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刊：战前日本：从这里走向战争

　　战前日本：从这里走向战争

　　□本报记者 李海鹏

　　长崎孔庙：从此由东入西

　　有教无类。 ——长崎孔庙大成殿匾额录孔子语

　　作为港口城市，长崎向来与中国文化渊源深厚，又与中国近代的诸多历史事件深有牵涉。在这里，中国文化的外在表征就是长崎孔庙，作为1840年英国炮舰巡弋广州湾之前中国作为天朝大国实施文化输出的绝响之一，它于1839年建成，所需资金除当地华侨的捐助之外，全部由清政府承担。

　　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显然已经式微。“7年来，到孔庙来的人越来越少。”潘秀贵说。

　　这也是他在这里工作的全部7年。他是第4代华侨，40岁，自己学了一点汉语，并不灵光。

　　每年9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1点，这座孔庙都会举行孔诞日继嗣典礼，长崎市长、海关关长和中国领事都会照例参加。同时，长崎孔庙还会举办传播中国文化的讲座，来参加的人“有一些，不太多”。

　　前一段时间，在中国几个城市中显露出来的反日情绪也影响到了这个寂寞的庙宇。潘秀贵说，他们收到过日语的明信片，上面声称：如果中国再举行反对日本的游行，我们也要到这里游行。

　　在长崎，还有右翼暴力和政治团体曾向长崎中国领事馆寄过一些信件，要求领事馆工作人员“回中国去”。这种不友好的气氛并不足以令潘秀贵担忧，不过他还是会回忆起父亲在中日战争时期受到日本本族人歧视的经历。

　　“我的父亲不愿意讲那些事情，但是我想他的记忆很深刻。”他说，“因此我们更希望

　　潘秀贵说，如果把一些特殊的政治团体排除在外，就一般市民来说，长崎人都希望中日之间的冲突尽快消失。

　　就建筑而言，用料、色彩、规制，长崎孔庙与中国国内的孔庙一模一样，如果不是标牌上写着日语，很难让人意识到这个院落并不属于中国。如今，全日本有13座孔庙，大多是德川幕府时期修建，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崇拜和喜爱，是日本知识阶层的基本趣味和价值观所系。

　　与此相比，郑成功出生地则要热闹一些，纪念方式也日本化得多。郑成功1624年出生于长崎下属的日本平户市千里滨，父亲郑芝龙是中国儿，母亲则是日本长崎平户市川氏女。直到在这里长到7岁，明崇祯三年，郑成功才被父亲带回中国。

　　日本人向来把郑成功看作他们的民族英雄。江户剧作家进松门左卫门作品名剧《国姓爷合战》，讲述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故事，使郑成功成为日本民间的英雄人物。在台湾日治时期的1897年，日本当局以日本式的方法祭奠郑成功，把明永历十六年(公元1662年)建成的延平郡王祠改称“开山神社”，增添不少日式建筑风格，每年祭典均为府城盛事。

　　日本人重视郑成功的原因是，其一，在日本“收复先人土地”之妄说；其二，郑成功与德川幕府曾有密切来往；其三，据日本史料，郑成功要求日本出兵帮助他攻打清兵，前后达23次。

　　在郑成功出生前15年，西方文明到达了他的日本故乡。1609年7月6日，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两艘船舰红狮号和狮鹫号，开进了平户市的渔村码头。两名贸易特使拜访了当地的大名，并将他们的信函呈递给引退的德川家康。这次致敬的结局是，荷兰人得到了幕府将军的贸易特许，日本则遇到了第二位老师。

　　在这一择优而学过程中，中国文化仍旧得到日本的褒扬，而中华民族的性格弱点却受到了批评和嘲讽。

　　1885年，福泽谕吉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这篇译成中文不足2000字的文章成为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家的精神圣经之一。福泽谕吉在文中说，选择西方文明的道路，选择靠近西方，脱离亚洲的落后国家，才是日本的正确选择。

　　福泽谕吉说到，与中国为伍，对日本形象不利。据林思云译本，原文是：“假如支那人卑屈不知廉耻，日本人的侠义就会因此被掩盖。”

　　日本对亚洲的态度，由福泽谕吉这一代精英确立，基调便是不加同情，攻击和征服。

　　“对待支那、朝鲜的方法，也不必因其为邻国而特别予以同情，只要模仿西洋人对他们的态度方式对付即可。”

