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之战·人--默

　　亡国日记

　　□本报记者 关 军

　　●81岁老人的刻骨亲历 ● 东三省沦陷后的真实笔录● 日寇奴化国人的历史控诉

　　60多年的岁月消磨让那些《协和日记》泛黄，也更增加了历史的厚重。其中一本的封皮上印着：(满洲国)康德九年，(日本)昭和十七年，日本纪元二六零二年，西洋纪元一九四二年……而在第一本日记的扉页，印着伪满洲国的“国歌”——

　　天地内有新满洲，

　　新满洲便是新天地。

　　顶天立地无苦无忧，

　　造成我国家……

　　李连举佝偻着身子，用昏花的眼睛审视自己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了，220万字，从1938年——他14岁时——一直写到今天。他已经为日记申请了吉尼斯世界记录。但更重要的是：在抗战胜利60周年的背景下，这些对东北沦陷区的笔录异常珍贵，它是目前惟一能见到的完整日记体史料。

　　�� “养成记日记的习惯”

　　1924年，李连举出生在吉林省舒兰县杨桥村。由于祖上留下十几亩土地，家庭的生活还算富足。但李连举直到10岁才获得了上学的机会——连年的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让村里的学校已经停办多年，直到1934年，日本扶持的伪满政权恢复了杨桥国民学校——相当于四年制小学。

　　四年之后，为了让读完国民学校的儿子继续求学，李连举的父母典当出家里的土地，开始了舒兰的陪读生活。在县城里，李连举先是读了两年的优级——接近于现在的初中，然后进入四年制的县城惟一的国高。

　　对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其后几年发生的事情，并没有给李连举留下太深印象。“人们从来就没安宁过，老百姓对于时事已经麻木。而溥仪成为日本人傀儡之后，一切国民政府的消息都被封锁了，那已经是‘别国’的事情。”他回忆说。杨桥村村民甚至没见过日本兵，他们对于国破最直观的感受，是一些溃散的东北军残部跑进村里，做了很多偷鸡摸狗的勾当。

　　“我只是一门心思要把书读好，也算求取‘功名’。”李连举说。像他这样接受了10年完整教育的孩子，在当地是绝对的高才生——为了愚弄民众，大部分人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了。而培养国高学生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为伪满政权做事。

　　1938年12月28日，寒假前夕，李连举的级任(班主任)老师宫世盛对学生们提出要求：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很多人写了几天就放弃了这个记录历史的机会，只有李连举坚持了下来。

　　67年的日记从亡国中开始了。他把日记当作了检点自己生活和思想的方式。“文革”期间，这些“四旧”物品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需要防备老鼠和红卫兵。但在恐惧中，李连举还是保留了这些史料。

　　“它太珍贵了！” 前几年，有研究东北沦陷史的专家看到了李连举的日记后兴奋不已，“尤其重要的是，其中包含了很多对于日本奴化教育的清晰记录。”

　　�帯∨�化教育无处不在

　　与伪满政权下的机关、企事业单位一样，李连举所就读的舒兰国高也是由日本人出任副职。但任何人都明白，侵略者如同隐藏于台下的木偶艺人，掌握着实际操控权。

　　米村秋义，一位20多岁、大学毕业不久的青年人，出任了舒兰国高的日籍副校长。他戴着一副眼镜，随和、严谨而彬彬有礼。“听说别的学校有过日本人体罚学生的事情，但这里没有。”李连举说，“日本校长看起来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从来不和我们谈其他事情。”

　　这位副校长不仅负责管理，还亲自为各个年级上课，主要是教授他的母语——在当时的学校里，日文好坏是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重要的指标。

　　每天早晨，到操场上出席半个小时的“朝会”是全校400多名师生的必修课。内容千篇一律：升日本及伪满国旗，用日语和满语——实际就是汉语——分别唱日本国歌和伪满“国歌”，然后背诵“康德皇帝”(溥仪)的“诏书”和“国民训”。“日本人是我们的祖先，现在日本则是我们的亲邦。大日本帝国拯救了满清，还对我们提供持续的帮助，我们要与日本永远亲善，要感恩……”这就是“诏书”向“臣民”们灌输的精神。

