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战·人--流

　　寻找那一方活命之所�傺罢夷且黄�自由之地 这苦难的人流�倬�历了多少杀伐离散

　　□本报记者 刘鉴强 南香红 □实习生　王宇琛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尽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

　　1931年，东北军将领王以哲，一步三回头，率部撤入山海关。他的身后，是被日军占领的家园。几十万难民，如潮水一般，跟随着东北军，涌入关内。

　　5年后的 “九一八”纪念日，王以哲在《东望》杂志题词：“我们何时能返那美丽的田园？何时能慰我们的祖宗于地下，又何时能救我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于水火之中？”

　　流亡于西安的年轻教师张寒晖读到这沉痛的题词，不禁泪下。古城西安街头，正处处可见愤怒的东北军官兵和无家可归的东北难民。张寒晖就此谱写出了一曲《松花江上》。

　　1937年除夕，周恩来说：“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伤心的人断肠。”

　　彼时，中国人的家园之痛，才刚刚开始。

　　�崱∽撸�还是留？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时期的难民潮从华北开始。随着平津相继沦陷，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者藏身于河北附近的乡村，或者迁居天津的租界。更多的人则扶老携幼朝两个不同的方向举家南迁：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落脚之地。走海路的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因为日军的迅速南下，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已经不能通车，难民们大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一路跋涉到达济南。到了10月，连济南也不安全了，于是，大批难民又从济南乘轮船到达上海。另外有一批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

　　直到7月15日，清华大学教师闻一多还在走与留之间徘徊。

　　“我自己出门的本事本不大高明，再带三个小孩，一个老妈，我几乎无此勇气。” 他在写给到武汉探亲的妻子的信中说，“最好时局能好转，你们能短期内回北平。写到此处，又有人来电话报告，消息确乎和缓了，为家设想，倒也罢，虽然为国设，恐非幸事……耳边时来一阵炮声，飞机声，提醒你多少不敢想的事，令你做文章没有心思，看书也没有心思，拔草也没有心思，只好满处找人打听消息，结果你一嘴，我一嘴，好消息和坏消息抵消了，等于没有打听。”

　　第二天一早他又追写了一封信：“这几天忧国忧家，然而心里最不快的，是你不在我身边。亲爱的，我不怕死，只要我俩死在一起。”

　　7月19日，闻一多终于带着几个小儿女和一点随身的东西，离开北平南下。他在车站碰到了臧克家。臧克家问：闻先生那些书籍呢？闻一多感慨道：国家的土地一大片一大片地丢掉，几本破书算得了什么？

　　那时，在济南，老舍同样在走与留之间徘徊。“七七事变”前，济南有40多万人口，事变发生后，随着时局越来越乱，人们逃避一空，只余1万多人。

　　老舍的大女儿舒济后来回忆：父亲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逃亡，但那时幼女才满三个月，最大的孩子也不过四岁，带着三个小不点儿，在上有敌机的轰炸、下有乱军包抄的情况下逃亡，全家必死无疑。父亲也不是没想过与家人一起留守济南，但一旦被敌人抓住做了俘虏，丢掉性命事小，失去气节事大。

　　老舍的儿子舒乙后来回忆：到了11月15日，天际突发三个红闪，突听三声巨响，大地震动，树叶纷纷被震落。原来是守军为阻止日军南下，主动将黄河铁桥炸毁。父亲知道是分别的时候了。他提了一只早已准备好的小皮箱，里面有几件换洗的衣裳，揣了50块钱，摸了摸我和姐姐的头，对母亲说：“到车站看看有车没有，没有就马上回来！”我抱着父亲的腿一个劲地问：“爸上哪？”姐姐则追问：“什么时候回？”母亲很勇敢，代父亲回答：“明天就回。”催父亲速离。父亲提着箱子极快地出了家门。他自知，只要稍一迟疑，他就会放下箱子，不能迈步了。

