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记者亲历爆炸后的伦敦：街头平静如常

　　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体验。

　　在英国首都遭遇7月7日的恐怖袭击之后两个星期，我和另外7名中国同行飞抵伦敦。临行前，英国驻中国使馆文化教育处的二秘因·罗宾逊先生半开玩笑地对我们说，这个时候去英国是安全的，恐怖分子要在同一个地方连续发动两次袭击很难。当时没有人认为他说的没道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过于乐观了。

　　到达伦敦是在7月21日。这一天有两条最具轰动效应的新闻，一是中国政府终于决定让人民币小幅升值，二是伦敦再次遭遇恐怖袭击，只不过这一次所有的炸弹都没有能够引爆，故而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一路上只看到两个警察

　　这次以失败告终的袭击发生时，我们乘坐的飞机正在波罗的海上空飞行。待到飞机降落在伦敦的希斯罗机场，这个消息已经通过电视画面传遍了全世界，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与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会面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已经对此事发表了评论，他呼吁伦敦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而我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已经身在伦敦，但这座城市遭遇第二次袭击的消息最早却是从北京传来的，家里人在电视上看到了这则新闻，紧张得不得了，朋友也叮嘱我注意安全。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对新闻事件了解最清楚的往往不是离现场最近的人。亲临现场或就在附近的人，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侧面，而传媒则将一个个碎片拼接起来，组成一幅貌似完整的画面，告知那些千里之外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

　　7月21日下午的希斯罗机场，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爆炸造成的恐慌的余波没有波及到这里。由于伦敦市内部分道路封锁，来机场接我们的英国文化协会的工作人员迟到了。这位女士是个日本人，名叫仓八泰子，显然她的情绪没有受到袭击的影响，只是抱怨部分地铁线路关闭，多浪费了她的时间。和我们一样，这位离现场更近的女士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她说发动袭击的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多，而确切的时间是当地时间12点半左右。

　　乘坐中巴车进入伦敦市区，我们的目的地在国王十字(King's Cross)地铁站附近，这个地铁站是伦敦的交通枢纽，在第一次恐怖袭击中损失惨重。由于交通管制，司机戴维不得不连续做U形转弯，本来一个小时的路程花了将近多一倍的时间。初来乍到，这不失为一个观光的好机会，我们一路上看到的一片祥和景象，下班一族西装革履行色匆匆，游客则悠闲地逛街，偶尔有锻炼身体的人跑过。路过一个板球场馆时，正好赶上比赛结束，这是伦敦人最钟爱的运动，退场的观众挤满了狭窄的街道。在近两个小时的车程中，我只看到两个警察。

　　到达下榻的Dinwinddy House后，我们和门卫斯蒂文谈起了恐怖袭击。这个50多岁的英国人显得毫不在意，他说二战中希特勒几乎把伦敦炸成一片废墟，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的确，伦敦人在危险面前的忍耐力是有名的。只不过，纳粹的飞机从天上投掷炸弹的时候，伦敦人躲到地铁里躲避，而这一次，危险却来自于他们曾经的避难所。

　　无论如何，亲眼看到的一切让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正在经历考验的城市，我越发觉得这个时代不可思议：大洋彼岸的人竟然比伦敦人更感觉恐惧。当天晚上，找了个网吧上网，惊喜的是，英国网吧的电脑竟然安装了中文输入法。我给家里发了封邮件，说在伦敦感觉很安全，即便再有爆炸也炸不到我，概率比中彩票还小。

　　耳边的枪击事件

　　我犯了和因·罗宾逊先生同样的错误，太乐观了。第二天，我第一次坐伦敦地铁就“中了彩票”，英国警察就在临近的车厢开枪打死了那个无辜的巴西青年梅内塞斯。

　　当时我们正在前往英国文化协会的路上，协会的地点在凯灵十字(Charing Cross)地铁站附近。刚进地铁站的时候，随手拿了一份免费的《地铁报》，头版的大标题是《那么凶手在哪里？》，底部是放大了的前一天袭击目击者的话：“我想我就要死了，其他所有人也这么想。”

　　一场虚惊正在逼近，但任何人都没有感觉到前兆。

　　第一次乘坐伦敦地铁，我们一行人上错了车，于是决定将错就错，到凯灵顿(Kennington)站换车。由于临近的椭圆(Oval)站在前一天成为袭击的目标，这两个站全部暂时关闭，地铁到了斯托克维尔(Stockwell)站才停了下来，我们必须从这里返回。开往相反方向的站台上，正好有一辆车进站，我们鱼贯而入。车上的人不少，门口处有些拥挤，一位女士上来之后又下去了，可能是去寻找一个比较宽敞的车厢。

　　等待的时间较长，大约有五分钟。就在车快要开动的时候，传来了一连串的枪声。

　　至少三声枪响过后，乘客们才反应过来，开始发疯似的往外跑。跑在站台上，枪声仍在持续。那一刻，确实感到恐慌，没有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也没人知道会不会有爆炸接踵而来，也不清楚后面是否会飞来流弹。

