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大学者的“呆气”

　　-张 鸣

　　但凡有成就的学者,多少都有几分呆气,往往越是在一般人都不成问题的日常小事上,他们恰恰显得十分笨拙,甚至可以说是弱智。比如出门不辨起码的方向,分不清左右,不会接电话等等，让补白大王郑逸梅说起来，可以有一本厚厚的书。

　　在中国，这类呆气表现最为严重的，据我所知有两位。一位是章太炎，一位是金岳霖。因为他们两个，一个曾出门忘了自己家住哪里，一个忘了自己的名字。

　　章太炎晚年住在上海，靠卖字为生，平时轻易不出门，出门必有接有送。有次，不知怎么回事老先生自己走了出去，想要回家的时候，叫了辆黄包车，车夫问他去哪里，他想了半天，不知道自己家在什么地方，于是对车夫说，我叫章炳麟，就到我家。车夫说，我不认识你。章太炎急了，说，连我你都不认识？你拉上走好了。金岳霖某天早上起来，突然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没办法，只好去问他的车夫，车夫也大有金先生之风，回答说，我也不知道。金急了，说，那你知道别人都怎么称呼我吗？车夫说，他们叫你金博士。金岳霖到此方恍然大悟：哦，我原来叫金岳霖。

　　过去，国人看待学者的“呆”，大抵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觉得可笑，常常以嘲讽的态度面对学者们闹出的笑话。孔夫子率弟子周游列国，栖栖惶惶，有人嘲笑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实际上就是这种态度的鼻祖。这种态度如果机缘凑巧，跟文人的反智主义倾向结合起来，后果可能非常可怕。文革后期，白卷英雄张铁生冒出来的时候，当权者有一段时间拿一些日常事务来考那些大教授、大专家，结果还真是考出了很多笑话。据说，由此证实了读书越多越愚蠢的论断。

　　另一种态度是羡慕。因为他们把这种“呆”的表现，当成了有成就学者的象征，是一种值得骄傲的名人佚事。甚至还有人故意制造出一些佚事来，表明自己也属于名人之列。他们忘了，这些大学者的呆事之所以变成了佚事，关键在于他们有成就，而且因为这成就变成了名人，如果光有呆事没有成就，那么只好做呆子。所以，西施捧心是谓美，而东施效颦则不仅是丑而且是呆了。

　　其实，这些有名的学者，都是平常人，跟我们大家没有太多的区别，可能智商要稍微高点，但也有限。他们的特别之处，在于精神比较集中，总是把注意力凝聚在一个或几个点上，也就是集中在他们所从事的学术事业上面。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当一个人格外地把精力投放到某些方面的时候，其他的方面尤其他们所不在乎的日常琐事，心思投放过少，就未免显得“弱智”了。

　　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所谓的才能，其实就是一种对事物的爱好。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只有当爱好变得专注，才真的变成才能。那些名学者之所以能成功，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对某些方面的学问有兴趣，而且能把这种兴趣固化专注起来。当然，也因为这种专注，牺牲了一般人都有的日常生活能力。

　　我们看学者佚事的时候，哈哈一笑之余，应该有点平常心。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

　　U2不是活雷锋

　　-李北方

　　2001年的春节晚会上，臧天朔和几位喜剧演员一起边唱边跳地演出了一曲《新康定情歌》。平心而论，这个节目挺好看的，不但形式新颖，而且符合欢乐祥和的节日气氛。但臧天朔因为这次表演遭到了批评，原因并不是唱得不好，而是根本就不该在这种场合和这种搭档一起演出这种节目。批评者显然是摇滚青年，在他们看来，一个摇滚歌星不但不该出现在这种大众晚会的舞台上，也不能给电视剧写主题歌，否则就是向主流投降，急功近利，把真摇滚变成了伪摇滚，毁了一世英名。

　　从这种端着架子的论调中不难嗅出另一种霸权的味道，弦外之音是说摇滚是种道德上清高的东西，永不“主流”、从不急功近利、一直都是社会批判的利器。但这只是某些人的幻觉，历史并非如此。