　　�� 逃进南京，逃进地狱

　　1937年8月13日，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开始，南方的难民潮也就主要形成于此时。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战前上海包括租界在内人口总数超过300万，在亚洲仅次于东京。战争初期，每天大约有3万人离开上海，但上海的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急速增加到350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毗邻的浙江、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位于上海市内的公共租界，就成了上海本地居民和外地难民的天然避难所。

　　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人像潮水般涌入了租界。保守统计，到租界避难的中国人至少有70万。

　　《上海一日》记载，通往租界的白渡桥上，“拥挤得如钱塘江的怒潮，奔腾澎湃地在寻找出路，那时，地上婴儿哭声，行走迟缓的老弱的男女，被压在地上的呼救者，呼儿唤女的悲啼声。这一切的声音，震动天地，惨彻心脾。”

　　但是，留在上海也是危险的。8月28日，日军飞机轰炸了上海南站，炸死正在候车离沪的难民六七百人，《上海一日》说：“没有头的人，断了手足的人满眼皆是。”8月31日杨行汽车站被炸，伤兵难民200余人被炸死；9月8日由上海开往南京的难民列车在松江车站被炸，死亡300余人；同日，一辆由上海开往嘉兴的难民列车被炸，死亡300余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中国记者范长江在《皖中战影》一书中记录：“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迁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

　　一位英国记者这样记载妇女和儿童难民的惨状：妇女将婴儿生在路边；既没有一滴水可喝，也没有一个休息的地方，只能呆在酷热且满是灰尘的公路上，由于害怕日本飞机经常不断的机枪扫射，许多孩子在惊恐中死去。

　　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在长三角一带进行快速追击作战，从而在京沪杭一带又制造出了无数的新难民。

　　南京。首都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人员迁离，逃往安徽和两湖等地。但是也有大量难民逃进了南京，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政府的保护，并由此进入西部。由上海进入南京的难民有数十万人，但是，他们想不到，进入南京，就进了地狱。

　　学者孙艳魁认为，丧生于南京大屠杀的30万人中，至少有1／3是难民。

　　�� 寻找那一方活命之所

　　这是一张渐趋繁杂的流徙图。华东诸省的难民，随国民政府先是内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新的中央政府所在地重庆又出现如潮的难民。随着日军侵略计划的推进，华南地区也出现了难民流徙。福建、广东等地居民在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有的携家带口来到香港、澳门，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也有移居南洋投奔亲戚。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却仅剩下50余万人。

　　王家就像人潮中的一粒尘。

　　1938年11月13日凌晨，长沙城内，火光冲天。“焚城了！”

　　湖南作家王开林的父辈一家，带着细软，仓皇逃出。

　　当时蒋介石下令，“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因为长沙的地理位置重要，如果日本占领长沙以后，将其作为后方补给站，于中国战局极为不利。

　　王家是大户人家，王开林的爷爷王绍堂在清末是湖南布政使，民国时期是湖南禁烟督办，两个官职都是肥缺，他也因此为王家挣下偌大一份家业。到抗战前夕，王家在乡下有四五百亩地，城里开了米店、典当行等七八家铺子。一家人逃出院子，佣人要锁门，大伯呵斥道：“还锁什么！”他已经意识到，这些不动产在战火中定然难以保全，这时候，性命要紧。

　　各种传言在传播，有人说日本人已经攻入，占领了西门和北门，火就是日本人放的。传言让人们惊慌失措，南京大屠杀的阴影让长沙人知道，要是不逃走，在日本人的手中只是一死。北门通往岳阳，从北门出是往日本人枪口上撞；西门是通往水路，出去就要过江，江上的船都已经被有钱人包了；只有南门似乎是一条生路，大量既无胆量，也无权势的平民涌向南门，导致南门拥挤不堪，甚至相互踩踏。

　　以前是主子给下人旧衣服穿，现在反要下人给主人旧衣服穿了。王家带了几个家人，换上下人的布衣布袍，赶着自家的马车，往西门逃去。他们从长沙逃到衡阳，于衡阳大战之前逃往广西，又从广西逃往云南。

