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3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清华大学说，农民工和大学生是艾滋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近期卫生部将把农民工、大学生作为预防艾滋病宣传的重点人群(7月24日《北京娱乐信报》)。
自从1985年我国发现首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许多人群陆续被卫生部“钦点”为艾滋病传播高危人群：先是“频繁出入海外人员”，然后是暗娼，继而又扩展到整个服务行业，再
后来是吸毒人群。现在，按卫生部的说法，艾滋病似乎又特别“钟爱”农民工和大学生了。
我对这种说某一群体是艾滋病高危人群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比如你说“暗娼”是高危人群，那相应地，嫖客也成了高危人群，可嫖客显然是无法分类的，他可能是工人、农民，还可能是教师、官员等等，甚至可以是你能想到的任何社会群体。其他被卫生部“钦点”的高危人群也是如此———我们周围有多少“频繁出入海外人员”、“吸毒人群”、“农民工”、“大学生”啊！这岂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高危人群的一员？
为什么大学生会成为高危人群呢？卫生部并没有给出答案。有论者迫不及待地指出：那是因为大学生性开放、一夜情泛滥等等。
如果基于此可以断定一个群体是高危群体，那么成人社会的性开放程度、一夜情的泛滥程度不是比大学生有过之而无不及吗？如此说来，我们整个社会不是高危社会又是什么？
对受艾滋病威胁的人群进行分类的做法，向那些“高危人群”以外的人群传达了一个错误信号：在艾滋病面前，你们可以高枕无忧。然而，事实上，面对艾滋病，每个人都可能是受害者。这就要求卫生部门向全民传达一种防范意识和集体自律意识，而不是仅仅对某一群体采取措施。艾滋病面前，谁人不“高危”？（张若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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