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评论:在战胜国的荣耀之下重温历史

　　六十年前，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一场抵御外侮的伟大胜利。

　　“日本投降了！”这一经典的新闻导语至今让国人在感叹其非常规的同时，也感受到一个甲子前的那种巨大的喜悦。

　　正所谓“弹指一挥间”。六十年间，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和战败国的日本，以各自不同

的方式书写着历史。作为亚洲最重要的两个国家，六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又都有着太多应当理性审视的东西。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要实现这一人类共同的目标，中日两国在世界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正基于此，发展两国关系是双方必然的选择，而要做到这一切，相互了解彼此的过去和今天是必须的。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本刊推出欢庆胜利的封面故事，为中国人民的胜利感到骄傲与荣耀。同时，我们派出记者赴日采访，目的则是在“以史为鉴”之际，通过实地考察，了解与我们一衣带水的东亚近邻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怎样一个民族。我们需要更加清醒地看待中日关系的现实，尽到一个大国的历史责任，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中国的崛起，需要一个和平的亚洲，和平的世界。

　　中国人民的胜利来之不易。在战胜国的荣耀之下，我们重温历史，更面向未来。

　　60年前，61个国家的20亿人卷入了一场空前的战争。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一部分，作为东方的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抗日战争，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略中国。“七七事变”，唤醒了中国政府和民众。朝野凝聚，军民团结，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从此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八年全面抗战。

　　中国军队先战华北，再战凇沪，三战徐州，四战武汉，五战长沙，血染山河；正面战场，敌后战场，四面作战；阵地战、游击战，地道战、地雷战，与敌周旋。在武器装备、国家体制、军队组织等方面远远落后于日本的情况下，中国军民坚守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伟大的胜利。这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抵御外敌入侵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这场残酷的战争，让中国彻底地扭转了对日关系的劣势地位。这场战争也改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中国成为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主力军之后，1943年初，英、美放弃了在华治外法权(此前，已有9个国家放弃在华的治外法权)。同年底，中国政府领导人参加了开罗会议，标志着中国跻身于世界领袖之列。

　　同时，凭着战胜国的地位，中国顺理成章地成为战后创立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而日本在60年后的今天，才谈论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问题。

　　可以说，中国的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国民的“国家感”，正是在战争中成型。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我们的民族学会了团结，抱着不同政治理想的人们聚集在抗日的共同目标下，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

　　我们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被拖延了发展的进程，但中国人民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60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心灵中更多地充溢着自豪和荣耀。

　　60年的岁月，已经足以把当年同胞之间的政治恩怨逐渐化解。在这个时刻，将所有中国人——不管他居住在大陆还是台湾、是共产党员还是国民党员——凝聚在一起的，是对那些在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战争中牺牲将士的敬仰，是对那些无辜死难的同胞的怀念，也是对当年胜利之后举国欢腾的壮观场景的重温。

　　关于对日战争，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叙事让国人更多记得的是作为被入侵国的灾难，而很少提及作为战胜国的光荣。我们应当记住日本军队的残忍，但更应铭记的是中国军民的英勇。人们为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建造纪念馆，但似乎还没有哪个地方为中国政府和军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历史性事件建造丰碑。

　　毫无疑问，灾难和屈辱应当永远被记住，这是后来者的道义责任。但仅仅记住这些是不够的。

　　仅仅强调屈辱、苦难的记忆，其实难免是对先烈们的不敬。他们胜利了，我们更不能忘却胜利。

　　我们是靠灾难、屈辱及它们所唤起的对外敌的仇恨来凝聚国人。我们还靠胜利的荣耀、靠对勇敢御敌的将士的敬仰、靠对死难同胞的悼念来凝聚我们的民族共同意识！

　　从抗战将士那里，我们及我们的后代能够知道什么是勇气，知道自由之珍贵；从胜利的荣耀中，我们也能够知道什么是民族的尊严。勇气、尊严、对自由的热爱，可以为我们民族精神的健康发育提供最珍贵的养料。我们的心灵空间应当留给我们的将士、同胞，而不是让曾经的敌人继续占据我们的意识。

