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道者贺卫方

　　布道者贺卫方

　　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

　　-本刊记者 曾繁旭

　　贺卫方的时间表总是这样紧巴巴的。7月16日晚上7点多，他由北京飞往广州，准备广州律师协会的培训讲课和“法则明律师事务所”二十年所庆。一下飞机，就被中山大学几位朋友“迎走”。深夜两点，才回到宾馆。

　　第二天一早，记者来到他房间。角落里摆放着友人送来的鲜花和水果篮，桌上摊着一本名为《最佳辩护》的书籍。“我们可以聊一个多小时，11点我有一个越洋电话。”他说。

　　也许因为下午要演讲的缘故，他穿得特别精神，浅蓝衬衣，笔直黑色西裤，皮鞋锃亮。头发也是刚刚剪的。45岁的他，半边的头发已经花白。

　　二十年了，1985年他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到今天，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间，他足迹“踏及大江南北”，在基层法院、大学、甚至在偏僻的乡村，“每年在北大以外的演讲大概不少于50场”，“为传播法治理念和思想而努力”。

　　如今，他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法学家之一，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1990年代底，他被《中国青年》杂志评选为“影响中国21世纪发展的100位中国青年”之一。

　　贺卫方开始进入普罗大众的视野是在1998年。他在《南方周末》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复转军人进法院》。此后他在媒体上写作了一大批关注现实的文章，并最终结集成为一本学术随笔集《法边馀墨》。

　　对于自己的角色，贺卫方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承认，自己不是特别学究气的学者，“不喜欢对问题做特别细化和系统化的思考”，而喜欢结合一些重大个案，用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一种逻辑，“就是传递一种精神，法律社会的一种精神。比方，政府的权力为什么必须加以限制？”

　　“一个是严格地限制政府的权力，另一个就是严格地保障公民的权利”，这句话概括了宪政的基本内容，也是贺卫方经常使用的表述。在他看来，“每一位法学家，都应该通过一种可能的方式对社会发生作用”，“想方设法”推动宪政改革。

　　有人总结说，宪政、司法制度变革、法官职业化，是贺卫方布道的三个关键词。“中国在这三个方面的弊端，造成了民众与司法机器间几乎积重难返的紧张。而多年来，贺卫方的努力，深刻影响了处于‘法蒙昧’时期的中国公众和司法实践者。”

　　6月以来，选择奔走与表达的贺卫方，再次进入了舆论的中心。

　　6月24日，他在网络上贴出了“暂停招收硕士生的声明”，批评他自己所就职的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招考制度，质疑免试保送生扩招的必要性。然后，他乘上前往加拿大的飞机，留下人们对于他的动机的种种猜测和评议。

　　有人把他的“声明”当作中国知识分子觉醒的标志，说他在找回属于知识分子和属于大学的尊严。也有的人，认为他违反一名“雇员应有的职业道德”。对于这一切，贺卫方淡淡地说，“这个事情只是表达大学教授的独立性，说明行政权力的边界”。

　　大学教授就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学教授

　　人物周刊：6月24日，您发表暂停招收研究生的声明，陈丹青辞职事件好像已经过去一些时日了，渐渐云淡风清，您为什么还要尝试？

　　贺卫方：我想，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可能更重要。

　　我自己在这个事情中，一开始只是一种表达，一种自然的反应。就觉得这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改变不了，所以特别怒不可遏吧。没有想太多。头天和我们院领导说了，把我的声明交给他，24日上午在网上发表。

　　人物周刊：先不管结果，做了再 说。您一直都这么态度鲜明吗？

　　贺卫方：是，应该算是色彩鲜明的，但我不算是特别激烈的类型。我觉得还是温和的。但我有一种底线，就是学者的独立性，要坚守自己在言说中间的独立立场，不可以为了使自己的观念被接受而牺牲这样的独立性。

　　人物周刊：这个事情，涉及到中国教育的深层结构，恐怕改革很难进行？

　　贺卫方：正是没有才需要一步一步去做啊。有的评论说，“贺卫方你为什么不辞职”，他说我要么遵守这种规则，要么就辞职。这种说法充满对大学制度的误解。认为大学教授是雇员，大学雇佣我们，这完全错了。

　　当年，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召开全体教师大会，他说“全体哥大的雇员们……”一个教授当场站起来，“校长先生，你的话是错的，大学教授不是雇员。大学教授就是大学，大学就是大学教授。”

　　人物周刊：到目前为止，社会各个层面对这个事情的回应，你满意吗？

　　贺卫方：社会上、媒体上的反映很好，包括对我的批评，很激烈的指责，我都看了。其中有相当深入和有启发性的讨论，即使是激烈的指责，也有助于我反思自己的观点。

　　至于官方的回应，法学院有一个回应，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我还是希望学校能有一个好的回应，然后教育部，我觉得他们应该认真对待这样的事情，但目前没有任何信息能够显示出他们的态度。也许还需要一些时间吧。