　　仅仅在第二年，风波就到了长崎。1886年7月，北洋舰队在朝鲜东海岸釜山元山一带巡游完毕，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济远”和“威远”4舰驶往日本长崎大修。8月13日，中国水兵上岸休假，在妓馆寻乐时与日本警察发生冲突。15日，舰队放假，数百水兵上街观光。丁汝昌严饬水兵不许带械滋事，但当日水兵又与日警发生冲突，双方共死伤数十人。

　　日本海军从此认定，“一定要打胜定远”。在日本民间，对中国亦战意渐浓，甚至连小学儿童游戏，孩子们也被分为两组，一组扮成中国舰队，另一组扮成日本舰队，进行捕捉“定远”、“镇远”的战斗游戏。

　　恰如长崎孔庙的大成殿匾额上的孔子语录“有教无类”，日本效法到了中国文化中最有合理性的部分，施展在教育领域中，进而创造了成功，也孕育了毁灭。它从中体现的学习能力，多年之后仍让中国人惊叹不已，戴季陶就表示，“日本这个民族，他的自信心和上进心，都要算是十分可敬的。”

　　不过，无论是深受中国文化濡染的长崎还是其他海滨，从那时起，已不再存有中国的友好之港了。

　　春帆楼：帝国交替

　　“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 李鸿章幕僚罗丰禄

　　在春帆楼外的庭院里，纪念石碑上刻着伊东已代治手书的楷书铭文：“甲午之役，六师连胜，清廷震骇，急遽请弥兵，翌年三月遣李鸿章至马关，伯爵伊藤博文奉命樽俎折冲，以此楼为会见所。”

　　春帆楼，《马关条约》签署地，如今看上去只是海边山坡上的小院子中的一幢不甚显眼的建筑，作为“日清讲和纪念馆”，还要与一家旅馆共同使用院落。即便是在其声名鼎盛之时，当年4月中日两国签约之时，它也只是一座以河豚料理闻名的小旅馆。

　　“虽然我每天都在这里工作，”下关市教育委员会“文化财保护课”的高月铃世说，“可是我也搞不清楚当初为何会选定这样一个小地方会谈。”

　　一种说法是，日本政府选择在这里会谈，实际上是看中了山坡下深而狭窄的关门海峡。这条海峡对于日本海军来说，是合适出风头的水上T型台。会谈期间，日本为威吓李鸿章，令军舰穿梭往来，以造成数量众多的印象。

　　8月中旬，古名马关的下关市清洁安静，除了客轮港口上有前往釜山的韩国乘客聚集之外，任何地方都难以见到密集的人影。整整一个上午，春帆楼外蝉鸣声声，尽管可以免费参观，前来者却只有寥寥两人。

　　“每个月会有1000多人前来，”高月铃世说，“来的主要是台湾游客，他们会以整个旅游团的规模到这里参观。”

　　这个改变了台湾命运的地方，只是一幢两层小楼，其中一楼依照当年的原样，陈列着谈判桌椅。中间是一张西式长桌，铺着猩红的台布，周围排列的西式软椅。墙角放着一个硕大的铜暖炉，看来有着抵御春寒之用。

　　春帆楼外有一条山坡小路，路牌上写着“李鸿章道”。小路宽不过1米半，在山坡上蜿蜒而上，直通当年清朝代表团下榻的接引寺。当年，李鸿章原本每日均走大路，到春帆楼参加谈判，不料竟遭日本浪人枪击致伤，其后只好改走这条小路。这一事件，在春帆楼外的铭牌上也有记载，称李鸿章被“暴汉”袭击。如今，幽静小路上洒着落叶和蝉蜕，通往日本音乐家藤原义江的故居，路边则是普通的日本人家。

　　日军攻占辽东与胶东半岛之时，清廷已全无抵抗之意，中国谈判的基础极其脆弱。从日本内阁文库所藏《中日和谈纪略》来看，李鸿章在谈判中确曾竭尽其能，据理力争，一步一步地讨价还价，为中国争取不至于更坏的结果。

　　由于李鸿章在和谈过程中遭日本浪人袭击，国际舆论大哗，日本政府为了尽快结束谈判而不得不略为收敛其贪婪。《剑桥晚清史》认为，这实际上已是中方在马关和谈时最重要的筹码。

