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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特刊:当惊宝塔殊 国际友人在延安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9月01日12:07 南方周末

  当惊宝塔殊:国际友人在延安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延安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有美、英、苏、德、加、波、印、朝、日、新西兰等10多个国家,100余位国际友人到延安及陕甘宁边区访问或工作。他们中有记者、学者、作家、医生、技术人员、军事顾问和社会活动家等。就对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国际文化交流,以及其个人命运浮沉来说,最富传奇的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新闻记者和作家。
最令人崇敬的是以身殉职的援华医生。规格最高、能量最大、对历史格局形成最有影响的是美军观察组及美国政府要员。

  □朱鸿召

  远来的朋友都是客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率领工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参与解决“西安事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虽然取得了立足存身之地,并获得政治合法性和一定的军事装备,但处境仍然困难,迫切需要道义的支持和舆论的伸张,以拓展生存空间,赢得力量的增长。

  在这种情况下,党对于有朋友内线介绍来的境外新闻记者就格外器重,敞开大门,礼遇有加。朋友介绍的客人就是自己的朋友,多个能对外界发声说话的朋友就多了一条通往前途的生路。经宋庆龄引荐,在中共北方局的周密安排下,1936年7月,斯诺与马海德一起穿越东北军防地,经延安到达当时红军总部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的保安。马海德是医学博士,此后10年一直在延安当医生,并与漂亮的鲁艺学员周苏菲喜结良缘。埃德加·斯诺成为采访红军、报道现代中国革命的第一人。

  中共中央对斯诺到访非常重视。主持中央工作的张闻天,早在5月15日就专门召集会议讨论并布置有关事宜。当时在保安的外国人只有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曾随同红军长征,时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斯诺和马海德的到来,使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外交部的招待所第一次名副其实地接待了下榻的国际友人。

  斯诺到来的当天晚饭后,毛泽东来到招待所。这位名震遐迩的“赤匪”、国民党政府悬赏25万元银洋予以缉拿的第一号人物,立刻引起斯诺的兴趣。斯诺此后将他在延安采访到的内容,撰写成在海内外产生巨大影响的《西行漫记》。

  但是为什么选择了斯诺﹖因为他的国籍和他的独立性格。当然有可能的话,也可以找一名中国记者,但他得不到治外法权的保障。如果找英国、法国或德国记者,他们国家的治外法权已给他们带来极坏的名声。如果找俄国记者则会引起各国的怀疑,这是毛泽东和那些不同意莫斯科意见的中国领导所不能接受的。这样就只有考虑找美国记者,其中斯诺是最理想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和中国左翼的联系比斯诺密切,但联系太紧会变成一个党派人物的形象,发表作品的领域就有限。(美约翰·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第70页。)

  毛泽东先用几个晚上向斯诺介绍中央的政策,说明在中国产生的共产党力量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以后又打破了共产党领导人不谈个人私事和家庭生活的习惯。毛泽东对自己的家庭和经历作了仅此一次、以后再也没有过的详细叙述。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其他领导人以及普通士兵,都坦露情怀地接受了客人的采访。

  延安感动了国际友人

  接客以礼,待客以诚。延安条件艰苦,国际友人的生活却都被安排得比较好。1937年1月,史沫特莱以记者和作家的身份到延安,在“外交部招待所”住过很短的时间后,就搬到凤凰山东麓的两间窑洞里,出行有马,使唤有“小鬼”,做伴有翻译吴光伟,生活很是满足。同年7月,她致朋友信中称:

  在战争和战争的各种流言中,我在这里有了一个美国式的花园。……清晨我在山间漫步,穿过峡谷,一路采摘野花——燕草、桔红色的大百合、鸢尾花等等,在这里它们显得漂亮极了。然后,我骑上心爱的“云南”——贺龙在云南缴获的小马,朱德送给我的。一阵风似的驰过峡谷,翻过小山。