　　“朝会”的另一项内容，就是集体行注目礼。孩子们的目光要向着新京(即长春)的方向遥拜“康德皇帝”，再向着东京方向遥拜日本天皇。

　　“在枯燥乏味的‘朝会’上，我们冬天冻坏手脚夏天被烈日晒昏的事情时有发生。”李连举说，“所有人都对它深恶痛绝，但也只能默默忍受。”

　　60多年前的日记本承载着这些痛苦。其中的记录还有，学校几乎每一周都被安排数次其他类型的“亲日”教育。比如去“协和会”听演讲，比如参拜纪念日本阵亡军人的“忠魂碑”，或者参加日本节日——不仅包括天皇祭日，还包括日本的陆军建军日、海军建军日——的纪念活动。而当时所用的日记本，都因为日本人倡导的“日满协和”而被印上了“协和日记”的封面。

　　伪满时期，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对东北人民除了进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外，还利用“满洲协和会”进行思想统治和精神奴役。

　　“协和会”的前身是日本关东军中一些狂热侵华分子于1932年4月组建的“满洲协和党”，同年7月25日，在“协和党”的基础上成立了“满洲协和会”，溥仪为名誉总裁，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协和会”在新京设中央本部，在沈阳设中央事务局，还在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设地方事务局。该会章程规定，凡“满洲国”居民，年满20岁的男子均为会员，妇女均为“妇女会”会员，15岁至20岁的青年均为附属的“青年团”团员，10岁至15岁的少年均为“少年团”团员。“协和会”惟一的目的就是“遵守建国精神，实行王道主义”，也就是为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服务。

　　在舒兰小城，机关、企业的工作人员每个月也至少要被安排一次参拜“神社”的活动。除了对于“日满友谊”及“伟大日本民族”的无限赞美，严密的消息封锁让人们很难了解发生在东北之外的血腥与灾难。

　　�� 麻木的亡国奴与反日潜流

　　国高有时会组织孩子们到临近的五常县慰问日本守备队。除了全体向日本兵敬礼，校长还要代表学校讲话，感谢日本军队对“满洲国”的“庇护”。

　　“必须承认，日本人的奴化教育非常厉害，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在其影响下长大的孩子。那时候头脑里完全没有什么反日的念头。”毕业多年后李连举才渐渐意识到，宫世盛老师当初很热心地鼓励大家记好日记，“保留这段历史”，应该是另有深意的。

　　李连举回忆说，那时候民间并没有“亡国奴”一类的概念，甚至“中国”都与人们的现实生活没有关系。民众只是大体知道，满清复辟了，而且受制于日本人。那些负责“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们对时局有着稍稍清醒的认识，但没有人敢当众表露。

　　基本属于文盲的父母绝少和李连举谈论时事。这个家庭像多数沦陷区的百姓一样，过着噤若寒蝉的日子。只有偶尔家里来了非常知底的亲友，一种愁苦和哀伤才会被宣泄出来。

　　当时，并没有侵略军进驻舒兰县城，社会秩序的维持完全交由伪满警署负责，许多人甚至没见过传说中的日本兵。但人们依然恐惧——如果你被征调去为一些“国防工事”当劳工，即使不被累死饿死，也会因为许多工事涉及军事机密而有去无回。

　　而当少年读到国高后期时，他才感觉到学校里有个别老师和学生悄悄地传播一些不同于“主流教育”的信息和思想。有同学教给他一句顺口溜：“日本话，不用学(当地方言读作xiao，第二声)；日本人，长不了”。尽管这些微弱的声音并不足以完全改变孩子们的思想，但从那时开始，他们对于多年所受的亲日教育产生了一些怀疑。