　　最终，主要款项内容：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让辽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中国赔偿白银二万万两。后在美国调停下，中国交纳三千万两白银，赎回了辽东半岛。

　　在春帆楼，李鸿章曾举起日本报纸，援引上面“日本军费八千万两”的报道据理力争，却并无实质性成效。

　　此次会谈中提及的一个话题，对日本的“亚细亚主义”的真实性、合理性程度做出了意味深长的旁证。“亚细亚主义”，也即日后日本军官发动中日战争时的“大东亚共荣圈”口号的思想基础。

　　李鸿章在和谈中一再提出，中日近邻，同文同种，且同受欧美欺侮，应从长期友好来考虑双方关系，“寻仇不已，则有害于华者未必于东(日本)有益也”，“应力维亚洲大局，庶我亚洲黄种之民不为欧洲白种之民所侵蚀”。对于这些贴合“亚细亚主义”的主张，伊藤博文并无共鸣，索要土地钱款如旧，并无分毫让步。

　　在李鸿章代表团居住的接引寺，如今也有一本宣传册，表明“清国全权大臣”曾下榻于此。《马关条约》签定整整50年之后的1945年，接引寺遇美军空袭，除一座木门外全部化为齑粉，遗迹荡然无存。

　　面对中国记者，高月铃世像很多日本人一样言语谨慎，她说，她没有听到过“日清战争”是日本崛起标志的说法，另外，到春帆楼来参观的日本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她只是说，这是下关市的文化财产，应该给予保护。

　　“对于日清战争是不是侵略战争，我不是很清楚。”她说，“普通日本人对这个历史很熟悉，会觉得这是很平常的历史事件。”

　　条约签订的前一年，日军进攻辽东，7万多清兵遭遇2万日军。尽管后者补给线太长而不能久战，但清军毫无斗志，不到10天就从辽河东岸全线溃败。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描述这一段战况时说：“倭人常谓中国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

　　在春帆楼，至今悬挂着李鸿章手书：海岳山霞。

　　第5师团总部：野心的铁蹄

　　替天征讨不义之徒，膺惩暴支。 —— 日本军歌《替天征讨不义之徒》

　　第5师团是日本陆军的精锐部队之一，与近现代的中国命运密切相关。如今，在中日战争结束60年后，驻地在广岛市的日本陆军第5师团总部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地基。这个总部位于广岛市的1591年的藩主毛利辉元将军的城堡“广岛城”边，在1945年8月6日毁于原子弹爆炸。

　　这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在二战末期仍是日本少数的相对保存较好的部队之一，而就建制而言，在日本结束“军部独走”时代之后，它亦迎来末日。

　　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认为，“军部独走”是日本在二战前和二战中最为值得反思的历史。他以日本向青岛出兵、阻止中国国民革命军北伐作为例子，表示日本的错误在于不能容忍中国拥有发展、强大的希望。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列强在亚洲的控制力减弱，日本乘机发展起来，而中国也在国民党统治下取得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日本感到中国对自己产生威胁，因此才有了对中国的战争。”

　　遏止中国，甚至夺取中国，这个自从丰臣秀吉时代就已经萌生的狂野之梦，经由西乡隆盛的努力倡导，成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政府领导人、军队乃至国民集体意识的一部分，而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军队就从没停止过加以实践的步伐。

　　1888年即明治二十二年，日后以凶猛作战著称的第5师团成立，总部就设立在广岛。这里是日本的“军都”，铁路交通便利，又有出海港口，陆军运输部、工兵作业场和当时日本最重要的军工企业三菱重工都设址于此。

　　抗日战争前期，第5师团由日军名将板垣征四郎任师团长，担负进攻山西的任务，其属下第21旅团，就是平型关大捷中被八路军击溃的那支日本辎重部队。对于第5师团，这是中国人最为深刻的记忆。

　　事实上，日本发动的历次对中战争，第5师团均有参与。作为重要的军港，广岛一直是近代以来的历次中日战争的兵力集结和发兵之地。甲午战争中，日军的大本营就设在广岛，帝国会议也在这里召开，战争物资则由宇品铁路线运送而来，日本海军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前往黄海，战胜了北洋水师。第5师团则前往辽东半岛，参与对中国的陆上作战。

