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参考：中国不让艾滋病成为国难

　　英国《经济学家》

　　编者按：英国《经济学家》用了3页的篇幅详尽剖析了中国艾滋病现状，使用了大量的图表，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尤其是结尾处的五个“如何”。该文主旨称：现在避免这样一场“国难”，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原题：对一场流行性疾病的剖析

　　有谁能肯定地说，中国没有正面临艾滋病流行的问题呢？中国政府称，仅占总人口0．07％的人群感染了HIV病毒，和其他国家的数据相比，这个数字仍可能被高估了。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受感染中国人的比例为0．05％～0．08％。然而，尽管艾滋病目前还未成为全国范围的大灾难，但却存在这样的潜在危险。

　　艾滋病在中国的蔓延已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征兆：首先，其触角已经伸到了中国各个省份（见地图）和其中一半的县镇。第二，报道出来的案例数目也在不断上涨（见地图中的图表）。由于85％的受感染者并不知道自己是HIV携带者，因此这样的上涨仍将持续。第三，在一些群体中，目前的受感染数目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警戒比例。第四，即使是按照较低的感染比例，比如WHO的底线0．05％，仍意味着有65万感染者；按照中国政府的比例则是84万人。这都意味着大范围的个人灾难。以上所有的征兆都表明：作为一个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一旦艾滋病爆发，将会给全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带来严重后果。

　　中国于1985年宣布第一例艾滋病死亡案例之后，15年里该国领导人一直否认HIV在中国的蔓延。几乎没有此类报道。

　　在那个时候，艾滋病在特定人群中的形势变得很严峻。一类主要是华中地区的贫困农民。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们心甘情愿地定期卖血给“血头”。这在中国非常有利可图，因为这个国家对血浆有大量需求，但又没有献血的传统。

　　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卖血而感染了艾滋病，受感染的原因通常是使用的针头未被消毒。根据最近报告，仅在河南一省，就有30万名受感染者，大部分受感染时间在1994年～1996年。粗略估计，有17万人是因为输入带病毒的血浆而感染，其余的13万人则是因为卖血过程中使用了不洁注射器。

　　边界上的毒品和性

　　然而，HIV的传播途径已经发生变化：暴利的买卖血浆被“瘾君子”们使用的肮脏针头所取代。

　　随之而来的艾滋病疫情在几年内持续增长，尤其是在南方省份，那里与毒品制造大国缅甸、老挝和越南毗邻。到1993年，云南省是中国艾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地区。因此，当时曾建议同年在云南瑞丽开设第一家艾滋病医院，瑞丽是云南省艾滋病最猖獗地区。

　　尽管在瑞丽市中心有大型综合医院，隔着马路还开设了一个专为妇女儿童的艾滋病诊治中心，2001年由英国拯救儿童慈善团体投资援建。但迄今为止，仍没有一家专业艾滋病医院的踪影。然而，艾滋病病人的数目却比前几年多得多。

　　瑞丽和缅甸接壤，而缅甸在持续不断地供应毒品，边界上还充斥着大量的缅甸妓女，她们所在的美容院和按摩院，靠近交岔口的货车停车场。这些女孩很穷但价钱便宜：有时候每位客人只收5元人民币。

　　她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性病传播者，还有一些是HIV携带者。这些妓女们很可能都看到了，在国境线的柱子上贴着的宣传画：一名美女手中拿着一个安全套，同时有一句广告词：为了健康、快乐和预防艾滋病，请使用安全套。但是她们太穷了，身不由己，因此不能拒绝客人的要求，这些客人通常都是货车司机，而这些人拒绝使用安全套。

　　此外，大部分中国妓女都是典型的农村女孩，她们想要很快地赚钱。在她们的观念中，在结婚和生孩子之前，可以做一些小买卖，由于没有文化，她们认为卖淫不过是其中一种罢了。

　　吸毒则使得艾滋病状况进一步加剧，瑞丽的任何一个妓女都可能吸毒。傣族常年吸食鸦片，对于一些傣族男人来说，吸毒是一种成人仪式。毒品在边境内外都很盛行。针头，只需一个不洁针头就足以导致感染。