　　人物周刊：学院的意见具体是什么呢？

　　贺卫方：《北京青年报》和《东方早报》都采访过学院，但北青报的报道没有显示是谁接受采访。

　　法律人从政

　　人物周刊：近来有一些以法律学和政治学为背景的学者，或者律师，进入政坛，并走到比较重要的位置，您是否注意到这个趋势？应该如何加以概括？

　　贺卫方：这是一个现象。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人，参加到政治中，比如说王沪宁(编者注：现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原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新近上去的夏勇(编者注：原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今年6月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郝铁川和孙潮原来是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现在成为上海两个区的区长。这应当算是政治学和法律学界的学者参政吧。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人，在相关领域都有相当成就，所以严格地说，也可以概括为“教授从政”，说教授从政，基本上概念就是集中在政治学、法学和经济学的领域。因为理工科的教授，很少有转向政坛的。当然，还有一部分人，像李克强(编者注：辽宁省委书记)和周强(编者注：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本科或者研究生学法律，毕业后进入政府机关，然后逐步提升，也可以说是更宽泛的法律人从政。

　　人物周刊：这种趋势是否表明某种走向？学政治学和法律学的人，将更容易进入政坛吗？

　　贺卫方：通过比较世界不同国家的法律人对于政治的参与，观察中国的政治走向，这是值得关注的趋势。但从组织人事部门的政策标准来说，我并不觉得，有那么明显的变化。

　　人物周刊：您一直关注宪政，那您认为中国宪政改革的关键是什么？

　　贺卫方：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观念的整体性改变，改造我们的文化，越来越多研究和传播一种合理的政治文化。让大家明白，分歧和多样化对于一个社会多么重要。

　　现在我们不断地强调建设和谐社会，不过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和谐社会，恰好是建立在对差异和冲突尊重的基础上。杰弗逊说过，局部的反抗和冲突，是一个和谐的政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就好像暴风雨是大自然的组成部分。

　　社会正在变得多元化，人们利益走向分化，我们必须容忍社会中多样化的意见。在国家管理层面上，也需要表现出差异。

　　学术不仅是饭碗，也是精神

　　人物周刊：从1985年留校任教开始，20年，您一直在做一个启蒙的工作，其间心态有变化吗?

　　贺卫方：从心态上说，感觉大家一步步、慢慢推动，还是能够积小成为大成。

　　当然，有时候也怒不可遏，觉得为什么会这样。比如一个不合理的判决，一个不该被杀的人被杀掉了等等。人毕竟是人，不是一架机器，还是有情感的。我觉得还好吧，总体上还能够比较平和和理性。

　　人物周刊：如何排解焦虑或者愤懑？

　　贺卫方：有时候我和朋友聊聊天，或者沉浸在一本小说，一本兴味盎然的书，读书还是可以化解很多情绪上的问题。

　　人物周刊：除了宏大叙事，就没有自己的生活情趣？

　　贺卫方：实际上我也不是一个那么学究气的人。有时候，文章中还是有点趣味。偶尔，我也看足球，有时，也出去玩几天，什么都不做。并没有整天都那么壮怀激烈。我不是那样的人。也有调侃的一面。

　　人物周刊：您平日的时间安排怎么样？

　　贺卫方：五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总是有的，比如上课，演讲，写东西。加上看书就不止了。

　　人物周刊：有人说您越来越成为学术明星，单纯的书斋生活对您没有吸引力吗？

　　贺卫方：我觉得历史上一些大的知识分子，大多数是因为对公共问题的关注使得他们的英名得以流传，使他们的著作成为不朽的经典之作的。

　　我也特别希望法学领域能够有一批人在书斋里面青灯黄卷，进行一些形而上的研究，但是不该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学者做一些学院派知识和大众需求之间的沟通工作，还是非常必要的。这里面没有价值高下之分。

　　法律是一个特别具有社会性的学科，社会就是我们的实验室。如果你的学说与社会是没有关联的，或者说，当发现社会的弊端，违反法治的弊端，不去作一些抨击、批评和揭露，我觉得这就真正缺乏一种社会关怀，这样的法学家要打折扣的。

　　人物周刊：您曾说自己有个困惑，“在今天这个时代，作为一个法律学人，究竟应当怎样设定自己的角色，以怎样的方式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这个问题的答案明确了吗？

　　贺卫方：这对我已经是非常简单化了，就是以一个学者的身份，以学术为志业。学术不仅是饭碗，也是精神。从这个角度讲，我已经是定型的人。

　　人物周刊：您没有想过参政吗？

　　贺卫方：哈哈，我从大学三年级开始就觉得，我不喜欢过那种当官、有权力的生活，我就想一直呆在学校，教教学生，写点文章。

　　人物周刊：是害怕被同化吗？

　　贺卫方：作为自我的期许，当然我不希望进去被同化。不过，就进入体制的人们而言，同化乃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一方面进去会带来一个新的气象和生态，但另一方面你必须去适应它。这是双向改变的过程。

　　人物周刊：在整个中国的政治社会转型和宪政改革中，您希望如何自我定位？

　　贺卫方：这样的说法，让我觉得自己有些过分被夸大了。如果说，还有些独特作用，那是在这个法治的时代，一个法律人，传递一些概念和观念，带来的价值和作用。

　　法学界演讲最多的两个人，一个是江平教授，另一个恐怕就是我了。江老师，75高龄，仍不停奔走。还有张思之律师，他比江老师还要大两岁，快八十了，仍然在顽强表达法律人一种道德的追求。每每看到他们，我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我想，大家都通过一种可能的方式，来对社会发挥一些作用。想方设法作一些观念的改造工作，应该还是能起到一点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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