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对抗遗忘也是一场战争

1943年秋的晋察冀边区，抗日军民在埋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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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厘米巨炮阵地已成废墟

“小机枪手”在战斗中成长

冲锋

　　战争结束60年了。亲历者正在死去，遗迹正在风化，一切实物、言语、影像的留存，如非有保护和收藏，终不免烟消云散。

　　记忆是有力量的。有些记忆最终变成智慧，可使我们免于愚蠢和偏见，凶残和懦弱，可使我们免于施暴，也可免于受难。这是很多人矢志不忘战争的理由，也是另一些人千方百计想要抹去记忆的原因。

　　感谢那些拒绝遗忘的人。现今一些记忆结成了智慧的果子，一些记忆却在别有用心中变得似是而非，还有一些记忆，终随斯人远去。对抗遗忘变成了另一场战争。如果记忆在变成智慧之前遗忘，民族长进的基石在哪里？

　　中国战场缘何被遗忘

　　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建立客观、主流的二战史话语，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的位置，也有助于民众厘清民族历史记忆，更好地面对未来。

　　撰稿／汪 伟(记者)

　　对于60年前的这场战争，中国史学家发现，这个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惨痛代价，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

　　1942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说，“中国一崩溃，至少会使日军15个师团，也许有20个师团腾出手来。其后，大举进犯印度，就确实可能了”，“如果中国停止抵抗，我们将面临巨大困难”。

　　1942年春，美国总统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调到其他地方？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斩断通向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

　　中国史学界经常引用这两段话，证明中国战场之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用。与此同时，他们手头用作重要研究资料的多部外国二战战史，却不约而同地对此避而不谈。

　　中外史学界的龃龉

　　世界史学界普遍将1939年9月1日(德军入侵波兰)作为二战的开始。中国军事科学院所著五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间表述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大战序幕，1937年的“七七事变”标志着大战在亚洲爆发，而德军入侵波兰标志着欧战爆发。

　　“日本点燃了二战的第一把火，同时成了第一个战争策源地”，这套二战史的著作者之一，中国二战史研究会秘书长、中国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彭训厚说，对二战开端的新提法是将抗日战争放在二战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景下考量的结果。

　　显然，这些学者努力从世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抗日战争，但是，上述提法能否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尚难确定。也有中国的研究者对此表示了疑问。但彭训厚还是坦然说，各国官方的战争研究和表述都有一种强调本国在战争中的地位的倾向，但中国军事科学院关于二战开端的提法，更似中国官方军事史学家对国际二战史学界长期冷落中国战场作用的一种反弹。彭训厚和他的同行认为，中国抗战在二战中的作用，一再被西方二战史学界所低估或忽略。

　　“现在国际上关于二战史的著作3万多种，提到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二战中作用的著作不多”，彭训厚说，“即使提到，也是一笔带过”。他认为，其中一些表述更加有失偏颇。

　　彭训厚的感觉是中国二战史学界一种有代表性的情绪。

　　“国际二战史学界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一向忽略，而且在新一代学者那里，有越来越忽略的趋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倪乐雄说。这位战争史研究专家的书架上，英国史学家李德·哈特的名著《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位于最方便抽取的位置。他说，自己收藏了此书的数个中文版本。然而，就在倪乐雄推崇的这位“西方二战史最权威的专家”李德·哈特笔下，中国战场只是作为二战的背景一笔带过。中国的抗战中，只有中国远征军因为和驻缅甸的英军协同作战，才被李特·哈德提到。倪乐雄说，根据他近年来对中国远征军作战的研究，李特·哈德对缅甸战局的评述并不全面准确，不足为训。

　　一般来说，中国战争史学家在二战的大历史进程问题上，和国际史学界主流观点并无重大分歧，但每当问题涉及苏联及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双方意见就开始发生龃龉。

　　“中国史学界认为当时英美制定的二战‘先欧后亚’的战争策略是正确的，这其实是对战争格局的一种评价：欧洲战场的重要性胜于亚洲战场”，彭训厚说，“当时德国的战争能力强于日本。盟军集中战争资源解决欧洲战场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关键。”倪乐雄进一步认为，二战主要争夺的是制海权。“大西洋交通线作战是二战的关键，它保证了美国100多万部队和物资运到英伦三岛，并在后来开辟第二战场。”

