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圣地洪流：知识分子在延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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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2:07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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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运动后，一批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据两位美国学者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投奔延安的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的文化人，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
□本报驻京记者 石 岩 1940年早春，从重庆到宝鸡的公路上颠簸着一辆敞篷车。车上的乘客看上去跟普通乘客没有什么不同，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有不止一种身份。 驾驶室里坐着一位穿西装戴礼帽的先生，同行者只知道，他是车子的主人、陕西褒城酒精厂的老板、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留德回来的洋学生，实际上，他的不为人知的身份是边区的统战对象。车斗里放着另外十来名乘客的行李，人坐在行李上面。携妻带小的东北口音的敦实汉子，是知名作家萧军，而总是亲切唤他“三郎”的则是另一位东北作家苏群。两位穿旗袍、高跟鞋的“银行小姐”则是重庆青年运动的风云人物冯兰瑞和南开中学的地下党员尹锡康。 车子是辆老爷车，不时抛锚，一行人且走且停，从重庆到宝鸡走了一个月。从宝鸡到西安转乘火车，“银行小姐”摆派头坐进包厢，她们哼唱《何日君再来》的声音不时从包厢里传出来。到了西安，两人低头疾走，连车站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就上了一辆黄包车，直奔位于七贤庄一号的八路军办事处。在七贤庄，她们惊讶地陆续碰到跟她们坐同一辆敞篷车的人，一个也不少。原来一车人都是去延安的。 从1935年到1947年，在通往延安的公开或隐秘的大路小径上，这样的际遇不计其数。 “一二九”运动之后，一批批对国民党消极抗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奔赴延安。根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德·Ｗ·克莱因的统计，1938年末，等待批准进入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2万人。到1940年代初期，延安已经形成一个约4万人的知识分子群体。1930年代至1940年代的延安，见证了共产党人和知识分子的第一个“蜜月期”。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 背着行李， 燃烧着希望， 走进这城门。 学习、歌唱， 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 诗人何其芳用热情洋溢的笔墨描绘那时的延安。诗歌所表达的浪漫情怀在当时是普遍存在的。很多人在到达延安之前，对延安并无特别形象具体的了解，光是“自由”、“民主”、“抗日”这3个抽象的词语，就足以让他们热血沸腾。 在重庆躲避追捕的冯兰瑞，接到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转达的组织有意让她去延安的消息时，高兴地跳起来，理由相当朴素：延安没有盯梢的，延安吃饭不要钱，延安是自由、民主之地，抗日不受管束。在重庆，冯兰瑞看到日机轰炸之后鲜血顺着山城的斜坡街道往下流，国民党暴戾地镇压青年的爱国运动，甚至到了见到有人读红色封皮的书和《马氏文通》(编者注：近人马建忠所著汉语语法书)都要抓的地步。当时的燕京大学学生张定与冯兰瑞有类似的感受。他目睹了上千人在躲避轰炸时活活憋死在防空洞里。国民党腐败黑暗，军队且战且退，却动用精锐兵力对付共产党。“‘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张定说。 也有一些人是在对延安有了较为真切的了解之后才投奔之。1937年春，柯华作为“燕大学生延安参观团”的一员，第一次来到延安，那时他已经在校园里读过了斯诺的《西行漫记》，看到了那时和日后都没有公映的斯诺在边区拍摄的记录片，“很感动。”今年90岁高龄的柯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另外，大家也得到消息，知道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朱毛和几个将军的名字都熟得很，就想着亲自去延安看看。去延安是地下党组织起来的，当时燕大有社会科学联盟、民族解放先锋队，这些都是党的外围组织。”