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成都：民间感受的安逸样本

　　就生活而言，或许没有哪个城市比成都来得更安逸，更享受了，本刊在成都所进行的民间感受度调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饮食、居住、生态、 生命、教育、消费、平安、信用、公共服务和快乐，这些考察指标的普遍高分让人惊讶，但背后也似乎隐藏着某种不安与危机。如一名受访者所言，古训“少不入川”放到现在来看仍未过时。

　　“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这是张艺谋为成都度身打造的宣传语，在本刊试图

从民间视角调查成都的和谐程度过程中，大多数受访者都不约而同地提到这句话。究竟是一个人的审美情趣引起了多数人的集体认同，还是多数人的生活感受俘获了一个人的情感认知，目前已无从考证。但通过对成都居民的民间幸福感调查，客观数据证明了一点：成都是成都人生活的乐土。

　　在来成都之前，早就听说那里人杰地灵，百姓安居乐业，近几年又在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稳步和谐发展。为绕开官方出于政绩的考虑，自说自话的处境，本刊深入民众进行了小样本随机调查，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以民间的主观感受度对成都和谐状况进行评价，共涉及饮食、居住、生态、生命、教育、消费、平安、信用、公共服务和快乐等十个方面。

　　由于受时间和人力的限制，本次调查共在成都城区和农村各随机抽取150名居民，尽管从统计学意义上很难说代表了成都所有居民的意见，但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反映了民间对政府在打造和谐成都进程中的一些感受，为政府接下来的工作调整及改进提供了参考。300名受访者中，男女比例分别为55%和45%，年龄段主要集中在25-40岁之间，教育程度的构成状况是小学及小学以下学历占20%，初中高中学历的占60%，大学及大学以上学历的为20%。

　　经过对这300名受访者回答的加权处理，我们可以看到，成都居民在十个指标的主观满意度都相对较高，展示了成都作为“东方伊甸园”的独特魅力，但受访者也根据各自不同的情况提出了不少想法和建议，以引起市政府的关注。

　　消费至上 快乐第一

　　调查显示，300名成都居民满意度最高的三项指标分别是快乐、消费和饮食，得分为0.9563、0.9477和0.9232，属于高满意度指标。

　　快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值得一提的是，受访的300名成都居民中，无论其收入的高低或职业的好坏，都似乎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呈满意状态，大部分人的回答是满意或比较满意，所谓“有钱可以过得舒坦，钱不多也可以活得惬意”，真是各得其乐。

　　一名受访者向记者谈到成都人的自在生活时称，成都的茶馆文化、饮食文化和麻将文化都是全国出名的，人人都很懂得享受。另一受访者则分析说，成都一方面资源丰富，历史上很少遭遇天灾人祸之苦，因此让成都人养成一种安逸、知足常乐的习惯，总能找到自己的乐子。

　　消费是成都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调查中，超过70%的居民都对目前的消费状况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这与官方公布的一项数据不谋而合。据成都市“200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居民的消费价格总水平趋于平稳，社会消费水平创同期新高，餐饮行业，食品饮料烟酒类、

　　在成都中心城区的一些大卖场，记者发现里面顾客的人流量明显比上海、北京的卖场要多。“成都人是很懂得生活的，手头上有了点钱就会想办法花掉，购物是种比较好的方式。”一名

　　相比之下，成都发达的餐饮业则更令人羡慕，也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同。在本刊的调查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普遍表示成都的饮食丰富多彩，都给出了比较高的评价。有种说法是食在成都，成都名小吃之多，川菜名头之响，“杀馆子”消费之低，众所周知，“民以食为天”的理想在成都得到最好的实现。

　　居住、生态、教育、信用得分不低

　　居住和生态方面，受访者也表现出一定的满意度，得分分别为0.8789和0.8548。调查显示，多数被调查者认为成都目前的

　　“成都气候宜人，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人居环境很好。”受访者蒋小姐评价说。而另一名受访者陈先生则认为，成都的绿化覆盖率也不错，空气也令人感觉惬意。至于成都的生态保护，仅以闻名遐尔的大熊猫基地为例便足以说明问题。

