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敢于给矿工维权空间

　　-于建嵘

　　频发的矿难，让社会各界对导致矿难的原因也多有追究。这其中主要集中在对资本残酷性的控诉和对官员腐败的声讨上，却很少有从矿工权利方面进行反思和制度建构的。事实上，如果要真正减少矿难对矿工生命的危害，就得从矿工权利维护方面着手。

　　在矿工权利方面是有国际标准可以遵守的。1995年6月22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矿山安全与卫生公约》就规定，从事矿业生产的工人应拥有下列权利：向雇主和主管机关报告事故、险情和危害；在有理由关心安全与卫生状况时，要求并得到雇主和主管机关的监察和调查；了解和被告知可能影响他们安全与卫生的工作场所中的危害；获取由雇主或主管机关掌握的与他们的安全或卫生有关的资料；在经合理判断可能发生对他们的安全或卫生造成严重危险的情况下，从矿山的任何地点自行撤离；集体选举安全与卫生代表。

　　这是国际劳工组织以社会公正为基础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毫无疑问，这种以工人生命安全为本的标准，对于保障矿工在工作时免受生命之险是十分重要的。作为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国际组织的正式文本，这些标准是人类对劳动保障的一种宣示，集中体现了政府、雇主和劳工等各方的共同智慧和意志。在这些标准中，最为核心的价值在于把工人当成了与政府和雇主平等的主体，让工人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为此，国际劳工组织还特别强调工人集体谈判能力，认为劳工的权利需要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劳工组织和工人代表来维护。上述公约就列出专门条款规定安全与卫生代表应拥有包括“参与雇主和主管机关在工作场所进行的监察和调查”、“监视和调查安全与卫生事务”等方面的权利。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承认和遵守这些以保障工人生命权为核心内容的国际劳工标准是当然之举。然而，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似乎并没有把这些标准当成必须遵守的规则，自然也就不会把工人在保障安全和卫生方面的权利作为一项重要的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些黑心的矿主，为了获得超额利润，不会投资去改善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生产条件；那些肩负监督之责的个别政府官员，为了寻租获利，对关系到工人生命安全的事故隐患就视而不见；而我们矿工呢，由于没有代表他们利益的组织，就成了没有

　　可见，在当下的中国，矿工要通过正当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做。这不仅需要社会承认并遵循国际劳工标准，而且还要为实施这些标准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有许多，最为重要的则是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

　　然而，在目前的主流意识和地方当政者的决策理念中，如何最大限度控制社会组织资源一直被视为最为重要的工作方向。为此，他们把一切试图实现群体利益组织化的行为视为不正常，甚至定性为犯罪行为。在我看来，利益组织化对于社会稳定来说是把双刃剑。对目前的中国而言，让工人有自己的利益组织不仅是工人的基本权利问题，而且对社会长期稳定的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工人有能力主张自己的基本权利，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制约处于强势的资本所有者和公共权力掌握者对工人的侵权行为，使社会处于相对均势。而如果我们不许可工人具有集体谈判的能力，而把工人的命运交给那些只为获得最大化利润的工矿主及个别进行权钱交易的腐败官员，那就会有更多的工人在

　　正是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中国要真正扼制住矿难，就要让工人有能力对黑心矿主说不，对进行权钱交易的官僚说不。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官员异地任职仍有消极效应

　　-毛寿龙

　　有媒体报道，四川省将地方主要领导干部和其他实权部门的领导人实行异地交流，到目前为止，四川21个市州的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法院检察院的院长以及181个县市区党委书记以及行政首长、组织部长全部实现异地任职。这样做，其核心目的是为了让官员能够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摆脱人情和各种各样的关系，并放手开展工作。从实际情况来看，的确有这样的积极效应。

　　不过，这样做，也并不是没有消极效应。在笔者看来，异地任职，对于官员来讲，至少有如下消极影响：

　　首先，主要领导全部异地任职，往往使得这些领导与家人两地分居，家庭生活很不正常。正常的家庭生活，往往可以让官员有正常的生活环境。如果家庭生活不正常，往往使得领导的心理产生种种负担，很容易影响其正常工作。

　　其次，异地任职的领导，往往是工作在一个地方，正常的家庭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或者干脆就住在办公室、招待所。这使得这些领导，没有办法对当地的公共服务情况有直接的感受。比如，家庭成员不在任职地任职，官员就无法通过家庭的途径，获得有关单位的实际运作信息；孩子和老人不在任职地学习和生活，官员往往对当地的教育服务、医疗服务以及休闲娱乐服务等缺乏明确的感受。

　　第三，异地任职的领导，的确可以带来新的思想，摆脱原来的种种人情和关系，但也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因为缺乏现成的人情和关系，他到任职地后很难被认同，很难从任职开始就马上展开工作，即使经过努力，能够获得当地官员和当地百姓的认可，但往往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而到了那个时候，可能该官员又需要易地任职了。因为新的人情和关系，也可能让其容易腐败。

　　一个正常的官员，应该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拥有为当地老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的激励，也应该拥有正常的人际交往和人情关系。如果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也缺乏正常的人际交往和人情关系，不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虽然看起来是铁面无私，但往往使得其心理上很不正常，很难更好地获得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良好的信息基础，更重要的是很难获得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人气的基础，自然实际上也很难有魄力地、有效地开展工作。

　　从整体来说，腐败的官员只是全体官员中很少的一部分。为了少量的反腐败的收益，让全体官员牺牲正常的家庭生活，放弃宝贵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消费经验，牺牲展开正常工作所需要的人情和关系，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就实际运作来说，官员异地任职，往往在当地缺乏基本民情信息、缺乏当地的人气。异地为官，如果要正常展开工作，并有力量遏制住当地可能存在的腐败利益集团，只会造成其拥有独断专行的权力，至少是彻底掌握人、财、物等大权。绝对权力，绝对腐败。拥有如此大权力的人，除了神仙，很少有不腐败的。而且让权力完全集中在这些人身上，也不利于地方政府依法行政，公共财政制度、干部人事制度也很难正常运作。

　　所以，异地任职，表面看起来可以反腐败，实际上很可能是绝对腐败的开始。它不仅不利于官员个人更好地工作，也不利于当地政府更好地进行自身建设，当然，也很难让他们实实在在地实施有效的公共管理，为当地百姓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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