曾在延安给斯诺作过翻译的燕大学生黄华担当延安方面的联络人。 “人数不能太多，人太多了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所以限定10个人。”1937年3月，由两名女生8名男生组成的“燕大学生延安参观团”，以旅行的名义从北京出发，“一路上我们都是漂漂亮亮的洋学生打扮，国民党根本没有想到我们要去延安。” “这是全国第一次有一个代表团去延安，受到的欢迎非常热烈。除了周总理在重庆谈判，少奇在山西，其他人都见了，毛主席接见了两次。到的那天，他接见我们，从下午四点谈到晚上八九点钟。他首先表示热烈欢迎我们，这不是客套，是他真实的心情。” 毛泽东对燕大学生积极参与的“一二九”运动给予极高的评价：“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这一下子拉近了学生们跟他、跟共产党人的距离。 学生们向毛泽东提了几个问题，战争打得起来打不起来？我们能不能跟日本人打？国民党那么腐败，统一战线搞得成搞不成？前两个问题，毛泽东给了令他们信服的答案，这些答案跟他日后在《论持久战》中的系统表述是一致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当时没做明确答复，而是说，统一战线先不讲了，过两天有个报告，你们去听。 因为不允许做记录，这次接见更详细的内容，年事已高的柯华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毛泽东的预见性给他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去的时候是3月份，他那时就说，不久，日本人就要打进来了。北平将成为抗日的前线。” 这次会面，毛泽东的魅力征服了从小在富裕家庭长大、在美国人办的大学里受到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熏陶的燕大才子们。告别的时候，学生们想给毛泽东照张相，但他没同意，理由是，这样的照片被国民党搜到，对他们不利。 10名参观团的成员后来都投奔了延安。 黄金岁月 抗战爆发之后，800名燕大学生中，像柯华一样先后投奔延安的有200多人。张定回忆，那时燕大的校长、教授们经常为投奔延安的学生提供方便。校长陆志韦告诉学生：如果沿途受到国民党的盘查，就说你们因为转学到山东的齐鲁大学，要经过陕西。如果国民党到学校来查，我给你们出证明。 “当时，全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都是同情和向往延安的。”冯兰瑞说。 如果说，国难当头、执政党腐败是青年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外因，更为重要的内因是当时共产党自身的状况。 从一诞生就历经腥风血雨的中国共产党，在到达延安的最初几年里，迎来一段“黄金岁月”。没有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远离日本侵略者，生活安定，衣食有保障。大生产、减租减息、灵活的混合经济对根据地的巩固起到了重要作用。作为领导人的毛泽东，“从日复一日的重压下解放出来”，“有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的时间从事研究和思考，写出许多最富有洞察力的文章。正是从这时起，人们开始越来越经常地听到‘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教授莱曼·范斯莱克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这样评价延安岁月对共产党的重要。 写作《论持久战》这样大文章的同时，毛泽东也关心知识分子的“小事情”，多次发表关于“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而要大力培养干部就必须大力吸收知识分子，尤其是知识青年”的观点，并于1939年12月，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于是出现这样的情况：1938年8月下旬至9月的《新华日报》曾同时刊登共产党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和国民党办的“陆军通讯兵学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招生广告。国民党军校学员入学后一切由学校供给，每月有8.5元至12元不等的津贴。共产党的“抗大”除了负责入学后的吃穿外，没有津贴，且需“来时自备旅费及被服”，但报考的人仍然络绎不绝。 1930年代到1940年代，延安的青年人中，有来时带着钻石首饰的华侨，有上海滩的女明星，有冼星海、邹韬奋、丁玲、艾青、茅盾、萧军等著名知识分子，也有张学良的弟弟张学诗、杨虎城的儿子杨拯民这样的爱国军人。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笔名为尼姆·威尔斯的妻子是延安好奇、活跃的客人。他们在延安度过了一段自由快乐的时光。周末开舞会，夜晚看星星、办沙龙。青年沟的礼堂里轮番上演《玉堂春》、《苏三起解》、《打渔杀家》、《林冲夜奔》、《带枪的人》(编者注：苏联作家包戈廷歌颂列宁的戏剧)。自办的刊物、壁报层出不穷，可以歌颂，也可以大胆地批评。 “有没有什么别的学校，由于‘纸荒’而不得不把敌人的传单反过来当作课堂笔记本使用？或者每个学员的教育经费包括伙食、衣着等一切在校开支每月不到15元？或者那些鼎鼎大名的学员首级赏格加起来总共超过200万元？红军大学就是这样。他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一家。” 这是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描绘的“红军大学”。 在斯诺的笔下，“红军大学”泛指延安大大小小的抗日军民学校，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这样的学校有17家。其中最有名的是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等。 泰籍华人马松曾这样回忆1938年到1940年间，他在抗大的生活 “衣服只发一套，无换洗的，只好在星期天到河边脱光衣服，一面在河里洗澡，一面洗衣服，等衣服干后穿上才返校。每月只发一元钱零花钱。住的窑洞要自己挖，吃的粮食和烧的柴火到几十里地以外去背扛，吃的多数是小米饭和山药蛋。每个学员都要剃光头，有的知识分子还为剃光头而哭鼻子。” 即便这样简陋的办学条件，也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换来的。早在1937年，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为这些学校网罗师资的努力。先后抽调艾思奇、何干之，安排张仲实、茅盾等人到延安任教。 社论、党史、毛泽东政治军事理论是这些学校最重要的教学内容，高级班的学员要逐字逐句地学习马恩列的著作。王若飞、和培元、郭沫若、王学文、张如心等人兼讲一些文史知识。 抗日根据地办起一所所“党校”，把马列主义的政治教导、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智慧、抗日爱国的热情、“边劳动边生产”、“与工农结合，向工农学习”的信念，一齐灌输进学员的大脑。 这些学校真正地实现了“有教无类”。据1938年抗大第4期统计，学员文化程度分别为文盲152人小学594人初中1417人高中1440人专门学校145人大学428人研究院11人留学生25人其他57人，共4269人。文献称，“这是抗大历史上学员人数最多的一期也是知识分子比例最多的一期”。 在革命思想的武装之下，刚刚参加完识字班的红小鬼可能是知识分子的“老师”。对于刚到延安的冯兰瑞来说，最堪苦恼的事情是延安的雨天。雨水把一道道黄土坎坎模糊成一片。一个下雨天，在去食堂吃饭的路上，冯兰瑞随口的一句抱怨“下雨真麻烦”，立刻引来在食堂工作的红小鬼的批评：“你只有走路的意识，没有吃饭的意识”——意思是，不下雨庄稼就不能生长。冯兰瑞不再做声。 初到延安，冯兰瑞的工作是写10年内战时期的青年运动史。因为写书的缘故，冯兰瑞经常到杨家岭徐特立的住处去，每次徐老都要留她吃饭：大米饭、西红柿炒鸡蛋。这是特别的款待，延安普通工作人员的伙食是小米饭加土豆、 白菜汤，有级别的老同志才会配给一些大米。115师的师长林彪几次请战地记者柯华吃饭，每次也不过是炖一只老母鸡。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在精神上是快乐的。”柯华说。快乐包括每个周末到毗邻女大的桃园去打扑克或者下班之后把办公桌凑在一起打麻将；老百姓杀猪的时候去帮忙，然后把习惯被北方人扔掉的猪大肠收起来炼油，朋友来的时候，小米饭拌猪油是无上的美味。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停止向延安供给军费并实施物资封锁。边区政府征调军队和马匹备战，然而偏遇自然灾害，粮食极其紧张。 为了扭转危机，1941年，边区政府组织起“大生产运动”。 大生产运动中，柯华到南泥湾的“自留地”里种大米、西红柿和芦笋，收成归自己。冯兰瑞“纺线线”：去合作社领棉花纺线，或者领毛线打毛衣，将成品上交，领加工费。“像我们手巧，织的毛衣有花，加工费就高一点。”今年85岁的老人对自己当年的技艺很自豪。 当时，很多搞活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尝试都被宽容地允许。柯华曾和几位同事到边区和内蒙古交界的地方买马、骡子，牵回延安来卖，挣一点钱。 范斯莱克曾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这样评价大生产：“在1937年到1944年间，粮食产量几乎增加了40%。棉花产量在战争开始时为零，1939年还微不足道，到1944年已达到300万斤皮棉以及1倍于此的籽棉。家畜的增加也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考虑到陕甘宁恶劣的自然条件，以及非常低的技术的投入，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对于边区军民来说，大生产最切实的好处是改善了生活。在柯华的记忆中，大生产之后的伙食标准是四菜一汤。冯兰瑞回忆，大生产以后，每周末可以用羊肉汤和馒头打一次牙祭。 就这样，延安一次次克服了一个个难以想象的困难，一路打着腰鼓，扭着热情奔放的大秧歌走向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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