  延安宁静温馨的客居生活,深深地感染着这位生活中的流浪人、感情上的猛浪者。

  史沫特莱生于美国西部,自称有印第安血统,中学时就是“一个直言不讳,爱惹是非,激烈异常,带着枪和匕首进进出出”、“想出各种办法来消除身上任何一点女人气”的人。她有诙谐而粗俗的谈吐,以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去交往印度自由之友协会的领导人,在美国被捕入狱,偷渡去柏林参加第三国际,要“像一个男人一样解决性欲”……极度的激烈和反抗,使她一度接近精神崩溃和彻底衰竭。直到1928年她从柏林到莫斯科见到宋庆龄,并来到中国,在上海接触茅盾、鲁迅、冯雪峰和新文学年轻作家萧军、萧红、周立波等人后,才逐渐收敛自己。所有这些被生活扭曲了的个性和自我的尊严,都在延安的客居礼遇中得到慰藉和补偿,她感到“我过着一种从未梦想过的平静而美好的生活。无论是在上海还是在美国,我都不能过得如此自由自在,如此惬意”。([美]简·麦金龙等《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第19、198页)她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受到拒绝。

  她提出领养一名红小鬼为子,又未成。殊不知,客只能是客。从冬到春,经夏至同年9月,她不无感伤地离开了延安。

  在延安供给制条件下,八路军津贴分为五等:士兵1.5元;排级2元;连级3元;营团级4元;师级以上,包括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均为5元。但新知识分子,如艾思奇、何思敬、徐懋庸等人,津贴费却达到每月10元。1938年3月随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到延安的加拿大医生白求恩,同年6月奔赴晋察冀前线,毛泽东致电聂荣臻,每月发给他生活津贴100元。白求恩谢绝了,他表示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住行等一切均已供给。

  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又名“迪克西使团”抵达延安,其成员津贴每人每天7美元,即每月约200美元。“每天早晨,中国的勤务兵就会把每个窑洞门口的大陶瓮里装满热水。观察员们再将水舀进他们的脸盆里。”“尽管除了早上的咖啡时间外,共产党负责他们所有的起居饮食……包瑞德提出要对这些服务付费,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把为使团提供食宿当成他们的义务。”饮酒、打猎、跳舞、看电影,是消磨业余时间的主要方式。惟一遗憾的是,观察组成员大多是身强体壮的光棍汉。有一次,瓦·格雷斯在舞会上对一位中国姑娘眉目传情,延安方面非常严肃地对待之。也是周恩来告诉包瑞德,他们反对这种调情行为,除非两个人是真心相爱。包瑞德马上警告格雷斯,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他就得离开使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观察组成员说:“与重庆相比,延安简直是地狱,因为在延安没有妓女可带回他的住所。”(美卡萝尔·卡特《延安使命》,第53、54、62、290页。)

  换一双眼睛看延安

  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有治外法权为作客的洋人们作保障,但土匪、流弹、灾祸、疾病是不认这个账的。还有国民党当局的检查封锁,更使国际友人到延安遇到重重困难。路途的艰险,延安的礼遇、共产党的蓬勃朝气、尤其是严密而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深深地吸引了这些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际友人们。

  1936年10月,海伦·斯诺以斯诺夫人的身份到西安,滞留了两周,每天都急得要死,渴望次日清晨就能动身去陕北。由于西安事变前形势危急,她只有折回北平。半年后,她才如愿进入延安。她出身高贵,美貌而有教养,带有西方贵族气质。她以自己特有的敏感,关注延安革命队伍里的妇女问题和生命问题。“现在1937年春夏之际,引者注,陕北是世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依旧有鼠疫的地方。天花、伤寒、红疹等病症通常在延安按时流行,痢疾和诸如此类的小病更简直是一种习惯。共产党又如何敢带领一支军队到这样一个地方——也许是中国最容易死亡的地方来﹖”理想,崇高的理想,她发现这是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人在恶劣的环境中英勇奋斗的动力所在。“中国共产党在许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公共社会生活,惟以英雄的主旨代替了村落的幽静。”(《续西行漫记》第64页)个人观点难免偏颇,能提供一个新的视角,便增加了一份对复杂历史的理解可能。

  那些曾带着挑剔眼光进入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在观察延安、并深入华北前线考察后,写给其上司的报告中,表达了他们的惊叹:

