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德受贿案庭审回放：最后陈述时感谢检察机关

　　7月28日，备受社会关注的黑龙江绥化市委原书记马德卖官受贿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受贿罪判处马德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听到宣判，马德神情沉重，当庭未说只言片语。

　　听到宣判，出庭支持公诉的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思绪万千，审查起诉这起

案件的情形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呈现在他们的眼前。

　　马德最后陈述：感谢检察机关公正办案

　　为了揭露犯罪，使被告人受到应有的处罚，维护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开庭前，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三名公诉人精心准备庭审预案，修改公诉词。他们提前进行模拟演练，并准备了5份不同的庭审预案；为达到最佳的示证效果，他们加班加点完成近百项证据的多媒体示证体系；为让被告人心服口服，他们反复修改起诉书达10余次……正是因为公诉人充分的准备，在今年3月22日庭审中，马德在回答公诉人讯问时，除对个别情节有异议外，对公诉人指控的17桩罪全部供认不讳。

　　检察官在发表公诉词时说，少数腐败分子置党和国家的利益于不顾，置人民群众的要求于不顾，大搞权钱交易，捞取不义之财，丧失党性，沦为罪人。

　　像马德这样的一批腐败分子弄权受贿、聚敛钱财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伤害了人民群众的感情，更败坏了党风政风，造成极大的社会危害。检察机关将马德交付法庭审判，以他走向犯罪的沉痛教训告诫人们警惕金钱的腐蚀，警钟长鸣！

　　旁听席鸦雀无声，检察官入情入理的公诉词震动着在场的每个人。马德在最后陈述时表示：“我感谢检察机关公正办案。我出身农民家庭，是党给我读书的机会，让我担任干部，可是我做了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我愿意接受法庭判决……”

　　马德的代理律师钱列阳庭审结束后向媒体记者表示，检察官当庭的表现无懈可击，证据扎实。在谈到举证问题时他说：“检察机关提供的证据质量比较高，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公诉机关从全案的角度出发，客观地辨析被告人无罪、罪轻情节，客观公正的作风值得称赞。开庭前我看了马德案件的14本卷宗，其中证据部分证人的证言很多，有的证言有五六页、有的有六七页，甚至更多，而其中能证明特定问题的相关证言其实只有两三句话。庭审举证过程中，公诉人能比较准确地将其抓住，呈现给法庭，而不是将全部证言和盘托出，更没有宣读与案件无关的证言。举证准确、凝练、客观，庭审效率很高，又不失公正性。”

　　殊不知，为了取证检察官于隆冬时节赴黑龙江，连续奋战28天，完成了近百份证据的补充；为了准确把握案情，检察官反复阅卷、分析研究，对案件审查报告不断修改完善，形成了10余个版本的审查报告……

　　谈话式提讯：文明办案消除对立情绪

　　2004年7月9日，马德案经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由第二分院审查起诉。第二分院当日成立了马德案办案组。为将此案办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铁案，三名公诉人以高度的责任心、严谨的态度对待涉案的每件证据、每笔证言、每次讯问。

　　“提讯不仅是查清案件事实、核实相关证据、确定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此罪彼罪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了解犯罪嫌疑人是否认罪的直接途径。”一位办案检察官说，案发前马德在绥化可谓一手遮天，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牵涉此案的不少证人也都曾经是当地政界数一数二的人物，有些甚至是当地司法工作人员，取证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2004年7月12日，办案组第一次提讯马德。为消除其对立情绪，检察官在了解到马德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时，嘱咐他如果身体不适可以暂停提讯；在得知马德没有申请辩护律师时，又耐心地告知申请辩护律师是他的权利。考虑到马德案发前职位与身体状况，检察官并没有采用直接讯问方式，而是采用谈话方式，争取让他主动交代问题。

　　“马德，我们是北京市检察院第二分院的检察官，受北京市检察院指派负责审理你的案子，希望你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你也考虑了很长时间，希望你把想说的都告诉我们，不要有顾虑。你都想清楚了吗？”

　　“我想清楚了。”“请你交代一下苗胜国与你的经济往来。”

　　马德沉默片刻说：“1992年，我在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期间，负责牡丹江制药厂的工作，制药厂有段时间资金周转不灵，我帮他们向农行贷了款，后来制药厂又急缺生产原料，我向黑龙江省粮食局借了3万余吨玉米。苗胜国是制药厂副厂长，知道我要出国考察便给我拿来5000美元，要我帮助制药厂在国外招商引资。”

　　说到这里，马德的表情突然转变，皱紧眉头急促地说：“我的确帮助制药厂做了相关招商引资的工作，这5000美元不能算受贿！”检察官告诉马德：“作为副市长，帮扶下属企业，为下属企业招商引资是你职权范围、工作范围内的事，是你的义务，你利用职务之便收下这笔钱，是涉嫌受贿。”