　　与怀疑相伴而生的，是对于无处不在的奴性教化的逆反情绪。在李连举的日记中不止一次地记载着他“开小差”的经历。有一次，学校安排慰问邻县的日本守备队，李连举借故上厕所，就悄悄跑回了家。

　　�� 日本投降时刻，茫然的选择

　　1944年，李连举在毕业考试中获得第三名。出色的成绩让他获得了一份“好工作”——到县公署做雇员。他的同窗大多都做了教员，在当时看来，这显然不如在政府里供职体面。

　　老人不愿过多披露对于他在县公署的经历。“这不算真正为伪满和日本人做事，否则我在‘光复’之后不可能加入共产党。”他一再强调说。

　　而这一年多的经历让李连举看透了那些伪满官吏的丑恶嘴脸。“当时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勒脖子’，指的就是那些小官吏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抓劳工的时候，给他们一些好处就可以高抬贵手；把他们打点好了，还可以少交一些‘出荷粮’。”他说。

　　战争的局势在这一年发生了转折。李连举隐约能感觉到，日本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进程遇到了大麻烦。由于前线伤亡惨重，一些原本在县里工作的日本职员作为“在乡军”(相当于预备役)被征调到战场。与李连举同在一个股工作的金泽在这一年的10月被征调，当时这个日本人哭得非常伤心，他说自己可能“回不来了”。

　　1945年则有更多的劳工被派往前方修建“国防工事”，物资的紧缺带来了从未有过的艰难生活，老百姓私下里议论着：据说日本人快完蛋了。

　　8月，日本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康德皇帝”也逃离了新京。舒兰县公署突然陷入瘫痪之中。“光复”的喜悦在人群中间迅速传递着，不过如同失去了工作的李连举一样，县城里的人们一时也看不清自己的未来。

　　此时在街道上出现的，有时是苏联红军，有时是八路军，有时又是

　　“对于革命的真正含义，我是在后来才逐渐了解的，当时的选择则带着太多懵懂的成分。”李连举说，“我的同学中，有的加入了共产党的组织，有的投身国民党，差不多是在几天之中，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另一件事情也让李连举感到庆幸，战争“及时”结束了。假如东北沦陷史再拉长一两年，当他在县公署正式就职，那么人生的轨迹必然会带着历史污点。

　　�� 60岁后重读日本

　　此后的经历则是参加了辽沈、平津战役、湘西剿匪和抗美援朝，转业到辽宁铁岭后担任过政府和企业的行政领导。1984年，年满60岁的李连举离休之后突然作出一个决定：研究历史尤其是日中近代史，并重新开始学习丢弃了40年的日语。

　　如今，年过八旬的他仍每天收听日文广播，并协助一些机构翻译日文资料。

　　“我有着特殊的日本情结，我是觉得以往的日本让我既了解又陌生。我希望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想知道为什么他们曾经给中国带来那么多的苦难。”李连举说。

　　今天，这位老人乐于和任何造访者滔滔不绝地谈古论今。对于那段东北沦陷区的记忆和思考，他不想让它们安静地停留在早已泛黄的“协和日记”本里，而是需要更生动更鲜活的讲述和传承。

　　日记摘录

　　●1939年7月7日

　　本日为建设东亚协同体日华事变纪念日。全校参加纪念仪式，由副校长(日本人)训话，大意是：日本国为了建设大东亚而发生了 1937年7月7日的日华事变，日本为建设东亚作出了重大贡献，所以东亚人都应该纪念这一天。