　　摇滚这玩意也不是国产的，它发源于英美，一般认为，摇滚形成于上个世纪50年代，基于节奏布鲁斯，综合多种音乐元素而自成一家。与白人鲜有在布鲁斯和爵士乐上有所造诣的情况形成对照的是，摇滚乐基本是白人的天下，像吉米·亨德里克斯和查克·贝瑞这样有名的黑人摇滚乐手并不多。也许正因为如此，摇滚乐并没有继承布鲁斯的谦虚和平民色彩，而是一开始就向主流文化叫阵，并企图取而代之。

　　1964年，披头士乐队访美，掀起的风暴成为摇滚史上被大书特书的一笔。这四个来自英国

　　摇滚乐之所以能成功地争得一席之地当上了“皇帝”，要归因于美国60年代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的大背景。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反越战、为黑人、劳工和妇女争取权利，运动的参与者需要一种文化来对抗他们要反对的人，于是他们选择了摇滚乐，还有毒品和性解放。这些要素加在一起组成了所谓的“反文化”(COUNTER-CULTURE)。有人将其翻译为“反主流文化”或“反正统文化”，我觉得并不恰当，这样说好像他们无意占据主流或正统，其实不然，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反文化”争夺地盘而已。

　　这场运动以被镇压而告终，那些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年轻人最终被这个体制所同化，他们的胜利只体现在争得了部分文化上的话语权。毒品不用说是非法的，在保守主义回潮的大气候下，美国人的性观念越来越回归传统，同性恋更是不受待见，摇滚乐几乎成了硕果仅存的战利品，登堂入室融入主流。约翰·列侬死后，一些西方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发去了唁电。

　　但摇滚乐的存在一直是以服从整个资本主义体制、作为其经济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为前提的，资本家靠出版摇滚唱片赚了大把的钱，也正是借助资本全球化的力量，摇滚才得以如此广泛地传播。摇滚歌手们也不是苦行主义者，一大把年纪的U2辛辛苦苦唱遍全世界，他们难道是在学雷锋么？

　　成功与荣誉

　　-程 巍

　　我们这个时代鼓励成功，却没为成功提供一种道德伦理，因此造成了一种习见的现象，即不择手段追求成功。由于这种成功经常是用金钱和名气衡量的，进而造成这么一种心理趋势，即只有带来大钱和大名的行业才值得追求。不管人们是否具有相应的才能和实力，都期盼自己成为房地产开发商、体育和电影明星、程序设计师、金融家、CEO等。这样，又造成了一种职业上的自轻自贱，即大部分人感到自己的职业不起眼，对其充满鄙视。

　　无数的家长都在逼迫自己的孩子打篮球、踢足球、练钢琴、学跳舞，期盼他们出人头地，而一些已长大成人的人(如木子美、

　　这令人想起巴尔扎克笔下的伏脱冷的那段话：“你知道巴黎的人怎样打天下的？不是靠天才的光芒，就是靠腐蚀的本领。在这个人堆里，不像炮弹一般轰进去，就得像瘟神一般钻进去。清白老实一无用处。”斯汤达笔下的于连更是以警句的形式表达了这种不择手段追求成功的心理：“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黄腾达。”

　　将其归咎于人性本身的贪婪和邪恶，似乎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因为在另一些时代，人们可能非常爱惜自己的荣誉。一个鞋匠把“做出本地最漂亮的鞋”作为自己的职业动力，而一位作家总试图写出最完美的作品，正如一个菜农觉得自己能够向客户提供最新鲜的蔬菜是自己的荣誉，都是在选择荣誉来对抗自己的贪婪。但我们这个时代在宣扬一种职业等级，使大部分人开始鄙视自己从事的职业。甚至那些作为“好人好事”加以宣传的人与事，也在暗中推波助澜。中央电视台在一期有关“保姆”的节目中，以赞扬的口气提到一位老教授使自己的几任小保姆都上了大学。这位老教授无疑持这种思想，即保姆职业低于大学生日后可能找到的“高尚职业”。还有一则报道，说北大中文系一位毕业生居然开起了肉店，与其高学历不相称。这也强化了人们的一种观念，即卖肉的不如卖文的。

　　以前人们常说：职业无所谓贵贱，行行出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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