　　成都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所采取的“捆绑式”教育也受到民众好评，为0.8226分，调查表明，77%的居民认为这一举措将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改善教育的不平等问题，其中农村居民的满意度比城区居民要高出8个百分点。

　　同样地，成都的信用状况也获得普通民众的认可，近六成受访者表示比较满意。

　　生命、平安、公共服务待改进

　　在对成都的调查中，其中涉及的十个方面普遍都得分较高，但总有令人不满的疏漏之处，300名受访者在生命、平安和公共服务这三个方面给出相对较低的分值，分别为0.7764、0.7563和0.7389。

　　随着成都城市建设的发展，从全国各地前来务工、经商的流动人口逐年增加，最多时达到300余万人，这对成都的社会治安是种压力，被调查者也感受到这种压力。尽管成都政府已经采取种种措施确保安全，但受访者也表达出一定的忧虑，主要针对外来人口犯罪和基层警力不足这两点。“我们成都本地人肯定是很少去做违法的事，主要还是那些外地来的。”市民朱先生说。来自公安系统的统计数据也证明，2004年成都外来人口犯罪比例是常住人口犯罪的33倍。

　　对平安问题的担心也影响到生命指标的考核，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或比较满意，导致生命指标偏低的另一原因与成都发达的饮食文化有关，如一些受访者认为自己身体欠佳是与平时不良的饮食习惯紧密联系的，而农村居民则对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提出进一步改善的要求。公共服务方面，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政府还应加大为民服务的力度，提高办事效率。

　　不管怎么样，成都在十个方面的民间感受度都比较平均，但仍有不少受访者提出，成都在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提高居民收入，改善困难群众条件等方面都有待改进，同时有人指出，尽管成都的各方面条件都很适合生活和居住，但对年轻人来说，成都的创业氛围和竞争意识都欠缺，很容易导致满足现状，加之成都浓厚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不利于新生代的开拓进取，从这个角度而言，“少不入川”的古训还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受访者关心议题排名

　　关心议题关心指数

　　增加可支配收入 89%

　　控制物价上涨 85%

　　扩大劳动就业 71%

　　城乡一体化 68%

　　社会治安 62%

　　城市建设 57%

　　教育公平 52%

　　成都：破城乡坚冰 立和谐之境>本刊调研组 文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当代破解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对于这一点，成都人的头脑显然十分清楚。

　　也就是在短短两年时间内，成都逐渐向世人展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从“二元”走向“一体”、从农村走向城市、从农民走向市民、从割裂走向和谐。

　　可以预料的是，城乡一体化之成都经验，将成为这个城市的一张新名片，对于身处城市化进程的中国来说，其标本意义或许比“来了就不想离开”要深远得多。

　　成都的新名片

　　即便是成都人，或许也难以把自己所在城市的各种名片罗列齐全：“东方伊甸园”、“多彩之都”、“美食之都”、“休闲之都”、“第四城”⋯⋯其中最具蛊惑力的，当数张艺谋的那句“成都，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当然，成都不会仅仅满足于这些来自民间或媒体的赞誉之词。2004年，“中国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中国城市品牌营造大奖”、“中国内地十佳商务城市”等一系列名号都垂青成都。

　　2005年6月，中国市长协会组织编写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2003—2004年卷)》公布，成都在中国最具竞争力城市中排名第九、城市综合实力排名第九。

　　然而，成都人最值得自豪的还不在于此。在今年7月召开的“同心同德共建和谐社会·成都论坛”，众多专家学者对成都独具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推进予以了充分的肯定。

　　论坛上，一份名为《成都市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计量经济分析》的报告提出，成都市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多数在本地实现，离土不离乡以及由此造成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稳定性，已形成富有特色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成都模式”。

　　“我们要把农民兄弟拉入工业文明，拉入现代化！”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曾这样对全市的干部说。成都的实践证明，李春城说的并不是大话空话，成都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数据表明，2004年成都全市实现GDP2185.7亿元，增长13.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75.3亿元，增长13.5%。值得一提的是，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349元，增长7.8%，农民人均纯收入4072元，增长11.4%，两者比例为2.54:1，相比原来的3:1，城乡差距正在缩小。

