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转折年代-民主党派的抉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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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2:07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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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年代：民主党派的抉择 中国共产党建立和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民族抗战最强大的思想武器，为爱国情殷的民主党派所倾心拥戴；中国共产党关于新民主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主张，也为一直苦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民主党派指明了新方向。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民主党派纷纷聚集到新民主主义的旗帜下，与中国共产党结为亲密的政治盟友，同进退，共患难，共同为
□本报驻京记者 夏 榆 对救国会在抗战中的贡献，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毛泽东注意到章乃器，是在1932年的延安。 章乃器发表了很多号召团结抗日的文章，毛泽东看到了，认为章乃器的文章写得好。这时的章乃器，是上海滩著名的银行家、经济学家。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后，章乃器不断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并与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李公朴、周新民等组成了一个十人小组，以聚餐会的方式定期讨论救国方策，这个聚餐会成为后来救国会的前身。 救国会是在日本加紧侵略中国的危急时刻，由社会各阶层中主张抗日的群众组成的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各界民众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国民党政府罔顾民意，继续对日妥协。在这种情况下，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等280余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坚持领土主权完整等八项政治主张。随之，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以及学生救国会等组织相继成立。 为了团结全国民众，发起救亡运动，1938年5月，以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为骨干，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为基础，联合全国18个省60多个救亡团体，在上海成立了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陶行知等被推选为救国会负责人。在救国会成立的宣言中，他们提出“停止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救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战线”和“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 救国会虽非政党，但表现出极高的组织性。在上海，救国会数次领导声势浩大的纪念活动和示威活动。作为抗日民众最大的团体，救国会承担了抗日救亡的启蒙工作，它参与创办和出版发行的刊物与图书，在全国中下层民众中拥有广泛的读者。救国会日益扩大的社会影响，给国民党政府造成强大压力，国民党不得不对其采取招抚策略，蒋介石约见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提出救国会要接受国民党的领导。救国会的领导层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他们明确表示，只要停止内战，发动民众抗日，不领导也等于领导了。 救国会的兴起，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注意。章乃器之子、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1936年春，毛泽东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的工作时，交给他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找到章乃器，与救国会建立联系。不久潘汉年奉命从苏联回国，加强与救国会的联系。同年7月15日，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发表重要的救亡文献《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全面阐述救国会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主张。” 中共很快做出回应，8月10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救国会全体会员，称赞救国会的主张“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他在阐述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后，表示愿在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加入签名。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章、陶、沈、邹，热情地表示：“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他希望与救国会领袖们“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委派潘汉年与他们经常交换意见。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当局迫于日本政府的压力，以“危害民国”的罪名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史良、王造时、沙千里，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七君子事件”。这一政治事件激起全国人民和国内外进步人士的义愤，纷纷奋起营救，中共中央也发表宣言抗议。20天后，“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留蒋介石，并把“释放上海爱国领袖”作为和谈的八项条件之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亲赴西安调停，并在与宋子文等谈判时，提名宋庆龄、杜重远和尚在狱中的沈钧儒、章乃器在未来的抗日联合政府中担任职务。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我们推宋庆龄、杜重远、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入行政院，杜、沈、章等可为次长。”1937年4月，国民党当局罗织罪状，对“七君子”提起公诉，毛泽东于4月11日致电正在与国民党谈判的潘汉年，指出审判“七君子”完全违反民意和两党团结对外的主旨，要求他入南京向陈立夫、张冲提出抗议；同日，周恩来先后致电张冲、蒋介石，中共中央又发表《对沈、章诸氏被起诉宣言》，要求立即释放“七君子”和一切政治犯。中共代表潘汉年还亲自到狱中探望“七君子”。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举国一致的抗战局面终于形成，“七君子”在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下胜利出狱。对于救国会对抗战的贡献，毛泽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中国的抗战是两种力量打出来的：一、红军北上——这是武的；二、救亡文化运动——这是文的。在救亡文化运动中，救国会起了中心作用。”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让蒋介石大发雷霆，共产党却给予了热情的支持 1939年10月3日梁漱溟结束华北考察由西安飞抵成都。 当时蒋介石正在成都参加自兼四川省主席的就职典礼，梁漱溟前往晋谒报告见闻甚久，他本想向蒋提出解决党派问题，由于蒋介石答应回重庆后接着谈，故当时未便提及。