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同性恋群体调查：争取社会理解及宽容

　　相比男同性恋群体，自称为“拉拉”的女同性恋们更加为人所不了解。这个群体在社会中一直存在，只是到了今天，她们开始了组织化、公开化的进程，目的是争取社会的理解和宽容

　　四年以前，TONY从来没想过有这么多人和自己一样。身为职业摄影师的她，面容清秀，戴着棒球帽，身穿男式黑T恤和男式牛仔裤，牵着女朋友坐在酒吧的沙发角落里。她认真地

对记者强调她名字的拼写，不是T-O-N-I，是T-O-N-Y，“这是男孩子的名字”。

　　这是一家位于北京工人体育场附近的不起眼的酒吧。每周六下午两点至六点，这里都有她们的固定聚会包场。聚会的组织者安可保证，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注意到在这个时段这里只有女性出入 事实上，所有不请自来的男访客都会被严格挡在门外。

　　8月20日的聚会现场看起来有点冷清，酒吧中间拼起来的一张长桌周围坐着十多个人，另有几个熟识的朋友在小桌子私人聊天，角落处的电视机在放映《费城故事》――一部关于同性恋的电影，只有两个观众在看。

　　每当主持人小闲说话的时候，其他人会看着她，保持一定时间的安静，而一旦要求展开讨论，人们往往就开始各说各的。一对相恋7年的青年“拉拉”打算私下举行一场婚礼见证自己的感情，在小闲主持讨论完健康性行为的话题以后，大家开始为她们出谋划策。

　　每周一次的聚会并不能帮助所有人互相熟悉，参与者有时故意用笑声表现自己的善意，来消解隐约存在的一点陌生气氛。每周都会有新来者，小闲会鼓励她们自我介绍，并即席发送一份调查问卷。

　　从今年4月份开始，31岁的TONY成为这家酒吧的常客。她们是这个社会的少数派，一般认为仅占人口总数的1%～3%，不过她们认为实际比率应该更大一些。她们互相称为“拉拉”(来自“LESBIAN”的音译)，而她们另一个更为常见的名称，则是女性同性恋者。

　　8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以“以生命的名义”播出了对一组男同性恋者的深度报道，这在中国主流媒体上是相当罕见的。

　　“拉拉”们都看到了。但她们对节目并不满意：它“太猎奇了，而且怎么不说说女同性恋呢？”

　　“有问题的她们”开始找到组织

　　TONY出生在山东威海，在她的少女时代，像每一个普通的女孩一样，她与同性亲近而与异性疏远。然而与其他女孩不同的是，一个最为亲近的同性朋友引起了她初恋的情感，现在回忆起来，TONY越发肯定自己一开始就是“和别人不一样”的。到大一的时候，她与同寝室的同学发生了精神与身体上的持续联系。即使在这个过程之中，她们也彼此回避这种关系的实质，绝不敢承认这就是她们的爱情。她们彼此提醒对方，应该交一个男朋友，建立另外一种显然更为正常的感情。在大学四年级的时候，TONY真的有了一个男朋友，但在与男性身体接触的时候，TONY没有激动和慌张，相反，她对此充满了排斥感，她喜欢的仍然是那个女同学。199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TONY已经肯定自己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此后TONY接受了各种心理辅导和治疗，而她在大学的女伴不久之后就结婚了。

　　2001年TONY来到北京，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她从网上接触到了北京的“拉拉”群体。在安可的帮助下，她融入了一个在酒吧举行的女同性恋聚会，直到这个松散的组织在去年解散，它的许多成员进入到现在这个聚会中来。

　　每周六来到这里参加聚会的“拉拉”，很多人都有与TONY相似的故事。一位现在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的聚会者告诉记者，她们中的不少人曾经认为自己何等不幸，竟然成为那种传说中的怪物，而她们在这个聚会当中首先得到的是一种鼓励：“你并不孤独”。

　　聚会的组织者安可对聚会寄予的期望，显然还要更高。安可，39岁，来自教育行业，另一个并不公开的身份是在拉拉圈内颇有影响力的“北京拉拉沙龙”活动的组织者。在去年11月，她组织了这个被她称为“成熟拉拉专场”的活动，同时相应的网站应运而生，并逐渐成为北京“拉拉”的聚集地。

　　像每一个聚会来客一样，安可并不轻易透露自己的经历，但乐于表达自己的想法。早在高中的时候，安可就喜欢一位女同学，那时的她已经含糊地听说过同性恋这个说法，但却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行为和“同性恋”联系起来，似乎只有在喜欢的人不接受自己的时候，她才会去想想社会压力的存在。安可认为，有些女孩会突然发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然后为之焦虑万分。然而这种焦虑和空想，并不能帮助自己对这件事情有任何更多了解，而社会强加在每一个同性恋者身上的罪恶感，并不能够减少同性恋的产生，只是对同性恋者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已。

