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缅公路[3]夺路篇：松山只剩下两棵树

　　本报记者 胡印斌

　　7月2日正午时分，终于登上怒江一侧的松山主峰——红草帽梁子。这是一个凉爽的中午，战争的风云早已远去，战场的气氛也已不再。如果不是那几个肃立的纪念石碑，很难想象，这样一片宁静的山林，会是1944年的滇西反攻寸寸焦土、硝烟弥漫的战场，会有7600名抗日将士的血肉，层层叠叠的扑倒在山坡下。

　　■两棵榕树、满山松树

　　松山战后，满山焦土，整架山梁只剩下两棵活着的小叶榕树。直到现在还伫立在那里，树干里尚有子弹打出的洞。榕树已经被当地政府部门精心围了起来，来此访古的人，大抵都会在它跟前站一站。

　　松山脚下大垭口村79岁的段义仓老人说，那时他只有十几岁，和家人躲在松山对面的山上。越是下雨的天气，中国军队进攻的就越厉害；天气晴朗的时候，只是在每日早晚两次攻击。中国部队死的太多了，尸体堆积在一起，到处都是。

　　此刻，山上山下，碗口粗的松树密密的，挺拔着直指苍天。

　　保山市地方志学者陈祖粱经过仔细研究，提出日军进攻滇西以及日后的盟军反攻，其实就是滇缅公路的夺路之争———路存则国存，路亡则国亡。一条通道，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

　　他进一步阐释：抗战期间，美国实际提供给中国1亿多美金的援助，其中90%以上是通过滇缅公路入境的。资料显示，1939年到1941年间，三年多时间，滇缅公路共运进各类物资36.91万吨。这些物资主要是成品汽油、汽车以及枪炮、装备等战略物资，对当时中国的抗战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物资的多寡。”陈强调，当时重庆政府实际管辖的只有三个半省份：四川、贵州、西藏以及半个云南，单凭这几个省份的国力，实在不足以支撑战争。

　　■老乡老兵、故乡他乡

　　老乡！再坐一会儿。我再说两句话。

　　想家不？19岁离开家乡，现在90岁了，再没有回去过。过年过节的时候，难过几天。

　　“老乡”董启超，中国远征军炮兵十团二营十连填弹手，河北冀县范家庄人氏，现在已经在滇西龙陵住了近60年。“弟兄两个，哥哥叫董英会，又叫董启林，还有一个姐姐，我的小名叫董二多。不知道能不能和老家的人联系上？”

　　董启超的参军缘于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董启超在天津织布的老板告诉他们，各自回家吧。火车到山东德州，董启超和两个师兄被“卖兵的”直接引到警察局住下。第二天，告诉他们，上车吧！就装进闷罐车，铁门一关，才意识到被“抓兵”了。此时，车上已经有了十几个青年人。眼睛已经望得见冀县的董启超，远离了故乡。

　　后来，董启超到了南京，在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运输队工作。12月，南京城沦陷，董启超辗转来到武汉后，武汉又告急。其后又流落到贵阳、昆明，部队辗转到了云南中缅边境的芒市，为滇缅公路搬运物资。“晚上白天，白天晚上，就是装货卸货。”

　　1941年，奉调到昆明，正巧遇上日军化装强占惠通桥，日本军队的一辆军车就在他们的车子前边七八步远。幸好中国军队果断炸掉了惠通桥，才阻断了日军进军的步伐。

　　1944年5月，部队开始打松山的时候，董启超已经当上了炮兵，阵地就在怒江东岸的一个高地。炮战最厉害的一天，董启超所在班的100毫米德国野战炮炮管通红通红，炙得人脸上烫烫的。就这样，开炮的命令还是不断下达。

　　“炮打得太多了。一营有一门炮，也是炮管通红，炮手要求冷却后再打，结果来不及，一颗炮弹刚刚填装进去就炸了。”炮击持续了3个月。

　　那场战役，一个小小松山，落下了上百万发炮弹。

　　抗战胜利以后，董启超不愿随部队打内战，就开了小差，在龙陵县城做些小生意。

　　老人现在很精神，耳聪目明，历史的脉络记得很清楚，什么地方什么人，随口说出。“老乡帮我打听打听老家冀县的人。”