　　这一切改变，源自成都的一项重大决策：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不是搞统计上的城市化，而是着力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陆学艺对此评价说。

　　在这位长期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学者眼里，城乡一体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最高阶段，同时也是和谐社会的基础，“成都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经验值得总结、研究和推广。”

　　陆学艺此番话，对深受城乡二元结构之惑的中国来说，显得意味深长。不难预料的是，城乡一体化的成都经验，将成为这个城市一张新的名片，并伴随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提速，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关注。

　　从“二元”走向“一体”

　　一直以来，成都处于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城市化工业化水平低下，大城市带大郊区，农业人口占64%，“三农”问题突出。

　　如何寻找到城乡融合的结点，开辟一条城乡共荣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成为摆在成都高层决策者面前的一道难题，“我的脑中时常描着一幅画⋯⋯”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这样表达他对城乡发展的构思。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后，即处于一个加速发展时期，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是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而工业化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的发展曲线和工业化的发展曲线基本一致。

　　在成都，人均GDP为2000美元左右，总体上已进入工业化中期，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和城市文明普及率快速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中心城区已形成巨大的辐射带动功能，区域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城市带动，经济增长90%来自非农业。

　　一场触动城市与农村，工业与农业布局的变革势在必行。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2004年2月，成都出台《关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意见》。《意见》明确了推进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城乡产业布局、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城乡社会事业发展、城乡政策措施等六个“一体化”。

　　随后，18个配套文件陆续出台，涉及户籍、就业、社保、教育、医疗、工业布局、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等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具体操作中，成都确立了以县城和有条件的区域中心镇为重点，以科学规划为龙头和基础，以产业发展为支撑，以建立市场化配置资源的机制为关键，以制定和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为保证，以农民生产、生活、居住方式的转变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推进城乡协调发展过程中，成都将中心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确定为三大战略圈层。在5个中心城区，城市化进程加快，农业人口全部登记为居民户口，新市民除享受城市居民待遇外，现行政策条件下作为农民身份的土地收益权、集体经济分配权保持不变。在远郊，“农业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农村发展环境”三大重点工程积极推进，从而使得三大圈层因地制宜，各具特色。

　　于是，成都将广大农村纳入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范畴，未来形成“一心多多极多轴”的局面，依托中心城，形成扇叶状，同时将公共设施、社会事业等城里人的专利延伸到农村。

　　于是，成都大力推行集约发展，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基础设施利用率，并以招商引资为统揽，以工业开发区为载体，以重大产业化项目为抓手，以工业大发展强市富民进行产业联动，推进城乡协调发展。

　　于是，成都推行“一元化”户籍管理制度，逐步对全市户籍人口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性质的划分，统称为“居民户口”，“农民”一词作为身份的象征将永远成为过去，而成为一种职业的称谓。

　　于是，农民的就业、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待遇都开始向城市居民看齐。诚如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指出，“农民身份转变，不是简单的户口转变和居住地点的改变，而是在于其生产、生活和居住方式的根本改变。”

　　至此，成都逐渐从“二元”走向“一体”，一个城乡和谐发展的成都呼之欲出。

　　社会公正保和谐

　　成都的一名女检察官认为，如果把社会和谐比喻成水，法治就是盛水的大桶，刑事法治就是最短的那块木板，水的多少由木板的长短决定，而公平正义就是做成木板的树木，木板的结实程度由树木的质量决定，公平正义的实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

　　对此，成都坚持在法治进程中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的治安问题，抓好四支综合治理队伍建设，做到交警、巡警、社区民警诸警合一，全市市、县、乡三级均编配3至5人的综治办，通过建立街面、治安乱点、单位、城乡小区和村居民住户等五大治安防范网络体系，并对外来人口犯罪、青少年犯罪、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等人群进行重点防范。

