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 民族的悲哀(图)

1946年11月，原汪伪政府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丁默邨在法庭上低首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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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岛芳子

汪精卫

陈公博

　　《五月的鲜花》：敌人的铁蹄越过了

　　“矮粗个子，头戴瓜皮帽，身穿青布短衣，口镶两颗金牙，脚穿一双黄皮鞋。”这是经常出现在影视剧中的汉奸形象。

　　每个民族的历史上，都出过卖国求荣的败类，中国也不例外。组织伪政府，以“曲线救国”相标榜，为日军张目，实为个人谋官求职；在下者则替日军通风报信，陷害友人，以获得奖赏。日军在抗战初期攻城略地后，一些“资深汉奸”如王克敏等人却出面成立“新民会”和伪政府，接着梁鸿志也“荣获重用”，最后连汪精卫也公然卖身投靠，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政府”，扮演在凶残日军军酋身旁赔笑的角色。

　　60年前中华民族经历了一场浩劫，很多人挺起了民族脊梁，凝正气于胸，溶不屈于血；也有那么一些人，对侵略者低眉顺眼，甘当工具与帮凶，人们对那些卖国求荣的人创造了一个专用名词叫汉奸。这些民族的败类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们的行径书于史册，每个字都痛得发抖。

　　汉奸大逮捕

　　自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时起，大汉奸们的丧钟也就敲响了。

　　从1945年9月下旬起，蒋介石委派军统局在南京、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开始逮捕汉奸，汪伪巨奸纷纷落网。

　　逮捕汉奸基本都是采取诱捕的方法。在上海，1945年9月20日的中秋之夜，军统局局长戴笠向周佛海、缪斌和汪伪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等数百名汪伪高级官员和将领发出请柬，邀请他们出席中秋赏月晚宴。酒过三巡，戴笠站起来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的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9月23日，戴笠手下的100多个行动小组，把印制精美的请柬又送到了汉奸们的家中。等到进入军统局愚园路公馆大院，只见四周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当夜，预捕的100多名汉奸无一漏网。第二天晚上，又捕捉到100多人，连同第一批捕捉到的汉奸，全部关进原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监狱里。

　　在北平，12月5日，戴笠沿用上海的一套。

　　陈璧君、伪广东省长褚民谊在广州被诱捕。陈、褚二人在珠江边的一栋两层楼房里被幽禁了半个月，后被押往南京。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颁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948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长谢冠生宣布：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齐燮元、殷汝耕、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丁默邨和大间谍川岛芳子等50余人被判死刑；陈璧君(1959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罗君强(1970年病死于上海监狱)等近百人被判无期徒刑。周佛海先被判处死刑后被蒋介石赦免，改判无期徒刑，1948年2月，心脏病复发，死于老虎桥监狱的囚室之中。此外王克敏被押不久便病死狱中，汪伪内政部长陈群、逃跑通缉的汪伪江苏省长高冠吾等自杀。

　　1945年8月19日，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在沈阳机场被苏军抓获，第二天，便被苏联飞机押往苏联远东监狱。

　　一些汉奸虽然逃过了国民党的审判，但后来被我党抓获。

　　妖艳女汉奸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号诚之，又名金璧辉，国际女间谍，其父是逊清肃亲王，1912年，年仅6岁的金璧辉跟随养父川岛浪速飘洋过海，前往东瀛，接受严格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改名川岛芳子。川岛浪速之妻与日本皇后系属同宗，因此芳子跻身于贵族，日本军政界不少要人与芳子熟识。