　　接受记者采访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认为自己曾经被先天性的少数人身份所苦，一直希望得到一个可以和同类人交流的机会。

　　网络自然成为她们寻找对方的最主要手段。安可是在2000年通过网络走入正在形成中的女同性恋圈子、并开始在酒吧参与聚会活动的。2004年9月，安可经朋友介绍认识了留学回来的小闲，讨论中觉得以前以表演为主的晚场活动太吵太闹，于是产生了给一些年龄大一点的朋友做一个专场活动的想法，初衷是希望每周有个时间坐在一起聊聊，这样可以帮助交友，交流心情，看看电影，有个一起放松的地方。

　　安可是组织者，小闲则作为讨论活动的主持人。

　　经历十年的组织化过程

　　1983年，著名性学家怀特姆对美国、危地马拉、巴西和菲律宾四国的比较研究中得出重要结论：这些社会中都存在同性恋现象，同性恋在人口中所占比率十分接近并保持稳定，同性恋倾向既不会因为某个社会对它持严厉的否定态度而减小，也不会因为社会规范的宽容而增多(见李银河《同性恋亚文化》)。

　　美国社会学家劳曼在1994年的调查表明，约有8.6%的女性在青春期后有过对同性的性欲望或者性经历，中国社会学家李银河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其中至少有3%的女性是绝对的同性恋者。在中国也是如此，她们中的很多人最终不情愿地走上了红地毯，然而这些新娘中的很多人无法适应性取向的被迫转变，甚至可能终身无法从夫妻正常的性生活中得到快感。

　　戴眼镜的小闲看起来像个年轻的大学教师，一说起话来更是如此。小闲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大学教师，这是一个和谐的家庭，而不是很多人认为同性恋产生的主要原因是那种问题家庭。

　　和TONY一样，小闲有过青春期爱慕的同性对象，但在大学里才开始与同性拥有实质性的爱人关系。因为“同性恋恐惧”(惧怕自己成为同性恋，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曾经尝试进入“正常的”生活，但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她的改变是在1997年去美国留学以后，大学里的同性恋学生小组以及本地的同性恋报刊，使她开始不再回避自己的性取向。就在那年，她通过电子邮件组接触到一些中国留学生和移民中的“拉拉”，于是成立了名为“紫凤凰”的网络组织，为身在中国和来自中国的“拉拉”提供信息、联络和心理支持。

　　小闲记得，“紫凤凰”成立之初便收到一名广东女子的来信，声称自己是“拉拉”，希望离开婚姻，却遭到丈夫的辱骂和殴打，甚至到单位闹事。而更多的信件来自于婚姻内的中年妇女，希望她们介绍更多在国内的“拉拉”互相认识，这种情况直到1998年以后互联网在国内逐渐普及，网友的聚会开始剧增才改变。

　　按小闲的看法，目前所知中国大陆最早的女同性恋公开活动，可以追溯到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期间。少数与国外有联系的北京“拉拉”，在世妇会讨论女同性恋问题的相关单元，有过一次聚会，算是大陆女同性恋活动的初试啼声。此后至1998年期间，似乎只有一名在京的30岁英国女人苏茜和友人，在自己家里举办过一些秘密的小型聚会和交友沙龙。

　　1998年夏，一些男性同性恋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同性恋秘密会议，在30多名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参加者中，有不足10名女性同性恋者。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关于组织化的问题。

　　两个月后，有三十余人参加的女同性恋会议在北京召开，主要讨论如何成立组织和展开活动。“北京姐妹小组”是这次会议的结果，它的活动时间是在1998年底至2001年5月。小组有自己的办公室，每个月召开一到两次讨论会，并开通了大陆第一条女同性恋热线，做了一份名为《天空》的女同性恋杂志。这份不幸的杂志在小组存在的三年中一共做了四期。在得到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以后，小组计划在2001年4月至5月召开首届女同志文化节，这个离经叛道的活动经过两个月的策划，在开幕前夜被取缔，原来准备的影视观摩、舞台剧、时装表演和文化讨论，也仅仅出现在计划书上。

　　2004年小闲回国之后，在2005年初组织成立“同语”，这是一个由志愿者组成的公益性小组。在“同语”的宣传册扉页上，写着她们的宗旨“平等，多元，和谐”。

　　现在的“同语”有两条女同志热线，在每个周日下午2点至5点开通，保持着每月30个以上电话的访问量。小组中的妇科学生为“拉拉”提供医学帮助，收集和翻译国外的“拉拉”保健资料，做健康讲座。“同语”从一开始就受到不小的关注，已经在北京大学和“博客中国”参与过特邀沙龙，并接受过DR丹麦国家广播电台、BBC英国广播电台和《南华早报》等媒体的采访。