　　走到哪里？哪里安乐？

　　王开林对本报记者说，他的父亲谈及当年逃难路上惊恐：耗在路上的时候少，停下盘桓的时候多，盘桓时常常一夕数惊：有人说日本人还有几百里，有人说就在几里不到的邻县，周围的人不顾一切逃命，他们甚至追上前去问一句情况的机会都逮不着。最可怕的不是敌人在后面追，而是根本看不到敌人，然而时时感到敌人就在身后不远的地方窥伺。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遭遇过敌人，但是那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惊吓对心力的磨损是巨大的。

　　�� 乡野之人，命若钟摆

　　长途流亡到西部大后方的难民中，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占多数。他们的职业决定了他们更容易谋生和迁徙。据1938年5月某处非正式的统计，自华东战场逃来的难民中，文化教育者占55%，党政及国营事业者占21%，商人占10%，工人占6%，而农民仅占2%。学者孙艳魁说，抗战时期共有约6000万难民，其中农民占绝大多数，但就像王保山一样，他们大多流亡于战区附近。

　　在富有的王家风餐露宿南逃西进之时，山西和顺县14岁的农民孩子王保山(化名)，也在日夜逃难，但与长沙的王家不一样，贫穷的他只能在家乡附近的山里躲藏。

　　1937年9月26日，日军开始轰炸和顺县城，炸死了城东一个磨面的师傅。从那天开始，人们就不得不每天提防日军的轰炸。每日早早吃了饭，怀里揣好炒面，听到城门的门楼上大钟一敲，就纷纷钻进各家院子周围挖好的防空洞。当轰炸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惨烈的时候，大家就往城外跑，跑到十里八里之外的山村。一个叫做“太阳坡”的地方成了和顺人躲藏的福地。太阳坡四面都是山，只是在山的中间有几户人家，走近了才可能发现这个小小的桃源。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半年多，和顺人也不知到底躲了多少次，逃了多少次。一般来说，在外面躲三天五天，十天八天，就会有胆大的人先跑回去看看情况如何，确信日本的飞机已经回去了，大家才陆陆续续回到城里。

　　1938年，日本兵来城里扫荡，一个叫王愣孩的小伙子没有及时逃离，被一个拿着枪的日本兵撞到，逼着他下到蔡寿孙家里的地窖去拿山药。王愣孩下去以后不上来，日本人喊话他也不答应。日本兵急了，跳下地窖，王愣孩把他摁在地上，经过一番搏斗，掐死了日本鬼子，跳出地窖，从城内的东关街一口气跑到离城三里地的东窑沟。在东窑沟聚集了许多从城里逃出来的人，大家为他包扎了伤口后，王愣孩就投奔了八路军。日本人顺着王愣孩的血迹找到东窑沟，但是无功而返。为了报复和顺人，他们在城内烧杀抢掠，无所不为。

　　阴历三月初八，日本人又一次占领了和顺城，为了替那个被掐死的日本兵报仇，他们烧毁了东关地区所有的房子。躲在外村的人们不敢回来，几十个人挤在农户家一条土炕上，饿了，就吃口炒面，喝口水�熇Я耍�就闭闭眼。日本人驻扎了5天之后就撤退了。得到消息的人们回到城里，发现自己的家产已经被烧得一塌糊涂。大家走的时候着急，只带了一些炒面，所有的粮食财物就这样化为乌有。

　　日军的轰炸和扫荡把人吓得胆战心惊，有一夜，王保山和家人听到“嗒嗒”的声音，从睡梦中惊醒，爬起来就往城外逃，到了离城四五里地的地方，站在山坡上观望，发现什么情况也没有，才战战兢兢回去继续睡觉。第二天夜里他们又听到了这样的声音，仔细辨别，才发现是自己家养的鸡在啄鸡笼。