　　此外，成都还积极推进依法治市方略，年年在城乡组织法制宣传和综治宣传，全市各级综治组织都建立了见义勇为保护和奖励机制，及时对维护社会治安而付出鲜血和生命的见义勇为的先进人物予以表彰奖励。

　　“法律的使命就是要救济被损害的权利，重建被打破的平衡，恢复被扰乱的和谐，只有人人都尊重并且遵守法律，我们才能在各自的生命空间守望和谐，才有机会和权利享受和谐社会带给人类的一切美好。”这位女检察官颇有感触地说。

　　在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方面，成都的经验是大力促进城乡充分就业，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培训体系，形成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城乡居民职业技能培训网络，确保农民“失地不失业”。数据证明一切，2004年，全市共培训农村劳动力43.6万人次，169余万失地农民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实现了转移就业。

　　对于失地农民社保问题，成都还实行了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一体化，健全政府财政对社保资金稳定的补偿机制。2004年市、县两级财政共筹集资金35亿元，将全市1991年以来38万已征农民全部纳入社保。

　　自2003年起，成都建立低保对象和特殊困难群众再就业援助、医疗救助、帮困助学、法律援助、住房救助等城乡一体的扶贫济困的长效机制，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2004年农民人均收入增长11.4%，增幅超过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2.6个百分点。

　　政府在维护社会公正方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成都深入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把政府的管理方式从侧重审批转变到简化和规范审批，加强事前服务和事中、事后监管，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外来者的市民待遇

　　对于城市大约150万外来人口，成都也是动足了脑筋。

　　成都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李兆林指出，如何公正、公平地对待和尊重外来人员，逐步培养起他们对城市的健康情绪，消除他们的仇视心理，最大限度地减少犯罪率，对构建和谐成都，营造一个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将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具体而言，成都把外来人口作为城市的“新市民”来对待，从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劳动、就业、生活、社会保障等方面让其享有城市市民的一切权利和待遇。同时，把外来人口作为城市建设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来认识，为他们在城市务工经商、投资办厂创造良好条件和提供优质服务和帮助。

　　而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关系也在发生微妙的转变：从原来的“命令与服从”到如今的“服务与合作”，过去以公安为主体转向现在以社会为主体，把单一的政府行为转变为多元的社会行为，形成多管齐下的社会化综合管理局面。

　　来自安徽的外来务工者小徐感触最深的是，以前自己在办理就业、就学、驾照、职称评定等方面的手续时，“别人就像戴着有色眼镜看你，感觉很不好。”如今，小徐的底气明显足了。因为成都对外来人口也实行市民化管理，让其享有与城市居民的同等待遇。

　　在服务方式上，成都对外来人员的报警求助、解决治安纠纷、便民措施等方面都一视同仁，而在打击少数违法犯罪分子的同时，成都从政治、政策、权益、人格尊严、人身财产等方面注意保护好外来人口中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

　　毫无疑问，外来人口的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成都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把外来人口纳入社区建设管理的范畴，并推行居住证管理办法，加强对外来人口聚居地土地和环境的管理，同时强化法制教育和援助工作，增强外来人口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保护的能力。

　　和谐之境非一日一功

　　然而，成都的城乡一体化毕竟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和谐社会的构建也绝非一日之功，成都对城市自身的一些弱点也应保持清醒的头脑。

　　从人的角度而言，有评论认为，成都人的优点是不保守，骨子里仍有进取精神，成都人的商业才能和商业精神其实并不亚于沿海一带的人，但成都人的商业成就却被成都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和“悠闲主义”的生活方式给抵消了，而且缺乏一种领袖的霸气，一种奋斗不止的霸气，一种永远一马当先的霸气。

　　此外，成都人的小农意识也备受非议，当一种弥漫在社会中的“吃点儿麻辣烫，打点儿小麻将，喝点儿跟斗酒，看点儿Y录相”的世俗文化被广泛认同，刺激了不少文雅之士的神经，从而使其为成都文化的层次高低忧虑万分。

