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时事评论员论战：历史问题和教科书问题

　　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

　　主持人：说到文化的差异，我们现在面临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文化交易上有很大的差异，就是教科书的问题，最近扶桑社教科书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田原总一郎：文化是文化，但是在外交方面，让日中关系变坏，所以他就不说了。

　　田原总一郎：这个是成为问题的日本的历史教科书，这里面中国方面认为有问题的地方，一个是918事变，918事变是怎么写的，1931年在有条湖，满洲的铁路，是中国方面爆炸的，但实际这是日本军队爆炸的，后来就发生了918事变，是这样写的，后来铁路被爆炸了，然后是结论：日本政府在事后追认了事变。

　　冯昭奎：我认为历史问题要有一个前提，一个基础，就是要对历史诚实，只要说三点，第一，日本外务大臣五月份讲，日本中学的教科书提到的历史就是到明治维新为止，这就是对历史的不诚实，第二，日本的教科书还有就是日本教科书我们发现以前的一直就是日本教义部所编写的教学大纲，具体的名字记不清楚了，从五、六十年代开始就把侵略改成进入，几十万日本军队进入中国不是来侵略是干什么，是来旅游吗？第三点，最近日本的文部科学大臣说，他说加拿大的日本女学生说，当慰安妇是光荣的，是消除士兵的不安，这个大臣借别人的话来说当慰安妇是光荣的，他就不想想韩国现在在打官司的老太太是光荣的，

　　田原总一郎：刚才的文部大臣日本人都认为他说的不对。

　　冯昭奎：一个管教育、管科学的大臣能说这样的话，这不是天下笑话吗？

　　田原总一郎：这个原因在以往的日本的教科书的历史太过分了。

　　冈本行夫：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不是进入而是侵略，而政府也是承认，包括村山，包括小泉都是这么承认的，我们从历史现在不能够翻案，我们正在反省，日本做了一件很明显的错误，在日本的中学和高中都有26种教科书，都是写的是侵略，采用扶桑社的教科书在日本只有0.1%的学校。

　　冈本行夫：你们好好看一下这本教科书，我本人认为不是非常坏的，日本军队做的事情让我很羞耻，但是我看这本教科书觉得并不是一种不好。

　　主持人：刚刚何先生一直没有说话，您说两句？

　　何亮亮：刚刚几位就教科书问题都做了一个阐述，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是这本书，翻成中文就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日本有一个出版社准备把它翻译成日文，也向日本的读者做一个介绍，但是出版社方面对里面的内容有些不满意，希望把删掉，作者是美籍的女作家，是不是日本人有这种集体忘却的倾向，二位怎么？

　　主持人：二位也赞成这种观点是吗？

　　何亮亮：我觉得是这样的，应该由中日两国的学者在一种平静的气氛中深入的探究历史的真相，并且把这个真相告诉中国人民，也告诉日本人民，但是我觉得在日本也有一种倾向，就是大东亚圣战这本书，要么就是有一些右翼的人士否定南京大屠杀，比如说南京大屠杀死的不是30万人，他没有注意罪行严重性，而只是在说死的人没有你说的死的那么多，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是严重的淡化这种罪行，这样的人在日本不是很多，但是也有。

　　主持人：有一些做法使两国人民中间有一些误解。

　　田原总一郎：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日本的政府是做的很不好，比如在日中战争中，中国人很多去世了，战后的时候说是400万，后来变成800万，后来变成1500万，后来变成2500万，日本方面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想日本政府应该日本和中国一起研究一下在南京的死亡数量。

　　主持人：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也好，问题也好，但是数字在中国人的脑子里好像有另外的一种想法，就是对于战争死亡的数字？

　　冯昭奎：我们没有多少时间讨论教科书的问题，整个的历史是中日关系的大门，是一个入口，我不同意，我觉得历史问题恰恰是有的日本华人学者说的，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出口，就是说只有中日关系发展，历史问题才能解决，而不是只有解决了历史问题，中日关系才能够发展。历史问题不是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之间还有其他重大的、现实的战略性的问题，需要进行对话、进行商讨，结果两个领导人一见面，五十分钟里面有四十分钟讲历史，还有多少时间来讨论其他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