　　我们需要以战胜国的心态，从容地面对过去的战争、面对中日过去和今日的恩怨、面对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或许有屈辱。然而，它也是国人寻求建立现代国家、追求民族自由的历史。

　　历史之所以总是在我们的心灵中呈现出悲情的一面，可能是因为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逐渐扩大，中日之间的摩擦与冲突的频率和烈度似乎越来越突出。人们敏感地觉察到日本存在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

　　19世纪中期，日本开始了模仿西方模式，建立民族国家、追求国家强盛的历程——日本人似乎具有学习他人的天赋。他们在近代化方面，比中国更迅速、也更彻底，但也因此，西方观念与制度之恶，在它身上也就表现得非常清晰。

　　同时，对于日本这样的后进国家，民族主义几乎是一个无法避免的全民精神狂欢。不幸的是，在日本的政治架构中，没有控制民族主义的机制。相反，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被战争狂人巧妙地利用，建立、巩固了国家主义的政治结构。他们告诉民众：只有让国家拥有动员一切资源的权力，日本民族才能够崛起。国家的权力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国民对国家只能服从。

　　日本兴起之时，也正是帝国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在西方甚嚣尘上之际。“生存竞争”、“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被普遍视为真理。一个国家具备对外侵略的能力，就被认为是一个强国。日本迅速明白了这个道理，建立了一支强大的侵略型军队。这支军队不断地蚕食权力，最后要挟、控制了整个国家，对华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所谓的少壮派军人不断逼迫文职政府的结果。

　　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与国家控制一切的政制结构相结合，使得国家的资源动员效率极高，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国富兵强。就像具有类似思想传统和政体框架的德国迅速地在欧洲崛起一样，日本也接连打败清朝并击退俄罗斯，俨然成为亚洲新霸主。

　　这些征服功业进一步强化了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的说服力。于是，日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不断扩大的战争深渊，对中国全面开战，对苏联开战，对美国开战，对英国开战。其结果则是1945年，日本民族国家的彻底毁灭。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讽刺：疯狂追求国家强大的结果，却是国家的彻底毁灭。

　　不管日本人是否清醒地意识到了其毁灭的根源，战后的日本人驯服地接受了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政制度。根据这套制度，日本的国家权力被约束在宪法与法律之下。尤其是军队，已经完全被控制在文职政府之下，丧失了政治发言权。当代日本已经不具有当年军国主义兴起的内政因素——国家主义。反过来，坚守和平宪法的力量，也可以公开地、强有力地表达自己的立场。日本平民也可以运用法律的力量约束政府——民众有权就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到法院起诉，这在战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

　　同时，言论自由也使日本国民的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多元的观念和政治立场可以使民众相对理性地进行自己的判断，右翼分子民族主义的煽惑，已经不能在公共论坛上唱独角戏——也因此，否定侵略战争的那本历史教科书，只有少得可怜的采用率。

　　可以说，今日的日本的政制架构，已不是100年前、70年前的样子。与此同时，今日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已非100年前、70年前所可比拟；今日的世界，也已不再是100年前帝国主义的时代。所有这些提醒我们，以历史比附现实也许是不明智的。

　　中日两国共处一个区域，因而，和平共处是不可拒绝的选择。而共处需要双方的互相了解。在彼此不了解的情况下，人们可能倾向于夸大对方的威胁和敌意。

　　由于令人难以理解的原因，日本人缺乏反省意识。一个有意思的设问是：假如没有那场失败，日本能成为经济大国、能建立自由民主政体吗？

　　只有伟大的民族、意识到自己命定的责任的民族，才有自我反省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迅速成长、比日本大得多的国家，需要比日本更审慎，更明智，也更负责任，即使日本可能采取与此背道而驰的政策。

　　为此，我们需要避免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而理性地追求正确的国家利益；同时，中国也有理由超越历史上与西方、与日本的恩怨，以更为宽广的视野看待区域伙伴、世界秩序。如此庞大的中国之崛起，不只是为了自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之私利。她要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人类自我救赎的责任。

　　意识到自己对于区域和平和世界和平的责任，中国如能引导东亚各国，反思历史，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错谬之处，并据此构建东亚的永久和平机制，避免冲突与战争，应该是对60年前那场战争中死难同胞的最好纪念。本刊评论员/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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