　　义和团事变后，日本加入八国联军，派出8000人的部队，人数在列强中排名第一。第5师团也在此战中前往塘沽，登陆之后占领了北京。

　　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中，陈列着日本军队在历次对外战争中的武器和纪念物。在今年，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关物品得到醒目摆放之外，日俄战争的纪念品还得到了特别陈列。今年也是这次战争的100周年。

　　日俄战争结束后，第5师团装殓了战死者的尸骨，跨海回乡。波涛浩淼之际，眼前的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强国，身后的中国却成了满目疮痍的战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在中国战场，第5师团屡次参与重大战役。它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又驻扎南宁，对抗李宗仁、白崇禧率领的50万中国军队，参加了昆仑关战役，后又驻守印度尼西亚。

　　日本军队认为，这是他们一直以来的责任，其动力核心就是“膺惩暴支”，即指应该惩罚残暴的中国。第5师团像所有到过中国的日本军队一样，唱着军歌《替天征讨不义之徒》前进并屠杀中国军民，其中一句歌词正是：替天征讨不义之徒，膺惩暴支。

　　如今，经历了60年前的原子弹爆炸，它在广岛总部遗留下的明显军事建筑只有一处：中国军管区的地下通信室。“中国”是指当地地区。在5米外的广岛护国神社的门口，柱上的刻字与第5师团有关：“杀身成仁功盖四时，舍身取义节贯雪霜”。背后的署名是：“中支派遣开望部队生存者一同建立，昭和四十八年一月之吉”。其中年份，即1973年。神社正在翻新，柱上刻字在阳光下看上去簇新耀眼。

　　对于昔日发生过的一切残暴往事，当年的日本民众视为理所当然，如今的日本民众则知之甚少。8月7日，在广岛市乡土资料馆展出的“战时国民生活展”中，到处都是当年日本全民族支援战争的遗留物。在学生课本上，满眼都是武器，即便是小学生的旗帜、妇女的头巾，也都有着战争的痕迹。在一张刺绣条幅上，是当年的广岛妇女们的爱国字迹：庆祝徐州陷落。

　　在8月7日早晨，在毁于原爆、只余地基的第5师团旧址，赶往附近的幕府时期广岛老城游览的日本游客中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曾驻扎过军队。一位游客解释说：“现在时代已经不同了，很多人不知道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别国的一般民众，要求他们了解某些历史事实似乎并不容易。即使是一些左翼的日本学者，也认为纠缠历史并无必要。

　　“历史问题越谈越麻烦，”8月17日，学者 健吾在东京说，“哪个国家都有不愿意说出来的事情。学者应该冷静客观地对历史加以研究，但是民众的感情冲动则毫无必要。”

　　靖国神社游就馆：徜徉的军国阴魂

　　“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 ——戴季陶《日本论》 8月15日上午，“全国战没者追悼式”在东京武道馆举行，日本天皇、首相及高官悉数出席，小泉纯一郎首相在仪式上再次就日本发动战争向受害的亚洲各国道歉。同样是在这天上午，东京靖国神社的游就馆内正在举办日俄战争百年纪念展览。这场主要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战争，在日本被视为本国跻身列强的标志。

　　游就馆的名字来自荀况《劝学篇》中“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一句，原文意为，君子必然要选择一个居住的环境，如果出游，就要与有学问操守的人来往。靖国神社选择这个词，应该是希望“君子”前来参拜，在心灵上与“士”为伍。

　　在靖国神社“游就馆”外的小广场上，树立着二战日军的军马和军犬雕像，军犬雕像得到的祭品是两罐狗粮。更大的一尊雕像用于纪念“特攻勇士”，即神风突击队员。在馆内，陈列着二战日军使用过的榴弹炮、加农炮和重机枪。最为醒目的是一架三菱重工生产的零式战机，在1940年代，它参与了历时5年半的重庆大轰炸，那也是人类历史上时间最久的、不区分军事目标和平民百姓的无差别轰炸。

　　在靖国神社，类似“田中支队忠魂碑”和“常陆丸殉难纪念碑”这样的高大纪念碑比比皆是。前者纪念的是“西伯利亚出兵”，即反苏维埃战争中日军的惨败，后者纪念的则是日俄海战。