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梁漱溟心里。“党派问题近则妨碍抗战远则重演内战非想解决办法不可。第三者联合起来共同努力为当前第一事。” 梁漱溟10月23日返回重庆，可蒋又飞到桂林、湖南去了。急不可待的梁漱溟于26日晚赴重庆曾家岩50号，找到因出席参政会尚未离渝的中共参政员秦邦宪、吴玉章、董必武等，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团结统一”才是急务，主张国家应“从统一到宪政”。对于统一的步骤他主张“先谋第三者之联合”，其理由是：“在当前危机下，所有两大党以外的人有其不可逃的任务，就是不许内战起来妨害抗战。” 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中除国民党以外的在野党派参政员及个别无党派参政员集会于重庆青年会餐厅正式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出席成立会的人有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章伯钧，国社党的罗隆基、罗文干，职教社的黄炎培、江恒源，乡村建设派的梁漱溟，救国会的沈钧儒、邹韬奋、张申府、章乃器，以及无党派的张澜等。 统一建国会的成立动机梁漱溟明白地说是“鉴于国共不协隐忧实大”，故结合国共以外之各党派暨在野人物“进以求全国之团结抗敌退亦将抑制内战。” 然而，作为国民参政会中以中间党派为主要成员的统一建国同志会除了在1940年4月的一届五次国民参政会上对调解国共关系有所努力外实际上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这使统一建国同志会感到自身渺小从而产生了加强组织的念头。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急剧恶化的形势为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提供了契机。 1941年3月19日，民主政团同盟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暨正式成立大会召开。 民盟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一个团体会员制的党派结合体。公推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后黄炎培出于政治原因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任主席。当时的秘书长左舜生是青年党领袖；组织部长由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出任；罗隆基代表国社党出面担任民盟宣传部长。 民盟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地方活动没有开展。受惠于西南联大高质量的教员和(云南军阀)龙云提供的政治保护，罗隆基在云南建立了全国第一个支部，建立时一共6个人。其中，罗隆基是民盟中央委员、国社党党员、西南联大教授，周新民是上海救国会领导机构成员、中共地下党员，由董必武派到云南和罗隆基一起建立支部，在西南联大的盟员主要是国社党的成员，如潘光旦、曾昭伦等。 近代史学者闻黎明介绍祖父闻一多加入民盟的情景时说：“那时候他说了一句话：‘现在火都上房了，谁来救火都可以，因此我愿意参加民盟。’” 早在1944年春天，吴晗就动员闻一多加入民盟，闻一多没有答应，他对吴晗说：“我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参加你民盟做什么？”闻一多信奉“君子群而不党”的观念，一直专心学问，跟党派保持着距离。他认为按照西方对党派的定义，结党就是为了参加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政党政治。知识分子可以成立各种团体但是不应该结党参与政治。但1944年秋天发生了震动西南的豫湘桂大溃败后，大批难民疏散到昆明，贵州独山已经失守，重庆一时又有迁都之议，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觉得如果昆明不保将无路可退，后方空气非常紧张。形势的发展把每一个人都拽到政治的漩涡中去，闻一多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入盟。 民主政团联盟的诞生是中国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此之前，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还不曾有过有这么大力量和影响的中间性政党。对于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蒋介石大发雷霆，声称“不能让一个以国民党、共产党以外自命仲裁的政团成立”，但面对既成事实也无可奈何。 民主政团联盟在中国政治舞台的崛起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中共首先对它表示了热情的支持，称赞它的纲领强调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障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的必要”，指出这是对抗战期间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这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训令各报不准刊登有关消息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虽是秘密进行的，但对中共来说，却是“公开的秘密”。梁漱溟在1941年3月28日就已经知会周恩来。5月20日，梁到香港后，即与中共在港的负责人廖承志接上头，以后常常得到中共驻港办事处的具体帮助。廖承志派《华商报》社长范长江与梁漱溟联系，当范长江了解到梁漱溟要办《光明报》但经费困难时，立即说起南洋华侨愿意资助，第二天就送来5000元港币。梁漱溟马上意识到，“这笔款是中共给的。” “李闻事件”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倒行逆施的国民党，终为人民抛弃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外出回家路上，被特务尾随枪击，当即倒在地上，抬到医院紧急抢救无效，于12日凌晨5时20分逝世。 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李公朴殉难经过报告会上，发表了正义凛然的讲话，严厉正告国民党：“广大人民是打不尽，杀不完的！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这篇讲话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最后一次演讲》。 是日下午5时，闻一多参加记者招待会之后，回到寓所门口，也被特务连击数枪，倒在血泊之中，当即殒命。 国民党的暴行受到社会各界民众的强烈谴责。许多地方成立李闻血案后援会，对国民党当局进行控诉和声讨。美国53名著名大学教授联名上书杜鲁门总统和美国国会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行提出严重抗议。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邓颖超、李维汉等对李、闻遭暗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1946年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严正地指出，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的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7月26日，延安举行反内战反特务，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等烈士大会，朱德总司令在大会上讲话。7月28日，重庆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到会者有张群、张笃伦、吴玉章、胡子昂、周炳琳、许德珩、史良、张友渔等各界知名人士和文化教育界教师、学生、职业青年、工人、机关公务人员、家庭主妇、在职军人等6000余人。 国民党的暴行，激起全世界有正义感的人们的愤怒。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进新民主主义，赢得了民心，为解放全中国打下了民众基础。 (本文在写作中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闻黎明先生，并得到实习生许桐珲协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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