪卷走。被救者走了，和同伙一起走的，除了一声轻轻的“谢谢”，什么也没有留下。韩磊的家人为能给韩磊一个烈士的名份，希望得到被救方的证明。但任凭韩磊的家人和邻居们贴遍了寻人的告示，十几天过去，什么音讯也没有，所有人的期盼，变成了遥遥无期的等待(7月18日《中国青年报》)。
助人是美德，救人是道义；但对受助者、被救者来说，这里不仅不意味着权利，反倒包含着义务与职责。丛飞并不欠谁，即使有过“供到大学毕业”的承诺，也不意味着受助者就有索讨的权利；大学教师既有接受过丛飞资助的事实，且不具备隐私性质，也就没有非得要人秘而不宣的权利；至于落水呼救者，更没有非得要人拿命来换你一命的权利。出于爱心相助，出于道义相救，这是施助者、施救者的高尚。受助、被救以后呢？受助者就有了感恩的义务，必要时，被救者还应有作证的职责。不能只讲施救者的道义，而不讲被救者的良知。
我曾为齐齐哈尔那封迟到了27年的感谢信愤而写道：“勇敢而高尚的人，可以甘当无名英雄；但决不意味着，那些昧良心的人与单位，就可以不负任何善后的责任。社会崇尚不求名利、不图回报的好人，但决不意味着见利可以忘义，知恩可以不报。”可这种泯灭良知的人，就是不负善后的责任，就是见利忘义、知恩不报，谁又能奈其何？道义靠的是自律，良知靠的也是自律。但当自律无效的时候，对索讨到病床的狠心者，社会就应启动道德谴责的程序；对出来作个证也不愿的被救者，法律就应有依法作证的条款。
没有对知恩不报的惩处，就无法弘扬见义勇为的正气，就会让见死不救找到立足的土壤。重庆一位在杭州谋生的史先生，因两次在家门口见义勇为，他的妻子害怕有人报复，一再责怪史先生多管闲事，甚至吵着要离婚(7月18日《钱江晚报》)。此等怪事，就来源于行善未必得善、有恩于人未必就有人知恩图报。施救者只要讲道义就够了，但对于被救者，光讲良知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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