　　在出口处，工作人员指挥大家离开，一副从容的表情。到了地铁站的门口，狂奔的人确定已经安全了，都停了下来。当时的时间是上午十点。一个年轻的皮肤黝黑的女士吓得放声大哭，心情稍稍平静，我就犯了职业病，掏出相机将镜头对准了她。这个举动显然激怒了这位女士，一把打过来，嘴里嘟囔着恶毒的脏话，吓得我赶紧跳开了。还有一个身材瘦小的男子吓得泪流满面，不断地打着电话，他叫Alex，跟我们一样只是“耳听”了事发过程。

　　枪响之后五分钟不到，警察就到了，过了一会一架直升机飞了过来，在天空盘旋了一会离开。警察开始封锁道路，每隔几十米设一道防，我们被一点点地从现场赶开。

　　接受英国同行采访

　　我们在现场遇到了马克·魏特白(Mark·Whitby)，他亲眼目睹了事发的过程，他说他正在地铁里看报纸，一个长得像亚洲人的年轻人被三个便衣警察追着跑进了车厢，警察把他按在地上，对着脑袋打了5枪。他说以前只在电影里看过这种场景。后来，BBC、《泰晤士报》以及全球的主要媒体都援引了他的话，在接下来的两天里，这个47岁的工程师的回忆成了事件最权威的描述。

　　作为目击者，魏特白的描述并非准确。在现场我就可以确定，枪响绝不止5声，但不论媒体还是伦敦警方都沿用了他的说法。直到7月25日，即枪杀发生3天后，英国官方才证实，警察对巴西青年开了8枪，其中7枪打在头上，1枪打在肩膀。关于被枪杀的巴西人梅内塞斯的身份的一度误传也来自魏特白，他说被枪杀者长得像亚洲人，但从后来公布的照片看，这完全是想当然的假设，也许只因为第一起自杀式爆炸的发动者是巴基斯坦裔。

　　一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人凑上来问个究竟，一位从另一个站被赶下车的非洲裔女士听了我的描述惊得目瞪口呆，因为她乘坐的地铁就在事发那辆车的后面。

　　半个多小时后，英国的记者开始闻讯赶来，我们这群刚刚在现场采访过的中国记者成了英国同行采访的对象，同行的《中国日报》记者张鼎民还在CNN上露了面。我反问一位BBC Radio的女记者：如果当时你跟我们一样在现场，会怎么做？她耸了耸肩，我也不知道。

　　街头平静如常

　　7月23日，英国警方证实，被警察枪杀的是个巴西人，与恐怖袭击没有任何关系。但气氛却开始变得紧张，第一次恐怖袭击的发动者全部在爆炸中死亡，而第二次袭击失败，嫌犯全部在逃，警方开始了伦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查。大街上不时有警车响着刺耳的警笛呼啸而过，一些小报也在极力渲染恐怖气氛，称恐怖分子的炸药可能就要过期，加上警察的大规模搜捕，他们无路可逃可能做最后一搏，甚至可能采用卡车来发动爆破。

　　这种气氛容易让人联想到2003年春天的中国。但与那个时候北京街头冷冷清清不同，伦敦街头依旧繁忙，无论是公共汽车还是地铁，只要解除关闭仍有很多人乘坐，来自美国的游客约翰逊说，我们无疑在冒险，但我们不会有事。大英博物馆里的参观者照旧摩肩接踵，而门口也只有两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检查包裹，只是粗略地看一眼就放行。类似的情景在泰晤士河上的千禧桥、圣保罗教堂也可以看到。各单位照常运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卫报》、布隆博格等，在那里给人的感觉是，伦敦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

　　《卫报》发行部的一名员工在7月7日的爆炸中身亡，但在7月26日上午的编前会上，除了编辑们报的选题仍然围绕着恐怖袭击外，他们的表情说明，日常工作依旧继续。我问《卫报》的新闻部执行主编艾尔伯特·斯卡迪诺，爆炸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造成了什么影响，他的回答是，我们跟普通的伦敦人一样，照旧出门工作，心里祈祷不要成为袭击的牺牲品。

　　只能从英国的媒体上寻找伦敦人受到影响的证据。据BBC报道，上周六(7月23日)上街购物的人比平时下降了22%；7月26日《泰晤士报》公布的一个调查显示，27%的人表示会改变日常的行程，避免到伦敦市中心，而四分之三的人认为爆炸和安全恐慌在可预见的未来里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英国的旅游业显然受到了影响，目前还没有统计数据来支持这个判断。意甲劲旅AC米兰取消了原定与水晶宫的比赛，成为了英国媒体关注的焦点。而伦敦遭遇袭击后的第一个外国旅游团则来自中国，英国的媒体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态，这些于7月24日抵达希斯罗机场的中国游客也幸运地成为了王室成员的座上客，被安德鲁王子在伦敦塔接见并宴请。 本报记者 李北方 发自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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