  在我到过的所有共产党根据地,即使最漫不经心的人也会立即注意到,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氛和力量,一种与敌人交手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毫无疑问,目前他们是中国最现实、组织最严密、意志最坚决的组织。

  我们接触到的他们所有政治理论工作者的基本前提都是:政府应当是为其治下的人民谋福利的。像样的待遇、公正的税收、基本民权、丰衣足食,这是把共产党军队和政府真正与人民团结在一起的要素。

  我们所目睹的华北共产党得到民众支持的证据是这样广泛和明显,已经不能再认为这仅仅是为了欺骗外国来访者的一场表演。在中国近代史上,头一次有一个统治着广大地区的完全由中国人治理的政府得到民众积极支持,而且民众的参与正在不断扩大。(《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Ⅶ,第204、200页)

  1944年6月,随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赴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采访的冈瑟·斯坦因,通过自己的观察理解,发现:

  做一个中国共产党员和在英美属于某一政党,和做一个中国国民党员是完全不同的一回事。和做苏联共产党员一样,做中国共产党员得要毫无保留地把一个人的生命贡献于一件义务,这种义务凌驾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这就是说,在个人的职业和住所的选择上,也要服从党的命令,服从党的决定,不管这决定是由上面交下的,或是个人所属的小组的多数的决定。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就像做一个职业士兵一样。(《红色中国的挑战》,第59页)

  以近代个人主义民主思想的西方文化背景作为潜在的精神资源,使斯坦因将中国共产党与英、美、苏政党相类比,从而得出他眼中“中国共产党人惊人的特点”。所有这些,都深深地触动了到访的国际友人们,并影响到事态的走向。

  斯诺的《西行漫记》最初在英国出版,立刻引起轰动,几星期就销售10万余册。随后的美国版,成为有关远东时局的最畅销书。总统内政秘书哈洛特·艾克斯连夜读完此书,并推荐给罗斯福总统。较早读过该书手稿的总统前侍卫长卡尔逊,在斯诺帮助下,到访华北和延安。时任美驻华使馆二等秘书,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统帅部政治顾问的谢伟思John S.Service,在该书出版前的一个晚上,认真听取了斯诺的内容介绍。后来他参加美军延安观察组,对八路军和中共都秉持比较公正的立场。

  一波三折的使命

  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体量和潜能,西方记者对延安的热情报道,以及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腐败与民主凋敝,使得美国政府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格外关注中共在局势发展变动中的作用。站在自己的全球利益立场上,美国援助中国抗日,希望出现一个和平统一、民主稳定的中国,借以稳定东亚局面,遏制苏联势力的扩张。于是,赫尔利作为美国总统特使,试图导演国共和谈。

  1944年11月7日,时年61岁的高个子赫尔利将军,以美国总统特使的身份,应朱德的邀请,戴维斯的催促,从重庆飞抵延安。中共主要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

  正式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就声明,美国不想卷入中国的国内冲突,他的目标是团结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与美国合作以打败日本。随即,转交给毛泽东一份声明,说这代表了蒋介石愿意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

  1.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将共同努力将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都团结起来。2.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将遵守和完成中央政府和它的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3.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为建立一个民有和民治的政府而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两党都奉行旨在促进政府民主进程的政策。4.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所有军官和士兵……都接受相同的报酬和津贴……在弹药和供给上享有相同的待遇。5.中国政府承认并将使中国共产党政党地位合法化。所有的政党都将给予合法地位。

  毛泽东看罢,问这5点建议代表谁的观点。特使说,主要是我的意见,但是我们大家都做过研究。休会后继续会谈,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国需要统一,但要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最后特使问毛,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加入联合政府。9日,毛泽东提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与赫尔利谈判问题。10日,毛泽东交给特使同样5点建议,即《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定(草案)》:

  1.中国政府,是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为打败日本和重建中国而共同努力将中国的所有政治和军事力量都团结起来的联合国民政府。2.目前的国民政府将并进联合国民政府,该联合国民政府包括所有反对日本的政党团体和无党派政治团体。要公布进行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新的民主政策。同时,全国军事委员会要并进由所有反日代表组成的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3.联合国民政府将支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原则,旨在奉行促进进步和民主的政策,建立公正、良知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上诉权、人身保护权和居住权之政策。联合国民政府还要奉行使国民免于恐惧和物资匮乏之政策。4.所有反对日本的军队都遵守和完成联合国民政府和全国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将得到政府和军事委员会的承认。来自外国的所要求的供给都要平等分配。5.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所有抗日团体的合法性。

  特使提议,他和毛泽东都在协议上签字,并留下空间等待蒋介石签字。但在送行的路上,特使提醒毛,他不能保证委员长都接受这些条件。

  果然,蒋介石拒绝在中共提供的协议上签字,赫尔利很生气。这时,罗斯福总统任命赫尔利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作为回应,蒋介石又提出“三点反建议”:

  1.为达到迅速击败日本和展望战后中国重建之目的,国民政府期盼中国所有的军事力量得到有效的统一和集中,并同意在重新组织后将中国共产党军队并入国民军,报酬、津贴、弹药和其他供给与其他部队一样,它们将得到平等的待遇,并承认中国共产党为合法的政党。2.为进行抗战和战后中国重建,中国共产党要给予国民政府以全部支持,并将其全部军队交由国民军事委员会指挥,国民军事委员会将吸收共军高级将领参加。3.中国共产党须承认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孙中山先生的民有、民治、民享“三民主义”建国纲领,它将奉行促进民主进步发展的政策。按照抵抗和全国重建的计划,保障实现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和结社自由以及其他公民自由,除了为有效进行抗日战争之特别安全需要外。

  在重庆的周恩来表示,中共方面坚决不接受。周转述毛泽东的话说,蒋是一个腐烂的躯壳,假如美国继续扶持他的话,那是美国的权利,但蒋介石无论如何是注定要失败的。至于中国共产党,尽管美国抛弃我们也许让我们感到失望,但我们不需要任何国家的扶持。我们的人民不会妥协投降,要是蒋介石在场的话,我会当面骂他是乌龟王八蛋。

  未能成行的毛泽东访美

  实际上,这场和平谈判一开始就错了。作为特使,赫尔利太过自信,以为凭借美援就可以搞定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责成其政治改组,民主改革;共产党是股新兴的力量,可以吸收以促进国民政府焕发生机。殊不知国共两党的恩仇渊源,绝非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关系之可比拟。共产党则甚至筹谋绕过赫尔利,直接访美以获得援助。

  1944年12月初的一个子夜,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马海德秘密会见美军观察组中的海军中尉赫伯特·希契,要求他亲自到华盛顿,送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J·金一封信。希契找借口从观察组请假,搭乘飞机到重庆,几经周折得见中国战区司令威德迈将军。12月23日,他抵达华盛顿,通过海军部长,于12月29日会见国务院的约翰·卡特·文特森,转呈毛泽东的信。希契告诉文特森,他在延安的经历使他确信无疑,中国的农民是全心全意支持共产党的,共产党也是诚心诚意急于和重庆合作的,只要加强他们在中国的实力。

  元旦过后的1月6日,希契受到联席参谋长的接见,他们正式邀请他列席参谋长联席会议。希契在发言中说,“无论我们花多少钱来帮助蒋介石的政权,最终中国共产党都会取得全中国的。”因此,他建议“我们最好能重新审视一下我们的对华政策”。

  几天后,等待希契的是:我们不知道还会不会让你返回中国。

  延安没有等到希契的回音,叶剑英向美军观察组直接表示:如果罗斯福总统愿意在白宫把我们当作中国的一个重要党派来接见,毛泽东和周恩来愿意尽快单独或同去华盛顿。可惜的是这个信息也只走到了重庆。

  因为美国对华长期政策目标是,“使中国成为远东一个主要稳定因素,作为该地区和平和安全的基本条件。……我们不偏袒任何政治派别,但我们继续支持中国现政府。不过,我们寻求在它的现有格局内实现所需要的统一和有效率的政府。”有关中国的大量新闻报道和观察报告,使得美国高层非常清楚,中国国民政府已经是扶不起的阿斗,转而支持共产党势必加强苏联的社会主义东方联盟,那是万万不可以的。

