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向英雄致敬

　　文刀

　　郭光允、周伟、于新华……这些名字代表的人物，有一个共性：检举贪官。

　　他们检举涉及的官员，有的高至省部级；他们检举的官员，现在没有一个能够躲避法律的制裁。

　　如果鞠躬能够代表向他们致以最高的敬意的话，那，所有的中国人，都应该向他们鞠躬。

　　检举贪官，经济上，可以挽回直接损失，政治上，可以改变一个区域的政治生态，让其向一个透明高效的方向改进；他们的出现，增加了贪官的违法成本，让监督一词具备了非凡的现实意义。

　　200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说，检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70%以上是来自群众举报——这是何等重要的一股力量？

　　如果鞠躬同时也能代表向他们致以最高的同情的话，那，所有的中国人，同样都应该向他们鞠躬。

　　“目前程维高的儿子程慕阳已经逃到加拿大，花点钱雇个杀手来对付我太容易了。我没什么，可我的家人怎么办？”郭光允这么向媒体说。

　　周伟已经因为癌症于近期去世，于新华也惨遭十年的折磨。

　　看了不多的例子，却有一个感觉：检举人好像都没得好下场。部分例子不能代表所有，但只要出现了一个这样让人痛心的例子，就不是全中国人民希望看到的。

　　这当然不是所有人期望看到的结局，问题的症结只有一个：如何保护检举人。

　　但是，迄今为止，除了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领域有一些比较笼统的法律规定外，中国尚没有一套系统的关于举报人和证人保护的法律或制度。“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这是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仅有的对证人保护的相关规定。笼统而没有具体实施指引，只能让保护证人(检举人)流于形式，这其实是上述值得我们致敬的人悲惨命运的诱发点。

　　值得欣喜的是，证人保护立法，步伐已经迈出：据参与论证的学者透露，证人保护立法早在1998年就已开始酝酿，学界已在1999年初步达成共识。目前，《证人保护法(建议稿)》业已起草完毕；而深圳市宝安区更是迈出了这一步，深圳市宝安区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证人保护工作规定》中，相关条文非常具体——除法律规定的条件外，办案人员不得披露有关信息资料，证人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作证行为的，可以依法隐匿证人的身份、住址等真实情况，并以适当的方式移送法庭备查；可以允许证人以视听资料等方式提供证言，本院在进行案件宣传报道时，不在媒体披露可能损害证人声誉或不利于其人身安全的内容或事项，将受到严重暴力伤害或威胁的证人，可以实行24小时保护。

　　由于香港证人保护条例和廉政公署这个强势独立的部门存在，31年来，香港具名举报人的比重已从33%升至71%，这反映了民众对法治和廉署的极大信任。具名，这一个小小的变化，意味着疑案的查处可以马上进入实际操作层面，其效果不言自明。

　　他们检举为谁？即便我们不考虑动机，只考虑结果——造福中国，因为此，我们必须向英雄致敬。

　　他们是小人物，他们是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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