　　她与其侄毓策划将伪满皇帝迎还北平，以复帝业。后任“华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等伪职。“九一八事变”后，川岛芳子赶赴奉天，投靠到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的帐下。为尽快实施“大东亚共荣圈”计划，日方派遣川岛芳子作为密使，去天津迎接婉容。她用一口棺材将婉容运出了津门，送达关东军手中。此外，川岛芳子在热河组建“定国军骑兵团”，为日本侵略军效鹰犬之力。川岛芳子收买三友实业公司(一家毛巾厂)的工人袭击了5名日本莲宗僧侣和信徒，又率“支那义勇军团”对三友实业公司的工人实施报复性袭击，烧毁厂房。其后又派人纵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公馆，反诬是中国军人所为，导演了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将国际注意力从东北转移到上海。

　　1932年，日本侵略军悍然进攻上海闸北，与中国守军的第十九路军展开激战。此时，川岛芳子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了该炮台的火力配置，给日本军方及时送去情报。超级艳谍川岛芳子被日本军部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

　　日本投降后被捕，关押于北平第一监狱，1947年10月以汉奸、间谍罪被判处死刑。1948年3月25日被枪决。本版稿件综合

　　头号汉奸汪精卫　投敌卖国墓被炸

　　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三水。18岁时应番禺县试，中秀才。1903年赴日本

　　全国军民上下一心抗击日寇之际，汪精卫的叛国行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重庆市民的反应最为激烈。磁器口镇上的一位老者说：“当时曾有老百姓造了一个像，让他跪在那里。”后来，汪精卫的跪像出现在南京等地，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死，葬于南京东郊梅花岭。汪精卫死前曾写过一首《自嘲》的绝命诗。诗道:心宇将灭万事休，天涯无处不怨尤。纵有先辈尝炎凉，谅无后人续春秋。这首诗，道出了汪精卫临死之际无可奈何的悲凉心境，一代巨奸，就落得如此的下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要从重庆还都南京，爆炸挖墓，平毁汪坟。

　　最初动机:为当国民政府主席，争权失利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主席

　　最“幸”之事:三次遇刺，大难不死

　　最终下场:命丧江湖郎中之手，死后焚尸扬灰

　　二号汉奸陈公博　追随汪逆遭枪决

　　陈公博(1892~1946)广东省南海县人。1920年秋，陈公博从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陈公博鼓吹上海当前除“担任后方任务”外，将来“为与日本同生共死，必将担任一部分之战线”。陈公博还发表《告上海市民书》，要上海市民与日本合作，务使“全面和平”得以早日实现。1943年3月底，汪伪政权为实现“中日”共同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这一目的，特派陈公博为访日“特使”。陈公博抵达日本东京，向日本主子表示：“深愿竭其人力物力贡献于大东亚战争，但求能与贵国携手迈进，并肩作战，无论任何牺牲所不能辞”。日本天皇奖给陈公博等人各一枚“一级旭日大勋章”。为此，陈公博离开东京时称：此次“奉令访日，承天皇陛下宠遇”暨内阁总理大臣等人的“隆重款待”，感到“无限光荣”，完全是一副奴颜婢膝之相。

　　汪伪政权解散后，得知未能得到“予以宽大处理的确实诺言”。陈公博惊恐万分，涕泪交加，哀求暂去日本“旅行”。9月9日，何应钦向冈村宁次正式提交了《备忘录》，戳穿陈公博假自杀的烟幕。重压之下，日本被迫交出陈公博等一伙汉奸。1946年2月，陈公博被押往苏州狮子桥监狱关押。随后，江苏高等法院判决：“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6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奉命将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执行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尸体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

　　最初动机:为报答汪精卫知遇之恩，追随汪投敌当汉奸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

　　最“得意”事:一生几个红颜知己，跟元配夫人和平相处

　　最终下场:临死致书蒋介石，不忘反共，仍被处极刑

　　三号汉奸周佛海　作威作福判死刑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县人，早年留学日本。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代表日本小组出席过中共“一大”，1924年冬脱离共产党。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佛海投靠蒋介石。

　　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随着全国抗战的呼声不断高涨，周佛海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与抗日唱反调，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