  目前的趋势如果不加制止,将导致国民政府的解体、中国共产党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军阀势力的扩张、分裂和叛乱的趋势急速加剧。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十分可能导致共产党统治中国。为了避免土崩瓦解,国民政府可能寻求妥协解决它与共产党的斗争,作为最后出路。不过,除非以在政府中占统治地位为条件,否则,要共产党同意这样一项解决办法是不可想象的。不过,不论是瓦解,还是妥协,它所导致的严重的政治和经济混乱多半会在若干年内,延缓一个共产党中国的发展,使之不能成为苏联政策的有效工具。(《美国外交文件集》,1945—Ⅷ,第44页。)

  这是彻头彻尾地在使坏!延长混乱,其结果只能是最后摊牌。

  1945年8月26日,赫尔利以个人性命作担保,再次飞往延安,与张治中一起接毛泽东到重庆去和平谈判。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审时度势,认真分析了时局;以一个革命家和战略家的大无畏气概,毅然飞抵重庆,最终签署“双十协定”。9月22日,赫尔利紧急返回华盛顿听取训令。他向国务院报告,中国的两个政党似乎在和解,关于内战的谣言正在减少。甚至他也觉得,杜鲁门总统应当亲自接见蒋介石和毛泽东,让他们捐弃前嫌。

  11月6日,这位将军大使提交一份详尽的辞呈,不愿意再回中国。

  梦萦魂绕是延安

  生前死后都愿意再回中国的,是那些杰出的新闻记者们。

  延安以其黄土地的深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血肉精神,赢得了这些国际友人的倾心。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斗争的热化,当年那些对中共持友好态度的人士,如谢伟思、斯诺等人,都遭到“麦卡锡主义者”的疯狂迫害。当这些国际友人因为延安而颠沛流离,为了延安而梦萦魂绕,新中国敞开胸怀,安顿了这些永远的客人。

  1947年1月底,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延安推进,中共中央正计划撤离延安。斯特朗请求自己能被留下来,同延安人民一道撤离,过游击生活。这个请求遭到婉言拒绝时,58岁的她禁不住哭了起来。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急切盼望着到中国来。途经苏联蒙受不白之冤,又遭美国政府刁难。直到1958年,她才克服重重阻力来到中国。1970年3月不幸病逝于北京,她最后的归宿融入了心灵最温暖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孑然一身,在英国牛津大学

医院因病与世长辞,留下一封“遗嘱”般的信件,其中交代:

  我的书所带来的全部收益,不管从哪里来的,全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将军,按他的意思处理……我不是基督徒,因此不希望在我的遗体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绝对不要。我只有一种忠诚,一种信仰,那就是忠于贫穷和受压迫者的解放。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忠于中国正在实现的革命。如果中国大使来到,只要在我的遗体前唱一支歌,我就要感谢不尽了:那就是中国的国歌“起来”。因为我的心,我的精神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不能得到安息,除了在中国。因此我希望自己的骨灰和中国已逝的革命者生活在一起。

  次年5月6日,她的骨灰由一个英国“人民代表团”带到中国,被安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当初与埃德加·斯诺最早进入陕北的美国医生马海德,1988年10月在北京逝世。遵照他的遗愿,遗体献给医学事业,火化后,一部分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部分被带回美国,还有一部分撒在延河里。

  埃德加·斯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特别邀请的客人,1960年、1964年和1970年,他又先后3次访问中国。1972年2月15日,他在晚年定居地瑞士的日内瓦留下遗言:

  我热爱中国。在我死后,我愿把我的一部分留在那里,就像我生前一贯做的那样。美国抚育、培养了我。我希望我的另一部分安葬在赫德森河畔,也就是它即将汇入大西洋、流到欧洲和人类所有海岸去的地方。

  10月19日,他的一部分骨灰被安葬在

北京大学未名湖畔。两年后,他的另一部分骨灰被送回美国故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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