　　●1940年3月1日

　　本日“建国(满洲帝国)节”纪念日，因穿胶鞋非常冻脚，十时许即整队前往优级校参加纪念式。典毕往忠魂碑参拜，返又往日本军驻扎所向日本军行敬礼以表谢意。

　　●1940年3月3日

　　下午上街溜达一会，买一盒日本鲜菜，到家打开一尝，很不好吃。

　　●1941年12月12日

　　县里举行打倒英美大会，动员“满洲国民”立即行动起来，为打倒英美献策献力。让全城民众参加游行，口号声震撼全城，一下子进入了战争状态。

　　●1942年4月25日

　　早9时半全体往县公署参加靖国神社临时大祭，己仍是给(好处)也不参加。

　　●1945年2月3日

　　今年春节，物资紧缺，十分昂贵，就是花高价也买不到东西。据说物资都给前方军队送去了，只好过个素节。

　　●1945年9月3日

　　县公署和城内各机关的官员都把协和服(“满洲国”政府官员的服装)脱掉了，换上中国式长袍马褂，表示和日本、伪满决裂。我们小雇员无须这样打扮，照常穿短衣汗衫。

　　光复后，政府从上到下工作瘫痪了，县里头面人物成立了治安维持会，负责维护地方治安工作，等待中央(指国民政府)来接收。

　　恐日教育 亲日教育 媚日教育 崇日教育

　　侵略者奴役东北四手段

　　受访：齐红深，国家教育科学重点课题“日本侵华教育史研究”的主持人、辽宁省教育厅的历史学研究员，长年致力于东北沦陷区历史特别是日本殖民教育史的研究。

　　采访：本报记者 关 军

　　中国台湾被日本奴役50年，旅顺被奴役40年，东三省则有14年的沦陷史。这些地区的奴化教育和奴化程度各有区别，但无不证明了一点——侵略者在有计划地、非常系统地推进着自己的野心。

　　日本在东北实行的奴化教育有四个层次，包括恐日教育、亲日教育、媚日教育以及崇日教育。这几个层次相互作用，构成了“完整体系”。

　　在各个村镇的广播里，在电影前面的宣传片里，日本人不遗余力地炫耀日本强大的武力，尤其是他们在战场上一个接一个的“××大捷”。对于东北的抗日组织和武装，侵略者一直奉行最血腥的镇压政策，以此强化震慑作用。著名的“平顶山惨案”，起因是义勇军在那里打死了几个日本人，鬼子就杀害了周围的大量平民。

　　日本人也在极力向殖民地人民灌输“崇日”思想。他们宣扬大和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华人则被描绘成劣等民族，落后、愚昧、内乱频繁，“中国根本就不构成国家”。为了丑化中国人，他们甚至在伪满的课本里编造出这样的例子：“中国很多人没有卫生习惯，拉屎之后会直接用手去擦，甚至还要舔一舔。”

　　在当年伪满洲国发行的邮票上，就赫然印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的字眼，人们日常所接触到的训导也是日满亲善。

　　日本对伪满洲国实行的是典型的傀儡统治，他们虽然实际上奉行“次长负责制”，由日本人掌握一切重要权力，表面上却维持一个很完备的满洲政权，用中国人管理中国人。日本人希望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满洲国民”认识到：与日本亲善，为日本做事，是很光荣又很有实惠的选择。在东北，一句“学好日本话，能把洋刀挎”很能说明侵略者刻意制造的一种价值观。

　　对于那些在“九·一八” 事变前已经记事的东北人来说，让他们相信日本人的亲善友好显然不太现实，于是日本的奴化教育就把青少年学生作为改造的重点。日本人在中小学强制要求学习日语，其实已不仅把它当作一种交流工具，而是进行文化渗透。

　　事实上，无论“崇日”、“恐日”还是“亲日”、“媚日”，多数时候并不是独立推行并有清晰界定的。比如，李连举在舒兰国高读书的时候，学校就曾组织他们到伪满洲帝国的首都新京(长春)参观，目的是让他们领略伪满洲国的“兴旺景象”，进而饮水思源，不忘日本人的恩情。还有一些大学生，被送到日本本土参观，无非也是向他们夸耀日本国家如何强大，民族如何优良。这些举措，可以看作奴化教育的综合体现。

　　另外，日本人在东北开办了许多面向本国子弟的学校，其目的就是培养大批熟悉中国国情的青年人，以利于维持他们的殖民统治。他们为侵略和奴化中国人所做的准备，精细到了可怕的程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不仅远胜于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甚至也胜于中国人对中国的了解。

　　(文中部分资料为本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