　　采访中，还有民间分析认为，市政府在实施向东向南发展战略时，应该相应制定一些限制措施，比如限制成都北面西面房地产开发的数量，质量，大小，位置，以及工业区的位置，入园企业的性质等，这样可以加快东部南部的发展，尽快形成规模，聚集人气。同时还有种分析认为，成都在城市改造过程中应注意对老建筑的保护，保留一些属于成都自身的特点，以便若干年后，还能看到这个城市历史发展的年轮和纹理。

　　比如，在推行居住证管理办法过程中，由于大多数用工单位不愿给外来民工办理社会综合保险，致使相当数量的外来民工不符合申领居住证的条件，尽管成都规定凡成都行政区域内企业用工，不论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都必须签订用工合同，同时缴纳社会保险金，抓好基本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但还是有许多企业对此充耳不闻。因此，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劳动用工单位监察的力度，为外来民工申领居住证提供保障。

　　根据成都市统计局发布的《2004年成都市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分析》报告指出，由于成都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是长期形成的，要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切不可急于求成，特别是在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强化农村社保体系等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此外，成都市“2005年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也提醒，资源瓶颈是制约成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不过，种种迹象已经表明，成都要达到城乡之间真正的和谐之境，只是时间和耐心的问题。-

　　和谐成都基层篇：活跃的和谐细胞>本刊调研组 文

　　对每一位生活在成都的普通居民而言，社区和村庄是他们所直接面临的一个活动舞台。判断一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其实就应该到它的最基层去考察，那里是和谐社会的细胞，也是和谐社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最紧密的部分。

　　水井坊社区：孩子们的成长乐土

　　水井坊社区的出名，自然是因为其响当当的“水井坊”品牌，而到了和谐社区的构建工作中，则把孩子们的成长放到了第一要义，其和谐的突破点在于将学校、家庭和社区教育三者的关系激活，形成良性互动。

　　除了水井坊遗址外，水井坊社区的另一张“王牌”是陈毅的母校——锦官驿小学，这些资源在社区管理者的眼里看来，都是教育青少年的宝贵财富。为此，水井坊社区建立了成都第一个“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基地”，并建立了社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培训中心，开设了舞蹈、书法、绘画、武术、跆拳道、乒乓球等多种培训。

　　社区家长们对这种“家门口”的素质教育非常欢迎，一来解决了孩子们的单调生活，同时也为忙于工作的家长减了负。

　　随后，社区组织锦官驿小学的部分学生，建立了“陈毅元帅小小解说团”，每周四下午，孩子们佩戴统一标志，为社区居民和同龄人宣讲伟人事迹。

　　童谣永远是孩子们童年的美好回忆。“为此，我们举办了社区童谣节。”社区干部介绍说。社区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共同收集、整理和传唱锦江童谣，鼓励创作新的童谣，举行“走进社区玩民俗、锦江童谣新体验”、“欢乐童谣社区行”等活动，满足了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文化需求。

　　此外，水井坊社区还投资20万元为孩子们建立了绿色网上空间，安装了绿色上网软件，提供绿色安全上网保障，过滤不良信息。记者在绿色网吧看到，孩子们既可以健康上网，也可以开展青年志愿者注册，网上“寻访了不起的中国人”等健康的娱乐活动。一名孩子告诉记者，以前没有绿色网吧，爸爸妈妈不允许他接触网络，现在他既能在这里学到东西，又能让自己的假日过得充实。

　　平时，社区的一些家庭中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孩子在家里喂养的小兔、小狗等伙伴忽然死去，孩子们一连几天伤心不已，家长们却束手无策；孩子们做作业时一会儿东张西望，一会儿咬手指，家长们很困惑。为此，社区建立了“阳光心理咨询室”，组织心理咨询专业人士，每周四下午义务为社区的青少年进行心理咨询服务，并制定心理咨询保密制度，对每一个求助者的个案记录、测验资料、信件等进行保密。

　　水井坊社区还实现了家庭教育向社区教育的延伸，成立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成家长学校、家长电脑学校，开设了母亲课堂，并通过开展“同赏书中韵，共享中华情”古诗文诵读、“继承革命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回味爸爸妈妈玩过的游戏”等一系列家庭教育活动，增进孩子与家长之间的互相了解，实现了家庭成员之间的平等与和谐。

