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贝 媒体从业员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一院儿科，设计了“3万元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经济方案”，比8万～12万元的“流行方案”，节省费用60%～75%。虽然“经济方案”治愈率比流行方案低了10个百分点，但却以易于解决的治疗费用，为儿童“急淋”患者提供了七成生存机会(《信息时报》7月30日A16版)。笔者由此想到，时下频频发生的某些危重病症，动辄
高达二三十万元的治疗费用是否不可减少，是否存在重新核算、创建“经济方案”降低收费的可能？
白血病、肝肾移植等危重治疗项目，费用动辄二三十万元甚至更高，不但与我国现时的薪酬制度不相称，也为绝大多数国人难以承担，即使享受“医保”也无济于事。对危重病症治疗在经济上给予特殊解决，是许多国家都在施行的公共卫生政策，我国为应对艾滋病曼延，对进口艾滋病药物免收关税，使艾滋病年治疗费从三四万降到一二万，就是鲜明的例子。然而，对二三十万元的天价医疗，似乎未看到政府给予什么干预。
从核算上说，二三十万元的收费，除了药物和其它实物消耗成本，手术费、护理费、诊疗费和所收毛利，是否真的那么合理，没有下调空间？治疗上的方案设计，是否真的做到质优价廉？中山一院把“急淋”治疗降到3万元，凭的只是调整化疗药物使用的剂量和时间，可见危重病的治疗费用，不是不可下调的。
然而，这一工作必须由政府来做，因为“医疗市场化”的后果目前已近乎积重难返，不能期望既得利益的医院，都像中山一院儿科那样自行减少收费。近日媒体披露不少医院为增加收入，不惜对本来应当“腹透”的肾病患者动用“血透”，大幅提高费用，就足以说明问题。从社会公平和公共卫生的角度，通过行政干预，建立重病治疗的“非营利”、“低营利”和政府补助机制，达到优质价廉，也是十分必要的。
重病无钱医治是社会之疾，对不时可见的街头行乞、血书求助、许身“卖”钱甚至欲求一死了之的病难者，我们不能只有“同情”两字。在国民收入不高、社会慈善力量微弱的今天，通过行政干预设计出“经济方案”，不失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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