　　汪伪政权成立后，周佛海任财政部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等重要职务。1941年3月，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期间，周佛海代行行政院长一职。8月初，汪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抵达名古屋探视汪，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后又抵东京，分别拜访日本首相、海相、陆相、军令部长、参谋总长等，讨论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及汪死后的人事安排问题。汪精卫病死后，周佛海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1945年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次年9月押到南京。10月21日，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行，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次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在惨呼哀号之后，一命呜呼。

　　最初动机:追随汪精卫从事“和平运动”

　　最高伪职:任伪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

　　最尴尬事:包养梨园名伶，惹出情场风波

　　最终下场:先判死刑，后改无期，病死狱中

　　伪军

　　“伪军”，伪政权的军队，特指我国抗日战争期间汉奸伪政权组织的军队。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区内的反抗活动此起彼伏，为镇压地方反抗而牵制了大量的作战用正规军。为解决前线作战兵力不足的现象，希望利用当地现有的兵员维持统治，招募当地人民来负责占领区治安。根据日本占领区的傀儡政权的管辖范围，设立如“南京国民革命军”、“华北治安军”等，各傀儡政权没有相互干预伪军活动的权利，日本不解决伪军给养，靠伪政府自筹。但日本军官有权随时调遣任意地区的伪军。

　　1938年时，伪军在中国的数量约为78000人，随着1940年汪精卫叛离国民政府建立新的政府后，在华伪军数量急剧上升至145000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在抗战结束后的统计，在华伪军中62%左右是原国民革命军部队。其中除了部分伪军驻扎在城市负责占领区治安维护外，绝大部分的伪军被调往华北地区共产党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其中还有不少伪军参与了在华北地区对平民的大屠杀活动。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经过中国军方统计，除伪满洲国以外所有驻华伪军的数量大约是118.6万人，但目前广泛流传的版本中也有逾200万伪军的说法。这个数量的伪军几乎与在华日本军队的数量相当。根据统计，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个比例造成的奇异现象一直是战后被中国人民诟病的问题之一。

　　“皇协军”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将一部分降日的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及土匪武装等加以收编，称为“皇协军”。

　　其任务是协助日本侵略军守备交通线和据点，配合日军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王辑堂的“华北政务委员会治安军”10万，后来叫皇协军。向日本投降后做“皇协军”的汉奸军队许多是蒋介石的“国军”。“皇协军”里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迫于生计才当“皇协军”，但也有一些是死心塌地替日本人卖命的，他们残害同胞，老百姓对他们恨之入骨。一些老百姓说“皇协军”比日本兵还坏。

　　维持会

　　又名“治安维持会”,它是由各地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的维持地方秩序,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供应日本人军需的准政权组织。是日军“以华治华”政策的根本体现。

　　沦陷区的城镇大多是这个样子：居民大部分逃离，大火蔓延，囚犯越狱，土匪逞凶，地痞无赖乘机打劫，这当然不是日本人希望的社会他们需要有秩序的社会以便于其统治，进而榨取资源。但他们对乱局同样束手无策，由于人力不足，他们不可能亲自建立一个控制系统，只能组建一个以地方上的头面人物为主的组织，通过该组织恢复地方秩序并提供军需品和日常用品。

　　于是，地方维持会应运而生，维持会由日军宣抚班组建，隶属于宣抚班并在其控制下进行活动。日军占领某个城镇后，往往多方物色该地有影响的人物出面组建维持会。

　　维持会的职能，就其字面理解，应以维持地方治安和秩序为首要。例如，各地维持会成立后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市容，有的维持会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帮助修复因战争而遭到破坏的桥梁、建筑物等。1938年1月1日成立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就以“解除人员困难、恢复地方秩序、劝导工商复业、恢复地方交通”为目标。但大多数维持会则将主要精力放在为日军采办各种军需品事宜上，如“自治委员会”就对粮食、食盐、煤炭、食糖、烟酒等实行统制。因此，更准确地说，维持会是供应日军军需的准政权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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