　　一个没有充分就业的社区，其和谐也无从谈起，水井坊社区的干部对此有清醒的认识。2004年社区通过自寻岗位，岗位银行，联系人才市场等方式，先后与200多家用工单位达成协议，开发就业岗位1000余个，去年372人次成功实现就业，其中帮扶“4050”就业困难对象114人次，截至目前在册登记就业人员仅余160人，实现就业率70%，为失业人员安置就业平均达3—4次。

　　“只要不挑不选，36小时立即上岗。”社区干部如此说。

　　再次路过水井坊社区青少年素质教育中心时，里面孩子们的活动正热火朝天，各得其所，自得其乐。

　　锦江五朵金花：农民的幸福生活

　　一片片风光秀丽的花卉园林，一幢幢风格独特的川西农家小院，一张张朴实灿烂的笑脸，这是记者在锦江区三圣乡红砂村看到的动人一幕，这里的农民新居独具魅力，美其名曰“花乡农居”，同时也被当地农民亲切地称为“都市田园”。

　　村民刘涣成把自己家的两层小楼改头换面，成了农家乐的好去处，名为“槐花树”。刘涣成说起他接受市委领导指点迷津的故事：以前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到红砂村调研时，看到刘在摆摊卖茶，便问刘茶卖多少钱一杯，刘回答10元管两顿饭和一杯茶，结果李春城就建议他茶卖10元、15元一杯，饭钱应该另外算。

　　如今，刘涣成光观光收入每月就可达到5000元，土地入股后每年能有1500元的收入，加上房租收入，农房出租给外地商客等，他目前的年收入从5万到7万不等。

　　由于刘涣成所在的红砂村种花历史悠久，锦江区便以举办省首届花博会为契机，按照城乡政策一体化、农业生产工业化、农村发展城市化、农民生活市民化以及工业进园区、农业进基地、住宅进社区的统筹发展思路，打造以红砂村为核心的花乡农居，以“一户一策”和“农户出资、政府补贴”的方式，对原有农居住房按川西民居风格进行改造。

　　截至去年，共改造农房308万户3.2万平方米，同时按照城市建设标准完善和改建水、电、道路等基础设施，修建微水治旱工程、污水处理站，并通过加快土地合理流转，引进28家花卉龙头企业从事现代盆花生产。

　　如今，红砂全村农民的人均纯收入达6080元，比上年增加1630元，增幅达36.6%，而据村干部的回忆，村里最穷的时候人均收入只有1000多，其中的变化可谓翻天覆地。

　　经济上的转变其实只是很小的一方面，对红砂村的农民来说，他们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社会保险、就业、培训等优惠措施，甚至比城市居民有更优惠的政策。难怪陪同记者参观的锦江区宣传部的工作人员都对红砂村的农民羡慕不已，恨不得自己也从城市搬到这里来。

　　事实上，随着成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农民作为一种身份的象征正成为一种过去，一种观念的转变正在悄悄进行，农民和市民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起来。据村干部介绍，农民现在的素质已经大大提高，以前大家喜欢光着膀子，但现在有游客了，农民们都知道自觉维护自身形象，同时家家户户之间的围墙也被拆掉，形成一种和谐包容的氛围。

　　同样离红砂村不远的幸福村，也进行着这样的一种变革。幸福村的村民世代以种植腊梅为生，去年政府在借鉴红砂村经验的基础上，对幸福村进行了改造，形成“幸福梅林”的特色，引进稀缺梅花品种，鼓励农民补栽梅花，扩大栽种梅花面积，建成精品梅园和岁寒三友、梅花三弄等4座主题梅园，建成梅花博物馆和咏梅诗廊。

　　下一步，锦江区还将把当地特色和文化结合起来，着力打造“江家菜地”、“荷塘月色”、“东篱菊园”，加上“花乡农居”和“幸福梅林”，被称为农民新居的“五朵金花”。

　　可以说，生活在“五朵金花”中的农民，他们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幸福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和谐。本刊调研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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