　　游就馆共有14个展厅，除了少数几个展厅用于展示明治维新时代殉国的日本牺牲者的遗物、靖国神社本社创建的“宝物”和史料和战前收集到的弓箭、日本刀等冷兵器之外，大部分展厅都在炫耀对外侵略的军功。

　　8月15日当天，有20.5万日本国民参拜了靖国神社，自从1869年建成以来，这是136年来靖国神社参拜人数最多的一天。翌日的《朝日新闻》分析说，靖国神社参拜人数如此之高，其心理动因之一是，日本民众对于中韩两国的相关批评的逆反。报道举了一个84岁老兵的例子，他来自福冈县，今年是其第一次长途跋涉前来参拜，主要原因就在于表达对中韩“干涉”的不满。

　　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战争遗族，横滨国立大学教授村田忠禧表示理解，他说，遗族参拜是基于血缘感情，并不等于军国主义的同情和肯定。不过，他认为，游就馆的存在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现实。

　　　“游就馆表扬军国主义精神，让年轻人崇拜武力，”村田忠禧认为这非常糟糕，“它否定了日本战后的和平化转变，与日本战后的和平精神完全对立。”

　　在游就馆中，第4展厅展示的是“日清战争”、日俄战争“殉难”的日军遗物，第5展厅陈列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满洲事变”、“支那事变”而阵亡的日军遗物，其中的“必胜誓言”、“遗言状”等，洋溢着轻视生死、不惮杀伐的决心，应该就是这里“游必就士”的本意。第6展厅展示的是日军偷袭珍珠港等战役时“殉国”的敢死队员的遗物，其中包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的遗像和遗物，如山本穿过的军服大衣及亲笔题写的“不自惜生命”。第7展厅的内容是太平洋战争的关岛防守战，第8展厅的主题则是硫黄岛和冲绳岛战役，第9展厅展示的“海军神雷部队”攻击珍珠港时的大型现场攻击图，并陈列有一架当年的单翼攻击机。第10展厅陈列的日本战败前“昭和殉难者”的，包括陆军大将阿南惟几穿戴过的军服、军帽遗像及获得的勋章。

　　萦绕在游就馆乃至整个靖国神社之间的，除了慷慨赴死的“悲壮情怀”，就是对显赫军功的自豪。

　　“靖国神社是个问题。” 健吾说。

　　他认为，靖国神社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存在，还停留在现代文明确立之前的时代的价值观和信仰当中，而那些价值观和信仰，如今看来已经是对人类的罪行。“应该注意的是，就在二战前后，人类对战争的看法产生了变化，在那以前战争不是道德问题，在那之后则被赋予了道德意义。” 健吾说。

　　此前，靖国神社方面惟一一次接受了华文媒体的采访，采访者是BBC中文部。在被问到“我听到有不少人指出，你们的那座军事博物馆——游就馆美化战争”的问题时，靖国神社公关部负责人大山晋吾回答说：“游就馆只是表彰那些战死者的爱国心，并非表扬他们打下了几架飞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它就不会发生，如果游就馆里面没有展示当年的物品的话，人们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现在的年青人对历史的认识太少。”

　　他强调：“靖国神社是一个宗教设施，是一个信仰的场所。”

　　此中“信仰”，即指日本神道教。这种颇有原始余韵的宗教与祖先崇祀密切相关，相信人之后都可以成神。在现代文明社会，是否有足够多的日本人真的相信这一断言很难计算，但是在战争时代，这种迷信确实深入日本的灵魂，既激发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导致了极端的愚昧和残忍。戴季陶在其《日本论》中就已预言了它的两重性：“迷”是没有理智的意识，“信”是醇化感情的真力。

　　如今，村田忠禧不认为日本还留有多少真正的军国主义分子。“日本最活跃的右翼并不是为了信仰而努力，哪怕是邪恶的信仰。”他说，“实际上他们是职业性的，每次出动都要领取薪水。”

　　他说，这些只是靠骂人生活。比如右翼团体“青年社”，去保卫“尖阁列岛”(即

　　“中日之间其实没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吵架，争执，都没什么。” 健吾说，“国与国之间本来就不必亲密无间。政治吵架，经济不是要一样往来吗？中日之间不打仗就一切都好。无论你们看到多少问题，日本的和平宪法、民主体制、国民的和平愿望，都足以保证日本不会发动战争。”