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聚焦名人们的高考命运

　　何映宇 整理

　　每个中国人似乎都有一个高考梦，它们也许已经定格在时光的某一个点上，也许还在路上，在我们努力奋斗的未来呈现出诱人的前景。不过，由于承载着太多家人的期许和个人的梦想，有时它又会变得不堪重负。

　　试问，我们沉重的肉身，何时才能真正享受知识的乐趣，将考试变为一种获取知识的有效途径，抛弃那附着在它身上太多功利性的意图？

　　这一定不是遥不可及的空想，随着改革的深入，高考这一制度一定会越来越凸显出它知识裁判者的角色身份，从谋职的前哨阵地中脱身而出，恢复它自身独特的价值。

　　许纪霖：

　　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并不是好的制度

　　在考大学之前，许纪霖在南汇的东海农场下乡三年。在这里的知识青年不见“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雅致，却多了些“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辛劳和困苦。单田芳在东北一边种田一边给自己讲评书，许纪霖则在白天繁重的农活之余，抽出晚上的休息时间来复习迎考，其中的甘苦恐怕只有当事人才能真正感受和领悟得到。

　　如果我们不去人云亦云，而是仔细来分析一下恢复高考的这段历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77年恢复的高考政策出台得有点突然。把文革十年建立起来的一套教育制度完全颠覆了。

　　文革结束初期，当时主持教育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高瞻远瞩，做出的历史功绩是值得后人关注的。经过恢复高考，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一，实际上将当时无政府状态的全国教育界重新集权化，而且教育的权力重新交给了文革中被打倒的学术权威和普通人民教师。这不仅对于学生翻身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于中国学术的发展摆脱阶级斗争观念的陈旧束缚，走上一条相对独立之路来说也是一项里程碑式的大事情。

　　由于是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招生，许纪霖说当时的报考和招生比例是“100:4”，其竞争强度大概较之现在某些热门高校的研究生考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复课闹革命”时期的中学教育先天不足，但许纪霖还是不负众望，在高考中脱颖而出，这得归功于他在文革中没有丧失对于知识的判断力，即使在下乡时期也没有放弃学业的先见之明。

　　黄天不负有心人，他的努力换来了高考的录取通知书。班主任“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拿到成绩单后，直接交到考生的手中，没有考上的，予以安慰，考上了的，多的也是精神上的鼓励。这时的许纪霖，喜悦夹杂着自豪和骄傲，就像在心中打翻了各种调味瓶，苦辣酸甜咸，各种滋味都涌上心头。

　　尽管也是蒙受高考的恩惠，但近年来，许纪霖却频频撰文批评现行的高考制度，认为不得已而为之的制度并不是好的制度。确实，实行应试教育制造了一批高分低能的所谓“天之骄子”；统一命题和统一招生，也使高校的自主权形同虚设。但许纪霖所推崇的美国模式真的能“拯救”中国高考中的莘莘学子？

　　问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日本教育体系的崩溃和日本盲目引进美国教育制度，而又没有相应的教育传统相支撑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导致学生大量逃学、学校暴力事件屡禁不止，老师看到学生敢怒不敢言的严重局面。如何进行高考制度的改革需要一次深入的反思和探索，这需要学人和政府的两方努力，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朱大可：

　　为了18.5元的生活津贴

　　1974年，朱大可从上海市第二中学毕业，毕业后先进了一家技校，两年后正式成为了一名产业工人——在工厂里造照相机。各道工序看起来需要耐心细致，其实也是挥汗如雨的体力活。对于当时还比较瘦弱的朱大可来说，每一天都是煎熬，每一天的大体力劳动都会让他在结束一天的劳作之后产生一种近乎虚脱的感觉。现在回想起来，这四年多的时间真是不堪回首，所以当恢复高考的一声春雷响彻神州大地，他也心动了，毕竟，在当时来说，这是他们这一代人改变命运的最有效手段。

　　从工人老大哥身上学到的吃苦耐劳的精神也不是一点用没有，从下定决心考大学的那一刻起，他蒙头苦干，虽然文革时期中学的教育非常可疑，基本上没有从课堂里学到什么知识，但他还是依靠“愚公移山”的精神，把一些文科的教科书整本书都背了下来，仅复习了1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具备了考大学的实力。