　　 新闻背景

　　缅北滇西大反攻

　　1944年5月11日，在美英等盟国的帮助下，经过重新装备和训练的二十万中国远征军强渡水流湍急的怒江，揭开了滇西反攻的序幕。

　　当时防守滇西的是日军第五十六师团。他们在怒江沿岸并没有密集防守，而只是在怒江以西的腾冲、龙陵和松山三个地方驻扎重兵。这三个地方中，松山又是重中之重，它正好在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的附近。1944年9月7日，在付出7600多名将士的生命之后，松山大捷；随后，腾冲、龙陵相继克复。1944年底，夺取缅北重镇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和取得龙陵会战胜利的中国远征军分头向畹町推进。同时，远征军沿着滇缅公路穷追猛打，于1945年元月攻克畹町，28日，两支中国劲旅在缅甸的芒友会师，整个缅北滇西反攻取得全面胜利。

　　记者手记

　　大医陈祖粱

　　6月30日晚，在四壁皆书的寓所，学者陈祖粱细数自己在滇西抗战研究上的几个突破：侵华日军在滇西进行细菌战，由此导致霍乱，12万人发病，一个半月死亡9万人；滇西慰安妇研究，用实地调查得来的证据，揭露了日军暴行；侵华日军在滇西的金融掠夺等等。这些成果突破了滇西抗战的禁区，把滇西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结合起来，拓宽了研究视野，也为滇西人民的浴血奋战定位。

　　不过，与历史研究比起来，陈祖粱对自己的医术更为自信。

　　在做地方志研究之前，陈祖粱已经作了27年中医，并且拿到了中医中级职称。“当时整个保山市只有四个人拿到了这个职称。”

　　1986年底，陈祖粱和同事在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发现了滇西抗战的资料。兴奋之余，却被告知不许复樱于是就抄，自己和同事抄不过来，就请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帮忙抄，每1000字付给8角钱(当时的工资每月也就30多元钱)，几个月下来，一共抄了120万字。经过认真整理，1989年，四册《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战专集》出版，从此，滇西抗战的禁区打破了。

　　类似的发现还有很多。比如《保山地区史志文集抗战专集》中收录的120幅抗战历史照片，就有一个传奇的故事。

　　抗战期间，腾冲县和顺乡有一个照相馆老板张溶，1944年，一位美国摄影记者到他那里冲洗照片，出于喜欢，张溶自己偷偷留下来一套，一共120张。1969年，正值文化大革命，张溶被抄了家，放置照片的箱子也被封存。情急之下，张转移了照片。不久，张溶被关进清队学习班，和陈祖粱关在一起，张便将照片的事情偷偷告诉了陈。此后不久，张就去世了。直到1986年，陈祖粱才从张的儿子手中买回了这批照片。

　　陈祖粱说，一寸山河一寸血，这里的焦土抗战使得当地遗留下大量战争遗物。小的时候，陈在腾冲的老宅院里就坠落着一家日军飞机，机头、机身、机翼，就那么堆着，直到1958年才弄走。

　　或许，正是由于这些战争旧物的激发，才使得陈祖粱把后半生全部倾注在抗战史研究上了。

　　生活中的陈祖粱性格火暴。1996年4月，腾冲国殇墓园，陈正在拓碑，双手黑黑。来了一群日本老兵，七八十岁的样子，有一个脸上有一道很长的刀疤，有一个瘸腿。这些日本老兵进来后，跑到“倭冢”前上香拜祭，完毕后就要离去。冷眼观看多时的陈大喝一声：站住！日本老兵很惊讶，陈示意翻译：你们是当年侵略腾冲的日军吧，来国殇墓园为什么不拜英雄！

　　几个日本老兵商量几句后，排成一队，向抗日英雄三鞠躬。事后得知，这些日军老兵正是当年占领腾冲邻县龙陵的鬼子兵。

　　相关专题：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