　　虽然他们对二战的世界格局有着清醒的认识，并且大多数时候与国外同行的主流意见保持一致，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中国史学家对西方的二战史没有异议。彭训厚认为，在战后的二战史研究中，西方的研究者常从欧洲中心论出发，“蔑视、忽视、歪曲”中国的作用。而西方史学界也逐渐听得到某种反思的声音。2005年5月7日，英国伦敦王室学院的教授Richard Overy在《卫报》上发表文章说，是苏联和中国的牺牲让二战中盟军的胜利成为可能，然而，这一事实长期被排除在西方历史的表述之外。

　　倪乐雄指着桌子上李德·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说，其中“根本没有静下心来讨论中国战场在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也没有对此进行研究的意识”。

　　建立民族史学话语

　　中国在1942年12月9日继美国之后向日本宣战，在此前和此后的长期对日作战中，民众死伤惨重，国力消耗难以数计。事实上，正如罗斯福和丘吉尔所言，中国将日本军队牵制在中国战场，避免了两种难测的战争局面：日本北上与德国夹击苏联，或南进在太平洋战场投入更多兵力，甚至挥师经印度直抵中东，与德军会合。

　　实际上，尽管有这两位巨头的评价，但在冷战时期欧美的二战史研究中，除了苏联的作用和遭受的损失牺牲成为禁忌，“当苏联军队牵制住德国人，效率相对低下但人数众多的中国军队把日本人拖在亚洲。”Richard Overy说，“这又是个几乎从不为西方所知的事实。”

　　作为美国的盟国，中国在1942年之后获得了美国物资、人员等方面的重要支援，但在美国的战时资源配置格局中，对中国的援助排序十分靠后。这正是当时美国“先欧后亚”、集中主要资源解决欧洲战场的战略体现。中国以贫弱的民族国力配合了盟军的二战布局，这一事实迟迟不能得到西方主流史学界的认同与认可，难怪中国史学家意绪难平。

　　史学评价上的冷落，本身应该是二战的遗产之一。二战结束，人类就进入了东西两大阵营互相对立的冷战时代。正如Richard Overy所说，冷战时代欧美和苏联的二战研究互相将对方的作用排除在外。这中间除了各国官方史书采取的微妙的国家主义态度(用倪乐雄的话说，“过分拔高自己在战争中的作用”)外，冷战思维也是重要的助推剂。

　　除此之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潘人杰教授说，国际主流二战史学界在“二战中西方是主要战场，东方是次要战场，而在东方，中国战场又是次要战场”的研究框架下，对中国战场的研究，还面临着难以接触到材料的困境。战后二战研究兴盛的时候，中国与西方国家中断了交流，一般研究者很难顺利便捷地获得资料。这是中国战场未能获得充分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中国的研究者同样缺乏材料”，潘人杰说，1949年之后，大量研究资料分散大陆和台湾两处，而限于种种规定，大陆存放抗战时期历史资料的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十分不便。更让研究者扼腕兴叹的是，中国战时的国民政府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统计、保存和流传等等工作，既缺乏应有的重视，也无更多人力物力可资投入，由此造成后来研究者不得不面对大量令人尴尬和难以弥补的空白。

　　“我在外国人拍的影像里看到，淞沪抗战期间，大量难民从闸北潮水般地向南涌过外白渡桥，情景十分混乱”，潘人杰立刻敏感地联想到德军突破马其诺防线后， 轰炸伦敦前，英国政府组织伦敦的居民疏散，最大程度地减低了空袭对居民的杀伤。战时尚且不能有效组织国民疏散，对战争动员和造成的损失进行记录和保存的工作更是不受重视。潘人杰叹息说，“这段影像已经充分显示出当时国民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低下。”战争资料的匮乏只是这低下的社会管理水平的另一例证罢了。而这局面在战后5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没有什么大的突破。

　　由于资料的匮乏，中国在旷日持久的对日战争中的牺牲和损失——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中国对世界大战所作出的贡献——长时间里也就没有清晰和统一的数据可资引用。1995年时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中国向世界提出抗战中死伤同胞的人数和直接、间接经济损失的数目，是第一次提出比较具体的关于抗战全程中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评估数字。

　　而海峡两岸史学界的分歧，也使得中国的抗战研究在二战的坐标里没有一个清晰的自我表述，因此造成一些国际混乱。潘人杰表示，很多国外的二战史学家不能熟练地使用汉语资料，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学界能否形成主流的清晰的声音，对中国在二战史中的表述至关重要。已有学者提出，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抗战中在人员、经济等方面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外，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史学界建立起客观、主流的二战史话语，不仅有助于建立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历史中的位置，也有助于民众厘清民族历史记忆，更好地面对未来。(感谢王沛然为本文提供部分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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