　　由于历史的原因，朱大可只能选择“偏科”这种“投机取巧”的战略战术。他的文科成绩鹤立鸡群，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都在全市考生中名列前茅，但也有两门功课的成绩并不太好看。一门是数学，钱钟书当年考15分，现在朱大可考了2分，也算是一次隔世的回响。另一门则是英语，由于当时英语的20分不过是参考成绩，朱大可知己知彼，索性放弃，为自己赢得了高考复习的主动。总之，这种“舍车保帅”的战略战术效果很好，高考的总成绩非常理想，他的分数已经到了复旦大学的重点本科线。这时，摆在他面前的又一个难题是当时捉襟见肘的家庭经济状况。文革刚刚结束，家里一贫如洗，上师范类大学可以享受每月18.5元的生活补贴，上复旦这样的普通高校就一分没有。在当时普通职员的工资不过每月30多元的背景下，这笔钱无异于一笔巨款，这意味着他可以靠这笔钱解决每个月的生活费用，可以不拖家里人的后腿，靠政府解决后顾之忧，其意义十分重大。所以他毅然决定放弃复旦大学，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求学。

　　朱大可是个幸运儿，与成功脱离苦海的朱大可相比，还有一批人则命运多舛，有一位朱大可在工厂里的工友，父亲在上海科教办工作，其复习迎考的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在平时，他的成绩似乎还要比朱大可们要好上一些，只可惜运气欠佳，连考9年都是金榜无名，最后郁郁不得志。

　　尽管对现行的高考制度有诸多不满和批评，但谈及20多年前的那场为了理想的“殊死一战”，这位铁血的批评家似乎也有很多留恋，毕竟，他们这一代人都吃过很多苦，知道他们获得的是什么，要珍惜的又是什么，这段历史，对于当下的青年人来说，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之意义。

　　刘震云：

　　塔铺高考故事

　　刘震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塔铺》，写的就是恢复高考后众志成城考大学的故事，联系到刘震云的背景，这篇小说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篇自传性的作品，由此也可一窥当时高考的悲壮场面。

　　塔铺是个小镇，文革结束后，一批因为文革耽误了求学大好时光的青年人聚集在小镇的复读班里准备高考，这里条件艰苦，冬天，教室和宿舍里四处透风，冷到找不到个存身之所，要是下了雪，半夜里常常要被冻醒。没办法，一个宿舍的四个人只好将被子合成两张床，两人钻一个被窝，靠身体相互取暖。没有电灯，到了晚上，每人点一个油灯，在忽忽悠悠的灯头中发愤奋苦读，指望着有一天能靠高考成绩改变自己的命运。

　　到了高考那一天，一个小教室里布了四五个老师监考。笑话也真不老少，考政治那天，一个绰号叫“耗子”的男生没有怎么复习，一场考试好自在，钢笔动都没动，到了最后几分钟，才在一道题上写了七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万岁！”还有一个绰号叫“磨桌”的，在数学卷子上写了这么一段话：“党中央，教育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给你们写信。卷上的考题我不会答，但我的心，是向着你们的。让我上大学吧，我会好好为人民服务的。”这段故事，看似滑稽，但我想，任何经历过文革苦难的读者，读到这一段，都会由衷地理解他们的痛苦，并为我们的国家和教育，在这十年中所付出的沉重代价而感到分外的痛心。

　　林白：

　　天无绝人之路

　　相对于刘震云的辛酸，另一位小说家林白就要幸运得多。十九岁时，她从南宁回来时听说高考制度恢复了，野心勃勃的她觉得，凭她的基础，全县哪怕只有一个人考上，那也肯定是她。而且在高考之前，广西电影制片厂已经口头决定用她，似乎工作也已不愁，还要读书做甚？在这种浮躁的情绪中，她几乎就没怎么好好复习。直到离高考还有十天的时间，她才静下心来，平均每两天复习一门功课，然后就去考了。

　　高考过后，由于她当年投给《广西文学》的一首诗为抄袭之作的事情被人揭发检举，她的编辑梦彻底破灭。还好天无绝人之路，就在她绝望之时，她因为高考全县第二名的成绩为

　　海子和格非：

　　文学梦的开始

　　也就在这一年，两个同为16岁的农村少年——海子和格非——分别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法律系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两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开始了他们最初的文学梦想，只可惜同途殊归：一个已经让自己“凤凰涅”，在山海关的铁轨上献身给了诗歌；一个却享受着先锋小说带来的巨大荣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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