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潮白
肇庆市农业学校原校长兼党委书记黄东日前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8年。在许多方面，黄东与寻常的贪官没什么两样:利用职务之便，大肆攫取不义之财，只是金额的不同而已。而与其他贪官尤其是那些包养一个或几个情妇的贪官不同的是，黄东还有“重婚”一项罪名。概因为在发妻之外，他还有“明媒正娶”的本事，不仅另娶了两位妻子，而且分别育有子
女。(本报昨日B07版报道)
一个小小的正处级干部，生活糜烂到这样的程度，不能不发人深省。权力方面如何制约，人们都说得多了，说尽了，不再去说也罢。这个反面教材值得多着两笔，全在于解剖之，至少提醒社会还要重视官员重婚的漏洞以及如何堵塞的问题，这可能是反腐败的新的重要方面。因为，它预示了腐败的新走向。
这一问题，可能得从新的《婚姻登记条例》说起。2003年10月1日，随着该《条例》的正式施行，结婚完全成了个人的事。怎么说起呢？因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用再带单位开具的婚姻状况证明、不再需要介绍信、不再需要婚检证明等等，只要有“本人的户口簿、身份证和本人无配偶，以及与对方当事人没有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的签字声明”即可。总之，作为公民的一种合法权利，结婚不再让公民的独立人格受到单位的制约。我们看到，与旧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相比，新条例在名称上去掉了“管理”二字。这两个字的消失，意味着政府施政理念的重大变化，对婚姻登记这一民事行为，由政府的防范式管理，变为婚姻当事人责任自负，体现了人性化管理的精神，表明我国公民的个人生活空间自由度增大，社会环境更加宽容。
婚姻法专家认为，单位只有介绍情况的义务，并没有干涉婚姻自由的权利，目前的户口簿和身份证足以证明个人的婚姻状况和家庭状况。此言不虚，但是显然忽略了如今社会上各种假证件的猖獗程度，证件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足以证明什么。如今无论哪个城市，满大街不是都可以看到能够“办证”的“牛皮癣”吗？人们想了多少办法了，硬是奈何不得。前几天，在天安门前散发小广告的几个家伙，出于报复，甚至敢在故宫门前把5名城管人员和保安打得头破血流。寻常百姓办个假证尚且这么容易，对权力在握的人来说，弄几本假的户口簿和身份证，可能更要轻而易举。黄东与第二个妻子结婚用的名字是“黄东进”，与第三个妻子结婚用的名字是“黄东强”。黄东重婚能够得手，不仅仅是改了两个名字这么简单，显然要有相对应的“合法”证件(比如身份证)作支撑。有没有人深入探究他那些证件的来历呢？
理论上看，行欺诈之能事的重婚问题，决不仅是贪官身上才出现的问题。随着社会转型所带动的社会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地由“单位人”向“社区人”转变，单位的“制约”越来越小，这个问题就极有可能发生在普通人身上，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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