　　中国政府的改变

　　违规卖血而导致的血液感染正在逐渐减少，尽管它留下了一个可怕的“遗产”是大量受感染人群。中国现如今最大的任务就是阻止两种主要的艾滋病疫情爆发：因吸毒导致的病例在不断上涨，此外性行为的传播也在成为威胁。令人庆幸的是，中国政府极大地改变了对艾滋病的态度。就在几年前，一个随身携带着安全套的女人很可能会被当做妓女抓起来，现在安全套被官方大力推广，甚至正被四处分发。在云南，宾馆必须在每个房间提供安全套。

　　治疗状况也在改善当中。从2003年12月开始，“四免一关怀”政策被大规模实行。向生活在农村的所有受感染人群，和生活在城市中的穷人免费发放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向那些需要人群提供免费的咨询和检测；防止母亲在分娩期将病毒传染给孩子；为艾滋病孤儿提供免费上学的机会；向那些有HIV感染者的家庭提供经济上的资助。

　　上述政策是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看望北京地坛医院的艾滋病患者时发表的。这是一个有些迟到的承认———艾滋病需要政府大方而正面地回应，那些不幸罹患艾滋病的人不应受到歧视。政府正努力搜集和艾滋病相关的更多信息；也加大了资金投入：2004年此项预算是8．1亿元人民币，是2003年的两倍；同时在教育宣传和培养相关意识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并要求在对所有地方官员的定期考核中，应该把防治艾滋病的成效列入考核项目之中。

　　或许更毅然决然的是，除了惩罚和再教育的传统方式外，政府开始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解决吸毒问题。更换针头措施被介绍引入了南方和西北的50个地区，美沙酮治疗法在今年年末可能被引入100家戒毒所。

　　终于，战争一触即发

　　很大的一个困难在于治疗的规模。外国艾滋病防治专家赞扬了许多中国官员的努力。但是在一个全国有8万艾滋病患者的国家，这些主动积极防治艾滋病官员的数量仍太少了。在北京只有3家医院接收艾滋病患者，比如地坛医院，是最主要的一家，从1987年接收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至今最多共治疗了大约住院病人400名，非住院700名。全中国只有50名艾滋病医生，而且只有1．5万名患者正在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治疗。

　　在北京之外，政府的政策在各地执行情况各不相同。中国面积太大而且相当分散，中央的决策往往到了地方难以贯彻。如果中国所有的大规模组织，包括共产党、妇联和共青团都能真正行动起来，这样这场抗击艾滋病的“人民战争”必定能大获全胜。但是领导层似乎有些不太情愿。而且尽管对艾滋病都予以切实的关注，但歧视和保密的旧传统仍然存在，比如提供艾滋病信息的同性恋网站被关闭。

　　一个与众不同的问题困扰着中国的治疗。中国仅生产了5种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用来作为HIV携带者的配合治疗药物。克林顿基金会正在援助，但是更多的药物需要用在这样一些艾滋病患者身上：对他们而言，“一线”药物已经不起作用，或者产生的仅仅是难以忍受的副作用。而且目前根本没有专门的儿童类用药。

　　另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则是和中国男同性恋相关，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结婚。虽然同性恋在中国不再被当做一种精神疾病来对待，但旧观念中的传统和经济保障意识，让婚姻成为几乎所有中国男人的有利选择。因此这里几乎没有公开的男同性恋，尽管他们可能在某类酒吧、俱乐部和公园中约会。有人说，中国1000万～2000万的同性恋中有1％～5％是HIV携带者，如果他们受到感染，他们很有可能会将HIV病毒传染给他们的妻子。

　　中国现状五问

　　问题还不止这些。在一个倾向于使用节育环、切除输精管甚至是流产的方式来控制生育的社会，你如何提倡全社会使用安全套？在一个质量控制仍存在严重缺陷的国度，你如何能向国民保证安全套的质量，让其放心使用？在被广泛认为艾滋病人危险和可恶的大环境下，你如何才能招募到医疗工作者去照顾他们？你如何才能让人们接受HIV检验，因为他们恐惧一旦呈阳性，将可能失去工作，就像目前的肝炎患者一样？你如何才能修复一个破碎的公共健康体系？

　　无论如何，中国必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如何防止艾滋病从一种吸毒疾病演变成性爱疾病？如果做到了，这将会成为一个抑制艾滋病蔓延的好机会，反之，问题将会继续恶化，就像非洲或是印度目前的状况一样。中国真的耗不起时间了。（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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