　　以艾滋病调查为主的NGO“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给“同语”经济上的支持，并无偿提供开会场所；还支持“同语”开展在“拉拉”中间的健康调查。著名学者张北川主持的在同志人群中进行艾滋病的预防工作的“朋友通信”项目，也为“同语”每年提供一定的小组经费。

　　脚踏实地争取权利

　　假如从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的活动开始算起，大陆的同性恋组织化和公开化进程已逾10年，相对于数十个半公开的男性同性恋组织，和学界对男性同性恋的广泛关注，总体来说，“拉拉”组织到今天仍然基本处于沉默和尴尬的境地。

　　小闲总结以前的教训认为，或许是因为大家太理想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等观念相联系，所以遭到较大社会阻力。小闲认为，必须采取更为妥协的方式，不必急于要求结婚等权利的一步到位，而应先去了解现实的处境和社会的态度，并渐进地反映自己的需求，直到最终“浮出历史地表”，达到社会观念的改变。

　　安可的这个聚会马上就要搬家了。一个星期以后，聚会活动将改在一栋甲级写字楼的顶楼餐吧进行，2003年的1月，安可曾经对在那里进行一场同性恋文艺演出有过周密的计划。安可希望此举可以扩大规模和影响，让妇女界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物出来支持女人，争取让社会对女人的关怀不再是仅仅停留在家庭暴力和计划生育方面。

　　而小闲则向记者澄清一个长期的误解：似乎同性恋者的性都是放纵的。她说，事实上同性恋者之间的感情和异性恋者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多同性恋者甚至觉得自己更加专一，更加希望找到天长地久的伴侣。

　　小闲认为中国内地对同性恋的关注太少，而且基本都集中于艾滋病的预防方面。由于“拉拉”群体没有男同性恋有那么强的艾滋病压力，所以得到的关注便更为稀少。说到此，小闲流露出对媒体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她希望媒体对此做出报道，让公众更多地了解她们；另一方面又害怕报道以偏盖全，反而使人们更增加对“拉拉”的认识误差。

　　小闲建议记者不要提及她曾经就读的大学和所学的专业，因为她的父母一直为她的生活方式忧虑。

　　“所以我说”小闲笑笑说，“我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文中所提到女同性恋者名字均为在圈内的称呼)

　　进入大学课堂的同性恋研究

　　★ 本刊记者/孙冉

　　2005年9月的新学期，复旦大学本科生公选课中将会出现《同性恋研究》这门新开设的课程。据开课老师、社会学系孙中欣博士介绍，这个既定名额为100名学生的课程，选课伊始就被选满了，很多学生因为选不上课而惋惜。两年前复旦公共卫生学院曾开设另一门与同性恋相关的课程《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该课程虽然只是面向4名硕士生的，却在两年内吸引了1745名学生来旁听。

　　2003年，当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高燕宁教授开设《同性恋健康社会科学》时，本意是为进行预防艾滋病教育，同时也想给医学院的学生补补人文和社会科学课。

　　在第一节课上，高燕宁教授曾问学生，如果从同性恋的角度来预防艾滋病，你知道同性恋在哪里吗？你知道如何和他打交道吗？你知道怎么说服他用避孕套吗？你知道他对肛交的感受吗？“如果医学上连这个都不知道再谈预防艾滋病，实际上是被架空的，所以我想让医学院的学生对同性恋这个群体增加了解，这样才能在他们日后的工作里更好地做好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在开课的两年时间里，高燕宁教授请来了如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白先勇等国内众多知名学者，学生反响强烈。他还带领十几名学生去同志酒吧、男妓场所、公园、舞厅等同性恋活动场所进行实地考察。

　　“大部分的学生在上课之前从来没见过同性恋，这对他们来说是个活生生的感受，很多学生听完课变得更宽容了，这是我们开课前也没有预料到的。”想到当初为了开设这门课，复旦研究生院和公共卫生学院考虑再三都无法决定、上报到学校党委才获得特批通过的艰难，如今这个变化令高燕宁教授感到非常欣慰。

　　如今，随着《同性恋研究》课程的开设，这一涉及性取向和性别研究的课程将会介绍给更多的学生，“即使学生是出于好奇来选择这门课程，也并不是坏事，如果因为好奇而能让更多的学生投入这个研究领域，对学术是非常有好处的。”孙中欣博士告诉记者，“我并不担心一百人的大课上同学们展开激烈的争论，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在争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能听到别人的声音，这也是一种学习和进步。” 文/郑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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