　　除运用各种方式方法和马德周旋外，检察官也没忘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使其认识到自己犯罪的严重后果，以悔过自新。据马德交代，2000年5月，李刚为了从绥棱县县长升任县委书记，趁马德到北京开会之机将一个写有“马芳”名字的30万元活期存折交到马德妻子手中，4个月后李刚如愿以偿当上了县委书记。为感谢马德的提拔及进一步与马德拉好关系，李刚又先后向马德行贿1万美元及2万元人民币。

　　检察官听后严肃地问：“马德，你知不知道李刚所任职的绥棱县有1.5万多名下岗职工需要就业，3500多户贫困户亟待解困，700多名学生面临失学，64个村的生活用水得不到保障？你知不知道李刚上任后当年该县的国民生产总值下调了45%、财政收入下调了29.8%、农民人均纯收入下调了25.9%，GDP大幅度缩水？作为一名受党教育多年的干部、老党员，你有没有设身处地为当地老百姓的疾苦着想过？”

　　这一连串的问话问得马德羞愧难当，低着头不停地说：“对不起党、对不起当地的老百姓！”

　　审查起诉：仔细推敲每件证据、每笔证言

　　在办案过程中，检察官审查卷宗时发现，2001年10月王卫丰在担任黑龙江省明水县鑫源亚麻纺织制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时，得知黑龙江兰西亚麻纺织工业联合总公司对外招商选择合作对象的消息后，曾托人向时任绥化市委书记的马德提出，希望他出面帮助自己承包兰西亚麻纺织工业联合总公司的事。为此，王卫丰一次送给马德20万元人民币。虽然马德答应为王卫丰打招呼，但因为工作忙一直没有为其打招呼。这是否属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

　　类似的还有，黑龙江省兰西县委原书记张国华因与县长有矛盾想调离该县，2000年11月他趁马德住院之机到病房送给马德20万元人民币，1个月后他被平级调任绥化市委任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绥化市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张忠义也通过送给马德10万元人民币，平级调动到市政管理局任局长。这种没有谋利的具体指向或与请托人期待的利益有出入的情况是否构成受贿罪？

　　“我们根据涉案的具体情节，对照相关司法解释，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在这种情况下，一方有请托事项，另一方承诺，承诺即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表示，尽管没有实施具体谋取利益行为，但已经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条件，至于谋利行为发生在收受钱财之前还是之后、是否实现、是否如请托人所愿，并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一位办案检察官说道。

　　北京市东城区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该案时卷中认定了18起犯罪事实，二分院通过审查，发现其中绥化市下属某县办公室主任行贿一事，言词证据不一致，即行贿人和马德的口供在送钱时间、地点、数额三方面有出入，提起公诉时将其排除。

　　办案检察官：卖官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

　　“卖官案件不像其他受贿案件，它会‘毒倒’一批干部，导致当地领导班子‘塌方’、政府公信力丧失，老百姓深恶痛绝，必须依法严惩！”一位办案检察官痛心疾首地说。有关资料显示，绥化地处松嫩平原，管辖10个县(市)区，3.5万平方公里，550万人口，在该省综合经济实力最差的10个县中，绥化占了4个。

　　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地方，买官卖官的社会风气，使当地干部把主要精力放在跑官上，根本无心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绥棱县委原书记李刚因“买官”先后向马德进贡32万元人民币、1万元美金。当他上任后，疯狂受贿100余起，受贿金额200余万元，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办案检察官介绍，向马德行贿的人以走“夫人路线”为主，以直接送给马德为辅；以送现金为主，以送存折为辅。马德的夫人爱财，马德大部分受贿款是他夫人接收的，但他夫人每次收钱后都告诉他。

　　就这样，从1992年11月至2002年2月，马德利用其担任牡丹江市副市长、绥化地区行署专员及地委书记、绥化市委书记等职务便利，在其负责包扶企业、提拔使用干部等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单独或伙同其妻田雅芝非法收受、索取苗胜国、申佰臣、高波、王学武等17人贿赂款600余万元，涉及绥化市和下属县(市)区10来个地区。其中13起是“卖官”犯罪，案发后赃款、赃物已全部追缴，目前绝大部分行贿人也被追究了刑事责任。

　　在一次提讯中，马德说他因脑血栓于2000年11月住院，出院后他深感人生苦短，说没就没，便开始大把捞钱。因为“一把手”管干部，任何人要想提职先得过马德这一关，如果马德不同意，再有能力的人也提拔不了。据马德本人讲，在讨论干部的会议上他根本不用说话，大家只要看他的脸色，就洞悉他真实的想法：如果他沉着脸，大家就会提出反对意见；如果他脸色平和，大家就会投赞成票。“权力缺乏监督到这个程度，当地一大批官员相继倒下也就可想而知了！”一位检察官说。 作者: 翟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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