　　尽管一直在恐惧中东躲西藏，但“和顺的娃娃，离不开妈妈”，绝大多数和顺人从没有想过去更远的地方。他们自认为“哪有那本事，出去就活不了”。况且乡野之人，并不知道日本人究竟占领了哪里，没有占领哪里，只是听说周围都有敌人，太原被围，阳泉被占……既然四面八方都是敌人，又能逃到哪里呢？

　　�� 血雨刀山，多少离散

　　抗战期间，高级知识分子90%以上西迁，中级知识分子50%以上西迁，低级知识分子30%以上西迁。——社会学家孙本文估计。知识分子大多处于当时社会的高层，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谋生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们对亡国之痛更加敏感，很多人并非只是逃命，他们不愿在日军控制下生活，而是奔向大后方，抗日救国。

　　抛家舍子独自南下的知识分子，注定经历更多离散之苦。

　　闻一多从北平南下后，先到武汉与妻儿会合。其后，清华大学南迁湖南，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国立临时大学。闻一多独自赴长沙兼课。南京沦陷后，临时大学酝酿再度南迁，即后来的西南联大。1938年2月，为节省用度，闻一多放弃了原本的乘车计划，决定参加学生200多人组织的步行团步行3500里入滇。出发前，多日接不到家信的闻一多焦虑地给妻子写道：

　　“出门以前，曾经跟你说过许多话，你难道还没有了解我的苦衷吗？出这样的远门，谁情愿，尤其在这种时候？一个男人在外面奔走，千辛万苦……只是求将来得一温饱和儿女的教育费而已。这里清华北大南开3个学校的教职员，不下数百人，谁不抛开妻子跟着学校跑？你或者怪了我没有就汉口的事(指未就教育部职一事——编者注)，但是我一生不愿做官，也实在不是做官的人，你不应勉强一个人做他不能做不愿做的事。如果你真是不能回心转意，我又有什么办法？儿女们又小，他们不懂，我有苦向谁诉去？……出了一生的门，现在更不是小孩子，然而一上轿子，我就哭了。父母和驷弟半夜三更送我出大们，那时你不知道是在睡觉呢还是生气。现在这样久了自己没有一封信来，也没有叫鹤雕(儿女名——编者注)随便画几个字来。我也常想到，40岁的人，何以这样心软。但是出门的人盼望家信，你能说是过分吗？到昆明须40余日，那么这40余日中是无法接到你的信的。如果你马上发信到昆明，那样我一到昆明，就可以看到你的信。不然，你就当我死了，以后也永远不必写信来。”

　　半年之后，闻一多妻儿终于到达昆明——这类艰难团聚的故事，在那个时代的文人回忆中多有呈现。

　　《去大后方——抗战内迁实录》一书记载，老舍妻子胡絜青在老舍离开山东后不久，便带着孩子们回到北平娘家。她一直想南下重庆与老舍会合，但为了照顾老舍的老母，又迟迟下不了决心。1943年，分别六年之后，老舍的母亲病故，胡絜青料理完丧事后，带着3个孩子，在老舍挚友的帮助下，踏上了千里寻夫的历程，不知道经过多少盘问、恐惧、危险、空袭，历时一个多月终于到达重庆。挚友的此次义举属秘密行动，事先没有跟老舍商量。到了重庆后，有人到郊区北碚去问老舍：要不要跟妻子儿女马上团聚﹖老舍正在吃馄饨，手中的筷子微微抖颤了一下，但他马上恢复了平静，略微沉思了一会儿说：“既然来了，就让他们过来吧。”

　　后来老舍在给友人的信里吐露了对妻子的感激：“一个有欠摩登的夫人，是怎么的能帮助像我这样的人哪！严肃的生活，来自男女彼此间的彻底谅解，互助完成。国难期间，男女的关系，是含泪相誓，各自珍重，为国效劳。男儿是兵，女子也是兵，都须把崇高的情绪生活献给这血雨刀山的大时代。”

　　�煴疚牟慰肌⒁�用了孙艳魁的《苦难的人流——抗战时期的难民》，及苏智良等著《去大后方——抗战内迁实录》，并得到叶小沫的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